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它是中国古典诗歌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歌的含蓄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象征等手法，造成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读者从中获得无穷之意蕴。

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如《诗经·蒹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在先秦至六朝的典籍中，虽未具体提及“含蓄”一词，但已推许类似的手法，《文心雕龙》有《隐秀》篇，认为“情在词外曰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这为合蓄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含蓄”成为一种美学形态和诗学概念，大致起于中唐皎然的《诗式》，他在解释“辨析”十九字时，在诗学领域第一次提到 “含蓄＂。晚唐的王睿将含蓄正式尊为一种诗歌体式。含蓄风格也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创作追求，刘禹锡就深为“言不尽意”而苦恼。他说：“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认为诗人应该在诗歌中营造“象外之象”，这样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晚唐司空图的含蓄理论可以说是“言外之意”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具体的“象”、“景”、“味”、“韵” 是有限的，要获得无限的意蕴，就要从中超脱出去，在“象外”、“景外”、“味外”、“韵外”的更大的空间作无待的逍遥之游，以有“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运用。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现于言外乎？”梅尧臣的话可说是对司空图的一种补充。之后，含蓄美已成为诗、文、绘画创作的一条基本准则，并推至艺术创作的最高追求之一。至南宋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把“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含蓄之美推至极致，还提出了“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说法。

降至明清，以含蓄评诗文更成为惯则。清代“神韵”领袖人物王士禎直承了严羽“得意忘言”的含蓄说。他盛赞盛唐诗“蕴藉含蓄，意在言外”，认为“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意忘言之妙”。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认为诗要“神寄影中”，所以须“脱形写影”，说谢灵运诗就是“多取象外，不失环中”。明人胡翰认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惟有“象外““言外”才会“四表无穷”。

以上论述，说明不同的时代都在强调含蓄所具有的笔墨寥寥、意溢千里的美学价值。崇尚深情绵邈、含蓄蕴藉，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神韵天然之佳作，便形成丁一股文学潮流，至今天不衰。

                                                               （摘编自《中国古典诗词的显隐》）

给我打只山鹰吧

田洪波

“给我打只山鹰吧。”那天，政治队长路过我看守的庄稼地，有一搭没一搭地撩了撩眼皮对我说。

他的话对我无疑是圣旨，我只有鸡啄米点头的份儿，同时，我下意识地正了正肩膀上的火药枪。

“我要用鹰的肝当药引子，给我娘治病。”太阳光下的政治队长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你枪法好，一定要给我打只山鹰。”然后，他倒背着手往大队部走去。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这之前，我找过政治队长，让他想办法帮我回城。

我给他拎去了两只野兔。

政治队长先是表扬我庄稼地看守得比较好，近一时期，基本没看见谁家的牲畜糟蹋庄稼，然后才淡淡地扫了一眼那两只野兔，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我知道回城的希望就在他手里攥着，而看守庄稼地的轻松活儿，也是他派给我的。有一瞬间，我觉得那两只野兔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意。

现在，他让我打只山鹰给他，这是我回报他的最好机会。

我从小在山区的爷爷家长大，对用枪打个飞禽走兽什么的，远比其他人得心应手。其实，村里各家各户的牲畜很少有糟蹋庄稼的，似乎大家都知道那绝没好果子吃。

这样的日子就常让我感到无聊，有麻雀什么的从天上飞过，我就举枪向它们瞄准射击。

我记不清打了多少麻雀，只记得村里的孩子常疯了一样地抢食，把它们拿回家，糊上泥烤着吃。

我的枪法越来越炉火纯青，村里佩服我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孩子们，总是在空闲时，巴望着跟在我身后。

我很享受被前呼后拥的日子，但现在，一切都被打破了。

给我打只山鹰吧。我不断在心里重复着政治队长的嘱托。

我很乐于接受这样的挑战，山鹰我不止一次看到过，我一直懒得打它们。在我的印象中，山鹰肉好像不是很好吃。

第一天，我没有看到山鹰的影子。

随后很多天也没看到，我有点急，并且开始失眠，梦里全是山鹰扇动着翅膀从我眼前飞过。

给我打只山鹰吧。政治队长的声音，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响在我的耳畔。

看护有无牲畜糟蹋庄稼已经不重要了，我的眼里全是山鹰，我相信，它不会不从我的头顶上飞过。

七月的天老爷说变脸就变脸，刚刚还是日头高照，转眼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可我任凭自己站在风雨里，就是不忍心错失山鹰飞过的机会。

我被大雨淋感冒了。在孙大娘家的热炕头上，我说起了胡话，一遍遍念叨着山鹰，把孙大娘念叨得懵懵懂懂的，一个劲儿问旁边的邻居，说这好好的孩子怎么了。邻居也纳闷，说他唠叨的什么英啊英的，该不会是对象吧？

尽管，我依然感到揪心地头疼，眼睛也要炸裂似的，但在第二天的午后，还是不顾孙大娘的劝阻，又背上火药枪去了庄稼地里。

仍然没有山鹰的鬼影子，我感到天塌地陷般的奇怪。

我的眼前，一会儿是多病的父母，一会儿是矫健的山鹰。山鹰，我的山鹰，你在哪儿？

有几次，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庄稼地里，用土坷垃狠命地砸向庄稼。

我想不明白，山鹰为何就是不出现？在希望它救我于水深火热之时？

给我打只山鹰吧。

这声音渐渐轰成了耳鸣似的回响。

它让我沮丧，让我焦躁，让我感觉嗓子冒了烟似的难受。

我举枪望日，看到的不是山鹰，而是在某一天的某一刻，政治队长那张狐疑的脸。

“队长，能再等等吗？” 我听到了自己声音里的哭腔。

结果，没多久，政治队长就派我和大伙儿一块儿干活了。

我不知道自己又等待了多少时日，只记得后来我的枪被人收去了，对方给我看了禁止打猎和私藏枪支的通告。

这对我无疑是个打击。我找他们要枪，找他们说理，但他们却斥骂我为精神病。

我据理力争，我不是什么精神病，我只是想打一只山鹰，给政治队长打一只山鹰。

孩子们还是崇拜我的，他们给我找了一支类似猎枪大小的粗木棍，这样，我每天就又有事干了。

只要我一有空闲，我就会提着那支木棍，趔趄在庄稼地里，寻找山鹰的影子。我不断地把它举起来，对着蓝天胡乱瞄准。

那天，头发有些花白的政治队长告诉我，拨乱反正了，你可以回城了。我笑了，我说我不回去，我还没有打到山鹰，我怎么可以空手回去呢？我看到政治队长朝我暧昧地笑了一下……

大伯常和我絮叨起这些往事，每次，他都用那支朽木棍不断敲打着地面，一遍遍地向我发问：“洪波，你说，咋就没了山鹰呢？”

(有删改)

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记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赵忠贤詹媛

赵忠贤 1964 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除去搞国防任务的五年，一直从事超导研究，他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探索高温超导体。

超导现象最子由一位荷兰科学家于1911年发现，指某些材料在低于一定的临界温度下电阻为零的现象。“假如超导现象能在常温下实现，远程超高压输电将没有损耗，能节省很大电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鹏说，医疗中常用的核磁共振仪器，其核心部件就用超导磁体。

在探索十余年后，赵忠贤迎来了第一个科研高峰&年2月，他带领团队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为Ba－Y－Cu－O。国际上很多实验室验证了中国的工作，掀起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

赵忠贤因此于1987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物理奖，他也成为首次获此奖项的中国科学家，这一成果在1989 年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集体一等奖。

随后，低谷不期而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物理学界在通过铜氧化物超导体探索高温超导机理的研究上遇到了瓶颈。国内的研究也遇冷，有人转投其他领域，但赵忠贤却坚持要坐“冷板凳”。

“热的时候要坚持，冷的时候更要坚持。”忆及这段往事，他说，“我当时很正常，不痴迷也不呆傻。我认为超导还会有突破，所以才坚持。”

多年的坚守之后，赵忠贤科研人生的另一个高峰出现在了“大家想都不敢想”的方向上&赵忠贤与国内的同行分别打破了国际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40K以上无铁基超导的“禁忌”。2008年，赵忠贤带领其团队不仅发现了系列5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还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的纪录，这项研究又为他赢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而他本人则在2015年被授予国际超导领域的重要奖项一 奖。

在跌宕起伏之间，赵忠贤对“初心”的追逐从未变过，用他的话说：“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寻找更好的超导材料。”

中国的一系列成果发布后，美国《科学》杂志曾发文盛赞：“如果以后再有更多的样品和数据诞生于中国，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然而，任何影响巨大的科研发现都不是随手捡得。两获世界赞誉的背后，是赵忠贤数十年高温超导研究中无数次制备、测试、分析、放弃、再重新开始的身影…

人生至此，本已可安享晚年，赵忠贤却依然坚持着他的高温超导研究，“我如今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凝练学科方向；二是尽我所能为大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在他衣兜里，还时常揣着一个小本，随时记录研究思路。

1987年的美国物理学年会，是赵忠贤一个难忘的记忆。当时只有5个人受邀做特约演讲，他是其中之一。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让赵忠贤“感到光荣与骄傲”。     

实际上，赴美国做报告前，赵忠贤用的设备还是他自制的“土炉子”。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回忆：“当时使用的是自己搭的设备，数量不够，5个教授只能共用一台设备轮流做研究。”但赵忠贤却觉得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因为“艰苦又快乐，每两三天就有新成果出现”。而他并不介意跟别人共享实验设备，“大家轮流用，还能提高使用率，节省经费”。

后来，在科研方向遇冷时，赵忠贤越发“抠门儿”起来，20世纪90年代，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赵忠贤认定，“有钱的时候坚持，没钱的时候更要坚持”。没有合用的设备，他淘来处理品，自己改装。有些设备老得连零件都买不到了，却还一直作为项目组的基础设备被使用。他说：“别小瞧我这‘土炮’，管用着呢！” 从事高温超导研究数十年，赵忠贤经常被问：“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有时还很辛苦，不觉得枯燥吗？”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又能养家糊口，还有比这更理想的选择吗？”赵忠贤说，“就像有人爱打麻符，玩到半夜，是去睡觉，还是接着玩？肯定是接着玩嘛！”对他而言，做研究就像有些人爱玩麻将一样，十分有趣，并不觉得辛苦和枯燥，“我们做科研，每天总感觉更接近真理，一旦发现新现象、做出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就像打麻将的和牌，也有大和、小和，多有意思。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思想再解放一些就好了。”赵忠贤说，在他看来，搞科研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并驾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它，而不断创新，则是保持兴趣的重要因素。他时常勉励实验室里的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做，不怕失败，要不断创新、不断尝试”。

（选自2017年1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中国‘高温超导’的年轻一代，不用像我一样坚持 40 年,。给他们十几年时间，就能获得更有影响的成果。

2017年1月9日，赵忠贤，这位在“高温超导”领域卓有成就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我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谈到中国超导的未来，他寄望很高。

（选自詹嫒（一辈子都在寻找更好的超导材料））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进士起家，累迁秘书丞、同判饶州。宋绶荐其材，召还，以太常博士为监察御史。奏曰：“唐贞观中，尝下诏今致仕官班本品现任上，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比有年余八十，尚任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补？请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书自言，特与迁官致仕，仍从负观旧制，即宿德勋贤，自如故事。” 因著为令。修古尝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将至朝堂，黄门二人行马不避，呵者止之，反为所詈。修古奏：“前史称，御史台尊则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与知杂事同，今黄门侮慢若此，请付所司劾治。”帝闻，立命笞之。晏殊以笏击人折齿。修古奏：“殊身任辅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体。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陈恕于中书榜人，即时罢黜。请正典刑，以允公议。”久之，擢尚书刑部员外郎、知杂司事、权同判吏部流内铨。未逾月，会太后兄子刘从德死，录其姻戚至于厮役几八十人，龙图阁直学士马季良、集贤校理钱暧皆缘遗奏超授官秩，修古与杨偕、郭劝、段少连交章论列。太后怒下其章中书大臣请黜修古知衢州余以次贬太后以为责轻命皆削一官以修古为工部员外郎同判杭州。会赦复官，卒。既没，人多惜之。家贫，不能归葬，宾佐赙钱五十万。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纳。太后崩，帝思修古忠，特赠右谏议大夫，赐其家钱二十万。修古无子，以兄子觐为后。曹氏自修古以直谅闻，其女子亦能不累于利，世以是贤之。

（节选自《宋史》）

虞 美 人

秦　观^[注]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乱山深处水潆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

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