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阮孝绪

阮孝绪，字士宗，陈留尉氏人也。父彦之，宋太尉从事中郎。孝绪七岁，出后从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遗财百余万应归孝绪，孝绪一无所纳，尽以归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闻者咸叹异之。

幼至孝，性沉静，虽与儿童游戏，恒以穿池筑山为乐。年十三，遍通《五经》。十五，冠而见其父，彦之诫曰：“三加弥尊，人伦之始。宜思自勖，以庇尔躬。”答曰：“愿迹松子于瀛海，追许由于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尘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尝出户，家人莫见其面，亲友因呼为“居士”。外兄王晏贵显，屡至其门，孝绪度之必至颠覆，常逃匿不与相见。曾食酱美，问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飧覆醢。及晏诛，其亲戚咸为之惧，孝绪曰：“亲而不党，何坐之及？”竟获免。

义师围京城，家贫无以爨，僮妾窃邻人樵以继火。孝绪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床，竹树环绕。天监初，御史中丞任昉寻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叹曰：“其室虽迩，其人甚远。”为名流所钦尚如此。

后于钟山听讲，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绪至性冥通，必当自到。”果心惊而返，邻里嗟异之。合药须得生人参，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值。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时皆叹其孝感所致。

初，建武末，青溪宫东门无故自崩，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或以问孝绪，孝绪曰：“青溪皇家旧宅。齐为木行，东者木位，今东门自坏，木其衰矣。”

鄱阳忠烈王妃，孝绪之姊。王尝命驾欲就之游，孝绪凿垣而逃，卒不肯见。诸甥岁时馈遗，一无所纳。人或怪之，答云：“非我始愿，故不受也。”大同二年，卒，时年五十八。

（节选自《梁书·卷第五十一·列传第四十五》）

洗竹简诸公同赋

敖陶孙

舍①东修竹密如栉，一日洗净清风来。

脱巾解带坐寒碧，匮觞露饮始此回。

平林远霭开图画，西望群山如过马。

诗翁意落帆影外，孤村结庐对潇洒。

百年奇事笑谈成，向来无此苍龙声。

闲身一笑直钱万，剜粉劖②青留姓名。

宁古塔

余秋雨

①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清代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有那么多的清廷大案以它作为句点，“宁古塔”三个字是清廷官员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

②据《研堂见闻杂记》记载，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

③当时的流放有着很大的株连规模。全家流放、祸及九族，甚至邻里，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到了目的地，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④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除时，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但这些人都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例如，李裀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吴三桂骄横不法……。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政敌不见了，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

⑤除了流放者之间的友谊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有一种特殊的重量。康熙年间顾贞观知道老友吴兆骞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他回来过几天安定日子，为此他叩拜座座朱门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以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因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某种关联。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得惠至今。

⑥在享受友情之外，文化素养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作为文化考察的对象，并留诸文字。例如，《宁古塔志》《宁古塔山水记》《柳边纪略》《龙沙物产咏》等等，这些著作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流放者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辛酸，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⑦但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可以一变再变，甚至终身陷于囹圄，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⑧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又终究低下头来，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选自余秋雨《宁古塔》，有删节)

至少还有记忆

刘瑜

最近，看了一部话剧《弗罗斯特》。该剧是对1977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当时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5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错误。弗罗斯特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访谈中认错，而尼克松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咄咄逼人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但最终还是“战败”了，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出尽洋相，不得不缴械投降。

这个故事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尼克松30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西方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令我感慨。虽然尼克松在世时就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但他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扔“石头”。要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就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辛普森》《X档案》《福图拉马》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且不说书籍、电视、歌曲、漫画等，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如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部电影反映那些苦难？面对血流成河的土改、镇反、文革、四清，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在《大话西游》里？在《无极》和《遍城尽带黄金甲》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西方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当然，《弗罗斯特》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意图。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选自《民主的细节》，有删改）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

每个人心里一个梦

一颗种子

在我心里的一亩田

用它来种什么

种桃李春风

“全民焦虑”也称集体焦虑，它是一种广泛地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紧张心理状态。近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就“当下中国人为何焦虑？”做问卷调查，结论显示“全民焦虑”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病基本成共识；而且焦虑问题多，焦虑度较高，特别是公众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焦虑程度远超对宏大命题的焦虑；更可怕的是这种焦虑情绪还可以相互传染，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

近年来，社会流动渠道堵塞，处于较低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人几乎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被冷酷的现实打破，这种心理落差使他们感到失落、挫折和无助，于是就焦虑起来，浮躁起来。再者，在吃饱穿暖之后，人们日益关注自身的健康安全，但是，因为对“看病贵、看病难”等医疗保障不完善的忧虑，对食品、药品不安全的担心，对能否长寿以及长寿了生命、生活质量能否得到保证的疑惑，加上一部分人的关注过度，出现了“关心则乱”的焦虑障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旧的游戏规则被打破，而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建立之中，激烈的社会变迁使社会规范也变得不确定。在大多数人还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在富裕起来的人中，又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和财产与非法、违法、犯罪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更有一部分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来敛财。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在道德方面的严重焦虑。然而，要对这种普遍的焦虑进行诊断和治疗，不能简单武断，操之过急，只对公众的焦虑进行批评指责是不明智不公道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彻底治愈“焦虑症”绝非朝夕之功。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