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好比文学。少年是春天的歌，老年是秋天的诗。

少年在春天里放歌。这是他们天真、烂漫、稍纵即逝和永不复返的花季。

初夏是属于青年的。事业和爱情时而浪漫时而实际，美好的理想变成现实和被击溃。

【甲】然后就是盛夏——艰苦奋斗的中年，一个悲喜交加充满戏剧性的苦乐年华。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雁去叶飞，桔红穗黄，天高云淡，风静潮平。

秋天到了，诗的季节到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中到来的，然而又是何等地充满魅力。

秋日的和阳不再光彩夺目不再火热骄人，暖暖地只是一片温情。

秋日的田野不再燥动不安不再生机勃勃，静静地只是一片收获。

秋日的林木不再满身披挂不再密不透风，默默地只是一片质朴。

【乙】老年就是秋日的和阳、田野和林木，是秋天绵长、醇厚、丰富、深沉的诗。

秋天的诗是人生的体验和领悟，是一种因太多的阅历而淡泊超脱的境界和情怀。

面对秋日硕果和冬季将临，老年更接近生命的本真，就像秋日的天空格外澄明。

这种纯净和澄明正是诗的品格。所以，诗总是天然地属于少年和老年。

【丙】少年的纯净来自天真，天真可贵。青年的浪漫来自热情，热情可爱；中年的丰富来自执著，执着可取；老年的澄明来自超脱，超脱可敬。

超脱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智慧，超越了生死荣辱，一种超越了生死荣辱的人生智慧。

因为智慧，所以用不着喋喋不休；因为超脱，所以犯不着愤愤不平。

有智慧垫底的豁达超然，有如一潭秋水清澈见底，却又深沉厚重，韵味无穷。

老年应该是这样一首诗。

老年能够成为这样一首诗。

“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士”阶层中选拔人才，把他们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为什么“士”成为治国人才的主要来源呢？这是根据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一个基本假定：“士”是精神修养和经典教育的产品，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识技能。。

如果想了解科举为什么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便已在中国萌芽，而且先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我们不能不从“士”的起源和流变说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从春秋时期起，“封建”制逐渐解体。一方面，上层贵族有下降为“士”的，另一方面，下层的“庶民”也有上升为“士”的，于是“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与此同时，“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事务的专家”。这一社会变动至战国时期完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两家在思想上虽有分歧，但却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为“士”阶层的最重要的任务。孔子“士志于道”的名言已对于“士”的社会功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他们必须担当起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重任。“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墨子处身于战国初期，“士”在政治上已远比春秋时代活跃，所以他更进一步要求各国国君“尚贤”和“亲士”。在积极方面，他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因为他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君主必须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在消极方面，他更发出警告：“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儒、墨的倡导终于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从公元前5、4世纪之交起已有魏文侯受“经艺”于子夏和鲁缪公敬礼子思的记载。公元前4世纪中叶齐宣王重建稷下学宫，网罗“学士且数百千人”，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个“礼贤”机构。自此以后各国为了变法图强，无不以“招贤纳士”为当务之急，而政治舞台也完全操纵在“士”的手中。但当时的“士”都是所谓“游士”，不受“国”界的限制，他们人数十分庞大，又经常流动于于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国际”性的势力。正因如此，当时衡量一“国”或一个政治集团的实力，“士”的高下与多寡竟成为一项最重要的指标。

（节选自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