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都城临安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话本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肆勾栏，有杂耍的、说书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六七人，时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三品，肴馔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狗不理

冯骥才

天津人讲吃讲玩不讲穿，把讲穿的事儿留给上海人。上海人重外表，天津人重实惠。人活世上，吃饱第一。天津人说，衣服穿给人看，肉吃在自己肚里；上海人说，穿绫罗绸缎是自己美，吃山珍海味一样是向人显摆。

天津人反问：那么狗不理包子呢，吃给谁看？谁吃谁美。

天津人吃的玩的全不贵，吃得解馋玩得过瘾就行。天津人吃的三大样——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狗不理包子，不就是一点面一点糖一点肉吗？玩的三大样——泥人张风筝魏杨柳青年画，不就是一块泥一张纸一点颜色吗？非金非银非玉非翡翠非象牙，可在这儿讲究的不是材料，是手艺，不论泥的面的纸的草的布的，到了身怀绝技的手艺人手里一摆弄，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了。

运河边上卖包子的狗子，是当年跟随他爹打武清来到天津的。他的大名高贵友，只有他爹知道；别人知道的是他爹天天呼他叫他的小名：狗子。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不好活，都得起个贱名，狗子、狗剩、梆子、二傻、疙瘩等等，为了叫阎王爷听见不当个东西，看不上，想不到，领不走。在市面上谁拿这种狗子当人？有活儿叫他干就是了。他爹的大名也没人知道，只知道姓高，人称他老高；狗子人蔫不说话，可嘴上不说话的人，心里不见得没想法。

老高没能耐，他卖的包子不过一块面皮包一团馅，皮厚馅少，肉少菜多，这种包子专卖给在码头扛活儿的脚夫吃。干重活的人，有点肉就有吃头，皮厚了反倒能搪时候。反正有人吃就有钱赚，不管多少，能养活一家人就给老天爷磕头了。

他家包子这点事，老高活着时老高说了算，老高死了后狗子说了算。狗子打小就从侯家后街边的一家卖杂碎的铺子里喝出肚汤鲜，他就尝试着拿肚汤排骨汤拌馅。他还从大胡同一家小铺的烧卖中吃到肉馅下边油汁的妙处，由此想到要是包子有油，更滑更香更入口更解馋，他便在包馅时放上一小块猪油。之外，还刻意在包子的模样上来点花活，皮捏得紧，褶捏得多，一圈十八褶，看上去像朵花。一咬一兜油，一口一嘴鲜，这改良的包子一上市，像炮台的炮，一炮打得震天响。天天来吃包子的比看戏的人还多。

狗子再忙，也是全家忙，不找外人帮，怕人摸了他的底。顶忙的时候，就在门前放一摞一摞大海碗，一筐筷子，买包子的把钱撂在碗里。狗子见钱就往身边钱箱里一倒，碗里盛上十个八个包子就完事，一句话没有。你问他话，他也不答，哪有空儿答？这便招来闲话：“狗子行呀，不理人啦！”

别的包子铺干脆骂他“狗不理”，想把他的包子骂“砸”了。

狗子的包子原本没有店名，这一来，反倒有了名。人一提他的包子就是“狗不理”。虽是骂名，也出了名。

天津卫是官商两界的天下。能不能出大名，还得看是否合官场和市场的口味。

先说市场，在市场出名，要看你有无卖点。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好名没人稀罕，骂名人人好奇。“狗不理”是骂名，却好玩好笑好说好传好记，里边好像还有点故事，狗子再把包子做得好吃，“狗不理”这骂名反成了在市场扬名立万的大名了！

再说官场。三岔河口那边有两三个兵营，大兵们都喜欢吃狗不理的包子。这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来天津，营中官员拜见袁大人，心想大人山珍海味天天吃，早吃厌了，不如送两屉狗不理包子，就叫狗子添油加肉，精工细做，蒸了两屉，赶在午饭时候，趁热送来。狗子有心眼儿，花钱买好衙门里的人，在袁大人用餐时先送上狗不理。人吃东西时，第一口总是香。袁大人一口咬上去，满嘴流油，满口喷香，心中大喜说：“我这辈子头次吃这么好吃的包子。”营官自然得了重赏。

转过几天，袁大人返京，寻思着给老佛爷慈禧带点什么稀罕东西。谁知官场都是同样想法，袁大人想，老佛爷平时四海珍奇，嘛见不着？鱼翅燕窝，嘛吃不到？花上好多钱，太后不新鲜，不如送上前几天在天津吃的那个狗不理包子，就派人办好办精，弄到京城，花钱买好御膳房的人，赶在慈禧午间用餐时，蒸热了最先送上，并嘱咐说：“这是袁大人从天津回来特意孝敬您的。”慈禧一咬，喷香流油，勾起如狼似虎的胃口。慈禧一连吃了六个，别的任嘛不吃，还说了这么一句：

“老天爷吃了也保管说好！”

这句话跟着从宫里传到宫外，从京城传到天津。金口一开，天下大吉，狗不理名满四海，直贯当今。

（选自《收获》）

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戏剧集》

苏福忠

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在中国近代英译汉的历史上，堪称划时代的翻译文献。

说是运气也好，巧合也罢，重大的文学事件往往令人难以捉摸却必然会发生。朱生豪在他血气方刚时选择了莎士比亚，是莎翁的运气，是中国读者的福气。朱生豪在世界书局出版的他的大译《莎士比亚全集》“译者自序”里说：“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这番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这是他调动了全部智慧与心血尝试翻译诗体莎剧后的严肃结论。其二，当时中英某些机构内定了包括徐志摩、梁实秋等人来翻译莎剧，这种行为恐怕深深刺激了默默无闻的朱生豪。以自己短暂的人生体验，尽可能贴近真实地理解并翻译成另一种美丽的文字，只能说是朱生豪的悟性，或者就是他与莎翁的一种默契。

朱生豪英年早逝是不幸的。但从人生能有几多运道的角度看，他可算应运而生——应中国汉语发展的运道。中国白话文堂而皇之进入文学，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生于一九一二年的朱生豪赶上汉语白话文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整个过程。他的家庭出身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新文化运动又使他的白话文得到充分的发展。他写过诗，写过杂文，对白话文的使用远远高出一般人。这些都为他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不少人把莎剧当作典雅的译事来做，把莎士比亚的语言当作优美的文体，以为只有用诗体译才能接近莎士比亚，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看法。而朱生豪并没有这样做。莎士比亚的戏剧写作用了近三万个单词的词汇量（一般作家充其量五六千），而且为了更富于表达力，他独创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英语表达形式。面对这样一位富有创造精神的莎士比亚，任何所谓亦步亦趋的翻译，都会让他的剧作大打折扣。莎士比亚一生都在寻求突破，有些剧本全用散文体写作（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而有的剧本几乎全用无韵诗写就（如《裘力斯·恺撒》），而有的剧本段落又会使用古老的经典韵律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用一个什么刻板的尺寸来翻译他的作品，因为这是违反莎士比亚精神的。

许多赞赏朱译莎剧的人都认为他的译文典雅优美，才气横溢，而我在研读他的译文时却每每被他译文的口语化程度深深折服。显然，朱生豪在探寻一种最大程度上翻译出莎剧的汉语文体。中国的戏剧是唱，而外国戏剧是说。既然是说，那就万万不可脱离口语。因此，他译出了汉语版莎剧的风格，那便是口语化的文体。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文体，剧中角色不管身份如何，都能让他们声如其人；人物在喜怒哀乐的情绪支配下说出的十分极端的话，同样能表达得淋漓尽致。我至今想象不出那是五十多年前的译文。要知道，能够熟练地富于创造性地驾驭口语，是运用语言的最高境界。朱译莎剧在解放后没有被淘汰，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应了白话文更加大众化（即口语化）的趋势。

每读朱译莎剧，我都会想到朱生豪与莎士比亚的因缘“实在不浅”。他能把莎剧翻译得通俗易懂而文采四溢，实在是因为他完全理解、吃透并消化了莎剧的缘故。我认为朱译本主要成就有以下几点特别之处：朱生豪提炼出来的口语化译文，是其最大特色，也与莎剧的文字风格最合拍，剧中各类人物的语言都能体现出他们的身份；朱译本中大量的诗体译文，十分珍贵，是译者用改革的旧体诗翻译莎剧中的散文诗的可贵尝试；译本对剧中部分人物用有含义的汉语名字，例如“试金石”、“快嘴桂嫂”等等，颇具文学味道；据我对其他译本的粗略统计，较之所有别的译本，朱译莎剧的词汇量是最大的，这与莎剧中独一无二的大词汇量十分吻合。最重要的是，他告诉后来者如何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

尽管到目前为止出了几种不同的莎剧版本，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一种译本超过朱生豪的译本，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理由，前面已经谈到很多，而我始终看重的另一个原因是：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段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这是任何译家也比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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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封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译者自序》）

②“在学校时代，笃爱诗歌，对于新旧体，都有相当的成就，清丽，自然，别具作风。”“他在高中时期，就已经读过不少英国诸大诗人的作品，感到莫大的兴趣，所以他与他们的因缘，实在不浅。”

（朱生豪夫人宋如清《莎士比亚全集·译者介绍》）

元胄少英果，多武艺，美须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齐王宇文宪见而壮之，引致左右，数从征伐。官至大将军。高祖初被召入。将受顾托。先呼胄，次命陶澄，并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为丞相，每典军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卫。周赵王宇文招知高祖将迁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赵王引高祖入寝室，左右不得从，唯杨弘与胄兄弟坐于户侧。赵王谓其二子员、贯曰：“汝当进瓜，我因刺杀之。”及酒酣，赵王欲生变，以佩刀刺瓜，连啖高祖，将为不利。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赵王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愤气，扣刀入卫。赵王问其姓名，胄以实对。赵王曰：“汝非昔事齐王者乎？诚壮士也”因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赵王伪吐，将入后阁，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赵王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会滕王宇文逌后至，高祖降阶迎之，胄与高祖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高祖犹不悟，谓曰：“彼无兵马，复何能为？”胄曰：“兵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辞死，死何益耶？”高祖复入坐。胄闻屋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床，趣而去。赵王将追之，胄以身蔽户，王不得出。高祖及门，胄自后而至。及诛赵王，赏赐不可胜计。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灵州总管，北夷甚惮焉。后复征为右卫大将军，亲顾益密。尝正月十五日上与近臣登高时胄下直上令驰召之及胄见上谓曰公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胜也。赐宴极欢。

（选自《隋书·列传第五》）

除夜宿石头驿

戴叔伦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