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____。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总会及时地反映在年画里。形式上，_______，到清末在上海、天津等城市中兴起了用石印及胶版印刷的年画；内容上，有的反映早期京文化，表现甲午战争、鸦片战争的场景，还有的表现的是上海的高楼、天津的马路......年画总是在不断创新中努力发展着。可以说，_______。刻在年画中的，是历史，是文化，______。

张良,字子房,其先韩人也。良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五世相韩故。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至博浪沙中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项伯尝杀人,从良匿。后十年,陈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①。

沛公入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为天下除残去贼,宜缟素②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项羽至鸿门,欲击沛公,项伯夜驰至沛公军,私见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良曰：“沛公诚欲背项王邪？”沛公曰：“鲰生说我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王也,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王乎？”沛公默然,曰：“今为奈何？”良因要项伯见沛公。沛公与伯饮,为寿,结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项王,所以距关者,备它盗也。

汉六年,封功臣。高帝曰：“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未尝有战斗功，乃言于高帝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良从上击代,出奇计下马邑,及立萧相国,所与从容言天下事甚众。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道,欲轻举。高帝崩,吕后德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强听食。后六岁薨,谥曰文成侯。及良死,子不疑嗣侯。

（选自《汉书 张良传》）

【注】①厩(jiù)将：主管马匹的军官。 ②缟素：白色的衣服。这里是朴素之义。

百岁杨绛亦芳华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年满百岁了。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魅力。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锺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锺书的。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直到钱锺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但即便如此，在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向75岁的杨绛颁授“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其后，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风雨生活的《我们仨》，到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在杨绛先生住宅小区的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1977年春，钱锺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很多人都为此感叹，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锺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锺书在世时的旧样。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锺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百岁老人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相继去世后，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已累计到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 　　

她和钱锺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锺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锺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锺书的“拦路虎”。 　　

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要学会享受做一滴清水的快乐。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摘自《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