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汉代司马迁《史记》首篇《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对这样一个时期，学术界或称为五帝时代，或称为传说时代、英雄时代、酋邦时代等。《五帝本纪》所记载的是信史还是传说？如何看待五帝时期的历史记载？这成为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说，有关文献上对中国历史的记载浩若烟海，但互相抵触的情况不少，让人莫衷一是，特别是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20世纪初疑古派出现，他们从疑古书开始疑古史，对史书记载的真实性发生怀疑，最大的贡献在于开始打破数千年来有关史书的神话，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人们可以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但问题出在疑过了头，对春秋战国之前尤其是商代之前的历史全盘否定。

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考古学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动手动脚寻找历史。8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丰硕成果，新的考古材料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的历史，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记录。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史记》上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绝不完全是杜撰，其中有历史的影子，传递着历史的信息。

从二十多年前夏鼐先生最早提出文明起源课题以来，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持续性热点。“九五”期间展开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了夏商和西周时期的年表，开创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者联合攻关共同解决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问题的先例，为研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年代的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以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为主体，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虑到探源工程的复杂性，牵扯面之广，头绪之多，远比断代工程复杂，“十五”期间在中原地区进行了“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为“十一五”全面开展探源工程提出可行性报告和实施方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解决古老的、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是怎样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问题。”王巍说，这里有几个层面，首先是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的概念，所谓文明起源就是社会从一个平等简单的结构走向复杂的、有等级的结构（阶级、国家的产生）的变化。其次，文明的形成以国家的出现为标准。国家是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但是国家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国家出现后还在不停地发展变化。所以我们叫“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夏商西周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天地苍茫一根骨

庞进

司马迁的祠墓在陕西的韩城市。祠内有他的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那眼神，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显著的还有那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据说，人受过宫刑，胡须会随之脱光，而这尊塑像，依然大须飘拂——这大概是民意使然了：你皇上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人依然是男子汉，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

仔细看，司马迁的塑像是稍稍有些斜的，头向北方偏着。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北方的苏武庙，因为这位在北国牧了十九年羊的汉朝使臣，和司马迁是肝胆相照的僚友。另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李陵，这位大汉名将的被迫降敌，正是司马迁罹祸的原因啊。我是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我甚至觉得“李陵之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不错，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又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重创十万敌骑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汉武帝刘彻是笑眯眯的，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好听话说得长乐宫的麻雀都似乎要变成翩翩起舞的宫女。不料几天后，李陵终因矢尽粮绝，寡不敌众而被俘降敌。消息传来，全朝廷都哑巴了，刘彻更是“惨怆怛悼”，脸吊得像经了霜的秋茄子。“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朝堂上，刘彻目扫群臣。群臣或面面相觑，诺诺唯唯；或言李陵该千刀万剐，夷其九族不足以抵罪。当刘彻对这样的看法眯目点头的时候，我们的太史公站了出来。他说李陵平时克己奉公，身先士卒，有国士之风。此次出征，孤军奋战，血染寒山，英勇可嘉。降敌是一时无奈，日后有机会，他还会报效汉朝的。“好你个司马迁，”刘彻震怒了，“你竟敢替叛贼说话，谁给你的胆量?”

现在看来，司马迁充其量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己。然而，问题倒不在于公道话本身，而在于竟然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社会良心和专制强权在这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刘彻的心目中，做臣子的差不多是一群牛马，鞭子下驮拉耕作，唯主子鼻息是仰，哪里有你人模人样地站在我的对面说什么公道话的权利?

对武帝刘彻，司马迁曾经抱有幻想。做太史令，他异常勤奋，总想博得武帝的欢心。即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也是见皇上满脸的“惨怆怛悼”，禁不住效一番“款款之愚”。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他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于是，不再幻想不再幽怨，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就极刑而无愠色”。至此，司马迁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从此，一个书生走到了一个帝王和这个帝王赖以存在的庞大体制的对立面。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不毁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你却打不倒我的精神。我就要谱写一部世上从来没有的大书，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也让你刘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文人的肝胆。寒凝春华发，血沃劲草肥。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

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

(选自《当代散文精品》有删改)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歔歔如畏然。

及成王用事，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作此以戒成王。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史记·鲁周公世家》

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太子得毋废。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长乐宫，太子袭号为帝。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黎明，孝惠还，赵王已死。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

七年秋，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疆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疆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

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喋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王陵无以应之。十一月，太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

(选自《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

咏史（其二）

左思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②。

冯公^③岂不伟，自首不见招。

虽然“上下五千年”对我们来说是常识，但在百年前世界并未对中国投以同样的敬意，因为缺乏文字史料，历数人类文明的外国史学家，中国被当作了古文明中的小字辈，认为中国文明从周朝起算，而为《封神演义》提供不朽灵感的商朝，在外国人看来，不过是神话传说一类，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购药，发现一味中药“龙骨”上，有刻画的痕迹，似乎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字。经过研究，他认为这种文字来自商朝。因这种文字记载于龟甲与兽骨之上，便命名为“甲骨文”，中华一时为之震动。通过对“龙骨”来源的追索，（                    ）。1928年，中国开始对殷墟开展发掘，除甲骨之外还出土了铜器、陶器、骨器。在历次的挖掘研究中，逐渐得出了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结论。从此以后，商朝不再是         的传说，而是         的真实历史。通过甲骨文，世界对中华文明的承认向前延伸了5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后仅一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王懿荣先服毒后投井以殉国。一百多年前，甲骨文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却没有使中华文明逃脱几乎被摧毁的厄运。一百多年后，现在的中华文明已经不是         能摧毁的了。

子路拯溺

孔子的学生子路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湍急的河里，就奋不顾身地救起这个孩子。孩子的父亲送一头牛表示谢意，子路接受了这头牛。这就是“子路拯溺”的故事。

社会人士对此议论纷纷，认为子路太贪心。孔子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孔子认为，子路是正确的，因为他的行为向社会宣告：只要冒着危险救了人，无论多大的奖赏都可以收下，而行政系统认可这件事，就能鼓励更多的人去解救处于危难中的人。

子贡赎人

春秋时鲁国政府有一条规定，鲁国人到国外旅行，看见在外国沦为奴隶的本国人，可以先垫钱把他赎回来，回国后再到政府去报销。

子贡是孔子门下最有钱的弟子之一，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在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了一个鲁国奴隶，于是花钱把这个人赎了出来。子贡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高尚一些，于是把那些“收据”“发票”全部当众撕毁，他要自己承担所有的费用。这个行为轰动了社会。

子贡回国去见孔子，孔子吩咐学生说：“子贡来了你们拦住他，因为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子贡感到很委屈。于是他冲破阻挡，见到孔子。孔子说：“你的行为没有损害你自己的行为价值，却损害了国家的法律。因为你，从此，这个法律再也没有明确的社会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