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是乡村德治的重要资源。遵循乡村文化价值，通过弘扬乡村优秀文化实现乡村治理，是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有效措施。

农业文化既体现在物质方面，如农具、地方品种、梯田，也体现在发展理念和信仰方面，如耕作制度、栽培措施、循环利用、生态理念和农业信仰等。更多的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如农业景观文化、农产品寓意文化等。农业文化与治理的关系，一方面体现在农业文化中包含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和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农业文化赋予很多农产品以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反映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乡村手工艺的功能除了创造财富，满足村民生活与精神需求外，还凝结了村民们敬畏自然、崇尚祖先的淳朴精神信仰与心理诉求，承载着乡村悠久的历史文化、民间习俗及精神信仰。手艺人就地取材，凭借手工劳动，把诸如泥土、石头、麦秸、竹子、柳条、玉米皮等天然材料制作成手工产品，并把产品功能和审美结合起来，满足人们对美的要求。

习俗作为一个地区居民生活方式的反映，是村民对作为本村成员身份的心理确认。这种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心理认同，是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能从心理层面唤起村民对村落利益的关心。生活习俗作为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对乡村至少有三大功能，一是维护乡村共同利益，这成为今天村民自治的重要基础；二是组织乡里协同生活，在诸如婚丧大事的协力互助过程中，人们不仅体验到协作与互助观念，还有对礼仪的理解和为人处世方式的熏陶等十分丰富的内容；三是维系村落共同生活秩序，村议事、制定村规民约、制裁和约束不良行为、调解纠纷矛盾等。

乡村文学艺术有庙会、花会、地方戏、杂耍、游戏、舞蹈、民族体育、故事、传说、民歌、乡土文学以及贴对联、贴窗花、放鞭炮和节日庆典中的文化娱乐内容。人们常用“喜闻乐见”形容村落文化形式，反映的是村落娱乐文化的乡土性和群体参与性特点。乡村文学艺术最接近老百姓的劳动和生活习惯，像唢呐、快板、评书、对歌等，很多娱乐形式都来源于生活。

乡村文化之所以能够发挥治理作用，是因为在特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村民具有很深的地方文化认同感，具有一致和稳定的价值观，很多东西已经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自觉。在遵循乡村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实施乡村治理，最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可和接受。乡村文化建设在增强农民的凝聚力，重现乡村生机，进一步实现乡村整合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乡村文化在促进交流信息、密切感情、消除隔阂、化解矛盾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就是像乡村环境整治这样的工程，也可以从传统乡村文化中汲取智慧，受到启发。如种养结合、循环利用是传统农业文化的精髓，依托乡村作为实现循环利用的节点，乡村的结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维系乡村低碳生活和乡村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因此，传统文化蕴含的治理智慧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是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

（摘编自朱启臻《利用乡村治理资源优势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和家国一体的社会制度下，孝文化由家庭伦理、家族伦理扩大到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乃至整个文化精神体系和文化实践体系，成为人们非自觉的文化认同和社会集体心理意识。

在中国古代，“家”是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孝文化最早是作为家庭伦理规范而存在的，主要调节的是亲子关系，具有归亲、继亲、养亲、敬亲、顺亲、谏亲、侍亲、葬亲、祭亲等丰富内涵，“孝”不仅维护了家庭关系中长幼、尊卑秩序，而且成为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家庭伦理观念，即传统家庭孝道。

传统家庭孝道是一个内容极其繁芜的庞杂体系，从历史视角来看，孝文化在家庭道德与行为规范方面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又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例如，传统孝道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伤者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思想在传统社会被演化为片面保全身体和一味追求传宗接代的硬性要求，甚至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文化陋习。

正因如此，20世纪以来传统孝文化被视为封建糟粕，受到严厉批判，甚至彻底否定。据此，一些学者反对将孝文化判定为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认为它有太多的糟粕，是封建社会的旧道德和旧传统，违情悖理，愚弄百姓。的确，孝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扭曲和异化，但是，撇开封建泡沫，肃清消极影响，传统孝文化仍不失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如果从整体上否认孝文化，就好比把洗澡水与婴儿一起倒掉，也就丢弃了中华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割裂了中华文化的重要文化基因。

传统家庭孝道并不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扩展性的伦理道德规范。具体来说，作为家庭伦理的孝道思想，从调节家庭、家族关系开始，向外推衍而成为社会伦理规范和国家政治规范，完成了从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如果说作为私德之孝主要规范的是亲子伦理关系，那么上升为公德的孝，如对四海兄弟的孝悌思想，对国家的孝忠思想、孝廉思想等等，主要规范和协调的则是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关系，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国家统一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伦理道德与政治规范的视角来看，传统孝文化虽然曾走向极端化，甚至被异化和畸形化，但是，其在维系人心、稳定社会价值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哪怕在今天，其对于培塑和谐思维、构建和谐社会，推行和谐世界理念等等，都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重新认识孝文化，赋予传统孝文化以新的内涵，促使其创新和转化；另一方面要结合民族特征和现代人文精神，重新审视和批判继承传统孝文化，促使其去极端化、去封建化、去等级化、去愚昧化，建构新型孝文化。

(摘编自韩美群《传统孝文化的价值重释》)

现代人读书无非两种，读专业之书和读非专业之书。有一种说法，提倡“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以为，读非专业的书，大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读专业的书，则切不可不求甚解。用司马迁的话说，应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不同的书要求不同的读法，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读书习惯，没有固定的模式。如果读中国文化的经典，这里我推荐宋代大儒朱熹的读书诀：“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省察。”朱熹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读经典之书的方法，也就是把读书作为修养自己心性的一种活动。这虽然是古代哲学家的读书观和读书法，但同样值得今人思考。

读书与修身有着密切关系，修身的首要一条就是读书。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存在分歧。理学认为要成圣贤既要读书又要修身，脱离读书去修身或脱离修身去读书，都不可取；而心学则认为，要成圣贤，只要修身，增进心性修养就可以了，读书是没有用的。所以，人如何才能成为圣贤，是两条办法还是一条办法，就构成了从宋代到明代思想史的主要背景。现在看来，光读书并不一定能增益你的道德品质，但如果不读书，仅仅从事心性修养，那么道德发育程度也是有限的。因为如果对社会、人以及人际关系的认识不能建立在健全理性的基础上，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要达到理性的自觉和明澈，就离不开读书。

修身的“身”主要不是指生理的躯体，而是人的各种行为的综合载体。修身实际上是指如何使一个人的身体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但是，这个提法本身尚未进入心理层面，比如，一个人虽然行为上服从了，但心里未必认可。所以，在儒学经典《大学》里，又强调“正心诚意”，意即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应与行为遵守的规范相一致。这样，一个人的行为和人格就比较稳定，修身也就从外在的行为进入内在的道德心理层面。正心修身还包括要把那些不良的、破坏性的情绪排除掉，这就涉及保持心理健康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我们能学会动中求静，则对社会以及我们个人的身心都有益处。“养德养生只是一事”人的所有危害心理健康的情绪，都是从人有一个“小我”开始的，如果能剔除“小我”，危害性的情绪就消失了。所以，修身最好的境界是把德性培养、人格完善和自己的发展融为一体。读书也是一种练功，是一个收心去杂念的过程。要读书，就要凝神静虑，致心一处。有些人光读些“大全”“技巧”之类的实用书籍，这是生存的需要，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在一个注重人格全面发展的社会中，只读那些能赚钱的书，竟是浅薄的。人们应该多读一些对人类的生命处境加以关怀和思考的书籍，包括一些很好的文学作品。

（摘编自陈来《读书的意义》）

鲁迅说，《野草》里有我的哲学。《野草》集中讨论的是个体生命深层困境的问题，展现了鲁迅人生哲学的精髓。

在《野草》里，鲁迅塑造了许多文学意象，以象征人类某些方面的深层困境。如《死火》一篇，以被人遗弃在冰谷中的行将熄灭的“死火”，推出了“冻灭”与“烧完”两种选择。“冻灭”就是留在原地“坐以待毙”； “烧完”就是随“我”走出，做“垂死挣扎”。尽管最后等待它的都是死亡，但是“冻灭”和“烧完”是有区别的。这个“冻灭”，他是什么事儿不干，他的生命没有光影，只是一个空壳。这个烧完，虽然最后也是完，但他燃烧的那个瞬间是发出灿烂的光辉的，他的生命是充实的。这就是一种人生哲学，生命的价值不在手结果，而在于过程。人就是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选择。导师王瑶先生曾对我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因为垂死挣扎有一种挣扎之美。

《野草》里还有一篇《影的告别》，影子的物理特征是正午阳光直照或者完全黑暗的时候，影子就没有了，影子只能存在于明暗之间。鲁迅就用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己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命运。“历史中间物”的意义是什么呢?鲁迅说，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捣乱，它生命的价值是和黑暗连在一起的，实现在对黑暗的反抗当中。它当然不被黑暗所容，当黑暗笼罩的时候，这样的影子会消亡；但当黑暗真正消失、光明完全普照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没有了，影子也要消亡。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这“无地彷徨”四个字，实际上说尽了“知识分子”的深层困境。

但是当一个人绝望到顶点的时候，就会大彻大悟。所谓大彻大悟，就是看透了人生、社会、历史的局限，看透了自我选择的有限性。很多事情你之所以失望，在于你原来抱的希望太大。如果你把问题都看透了，想透了、你就不绝望了。这就是鲁迅说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就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绝望到底，就成了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之后，还可能出现两种态度。一种是，既然一切都如此，那我就什么事也不做了，就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还有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前面是坟，但还要努力地往前走，要反抗，要奋斗。鲁迅的哲学就是要“反抗绝望”。

这种反抗绝望的哲学，其实包含两个侧面。一个是看透一切，大彻大悟，打破一切幻想与神话，清醒地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生存困境，这是打破一切瞒和骗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个是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一种反抗绝望的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家、佛家的大彻大悟和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结合。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为其特点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是鲁迅哲学的核心，同时也是20世纪的中国所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

(摘自《和钱理群一起阅读鲁迅》)

对“美好生活”这一人类共同的追求，不同伦理学流派有不同的表达，尤其体现在古典时代哲学家的研究理论中。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也是最高的善；伊壁鸠鲁认为快乐包含身体健康和心灵宁静，审慎的生活才能获得宁静、才能获得最高的善；斯多亚学派认为“按照自然生活”、按照理性生活，才能达到幸福。其共同特征是认为，幸福是与理性相一致的，理性内在于美好生活的普遍理想。

中国文化同样传递着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尚书·洪范》中有“五福”的记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表达了一种整体性的幸福观。与上述古希腊哲学家对理性强调、对求真求知的强调不同，中国文化受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天下一家的世界观、民胞物与的生命观影响，对美好生活的描述更强调求善求美，强调幸福的整体性和完备性。

比如，强调天人一体。在中国哲学里，天是万物的生命本源，也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对此，儒家道家文献都多有论述，比如《易经》中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的作用在于“成万物”，将人与自然、人与最高道德本体的关系清楚展现出来。

比如，强调德福一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德福一致，认为道德内在于幸福之中，美好生活同时也是道德的生活，因此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圣人也能“不改其乐”。同时，因为道德带有利他性，这就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个人的美好生活必然融入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发展之中，内圣外王的个人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由此趋于一致。

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文化所表达的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精准地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40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千百年来的文化表达上升为国家发展的目标，锻造成民族复兴的支点，并逐渐赋予了其更加丰富更加现代化的内涵。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概括，对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定义，进一步彰显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体现了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系统性把握，对人民获得感的全面理解，由此也彰显出了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精神。

（摘编自刘文嘉《美好生活的中国表达》）

材料一：

所谓“物质变精神”。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外部客观物质的东西反映到主观意识中来，形成主观的如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等东西。所谓“精神变物质”，就是将实践中业已形成的方针、政策、理论、方案等观念性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群众实践，从而转化成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力量。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从认识的过程来看，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来看，表现为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干部的领导实践过程来看，表现为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毛泽东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并不是任意的过程，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物质可以变精神，但是正确的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精神可以变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客观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总之，毛泽东强调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摘编自樊瑞平，张心立《毛泽东倡导对干部进行认识论教育——重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每次大挫折，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共产党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1927年的大挫折。开始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堂学到东西的党课是谁上的？是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那一次蒋介石逼得共产党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了西服，拿起枪上了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就这样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坚守阵地决战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损失惨重。当时你说他，他不听，很多人也不敢怀疑他。为什么？人家是“权威”，王明曾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受到过列宁的接见，而且据他自己说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些人牌子都很硬，文凭也很高，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最后实践的权威打倒了观念的权威，到陕北后，我们党明白了，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问题是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它好就好在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服从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泽东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实践的检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学来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华盛顿的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摘编自张文木《我们赢在哪里？赢在人才！》，《北京日报》）

材料三：

社会实践是人们有计划、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主观之于客观的活动，经过社会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真理，具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性，即不论什么人，只要是他的思想，理论，认识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就是真理性认识，相反便是谬误。但在现实生活中，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往往与“某些领导人的某些意志”“某些书本中的某些原理”“某些权威人士的某些言论”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认识路线坚持下去，就应该遵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和“此外再无别的”而“只能是”的“绝对性”要求，坚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出发，检验、修正他们的那些错误意志、言论和丰富、发展书本上写的不成熟不完备的原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科学知识的生命力所在。所以说，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会实践，是既公正又无情的，由它所赋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的客观性，是与阶级真理，权力真理，权威真理等一切形式的主观真理论不相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摘编自唐梅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学习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2019年9月30日，央视科教频道《走近科学》在播出最后一期节目《治理水花生》后，宣布停播。

1998年6月1日开播的《近科学》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档大型科普栏目，至今仍保持着科教频道最高的收视纪录。节目经常制造悬疑的氛围，把悬念铺陈到极致，最后却得出令人大跌眼镜的结论，引发的争议颇多。节目主持张腾岳接受采访时说，节目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记住，有病了不能自己瞎吃药，一旦手上划了个大口子、烫了个大水泡，得正确处理，不能撒一把香灰、抹点儿酱油了事”。

央视内部调查显示，对《走近科学》贡献最大的受众群体是初中二年级以下学历的人。制片人张国飞把中国观众比喻为“枣核”，文盲和高等教育是两个尖，大肚子的部分是初中学历者。

同为科普人，姬十三理解《走近科学》的处境，他觉得科普工作总是不断面对“是获得更多受众还是更加专业”的选择。他认为《走近科学》的叙事方法类似于今天的标题党制造爆款。“但至少在当时的环境以及国民对大众媒介的理解上，我觉得不是一种差的选择。”

（《〈走近科学）停播，它是“伪科学吗？》）

图一   在同类文化程度中具备科学素养者的比例（2015年）

图二   在同类文化程度中具备科学素养者的比例（2018年）

图三   公民通过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占比

（《2018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主要结果》）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于2018年4月至6月组织实施了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大幅提升，有10个省市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不同群体公民科学素质发展更加均衡。互联网成为与电视同等重要的公民获取科技信息主渠道，公民利用科普设施和参与科普活动的比例明显增加。我国公民高度关注并积极支持科技事业的发展。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采用国际通行指标，包括公民对科学的理解、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等内容。公民对科学的理解是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核心指标，用于测算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和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是公民科学素质影响因素指标。

（《2018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主要结果》）

据报道，复旦大学文、理、工、医不同学科的12位教授在今年新学期一起开设了一门通识课程——“似是而非”课，旨在以人们司空见惯和熟视不思的现象为例，阐述什么是“伪科学”。

这个课程实际上就是一门常识启蒙课。从课程内容上看，其中一些简单逻辑推理以及基本科学常识是属于初高中学生就应该掌握的。应该掌握而没有掌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现今初高中乃至大学的一些教材，其中许多内容的编写不仅没有观照到逻辑和常识的框架，甚至与逻辑以及常识相冲突——如果不是反逻辑、反常识的话。这个现实，是一些被称作“大婴孩”的大学生在大学阶段的社会化过程中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是“似是而非”这门课在大学受到欢迎、在社会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

常识启蒙课的精髓在于其建基逻辑和知识之上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观察世界的一套框架性标准。批判性思维，是学生树立价值判断标准，甄别其所接触到的书本内容和现实世界现象的立足点。有了这样的立足点，才能在众说纷纭中坚守标准、服膺常识、坚持定见。有了基本的逻辑推理能力，才能在谬说盈耳时仍能不趋强势、冷眼待之、不为其动。

《“似是而非”火了，常识启蒙仍微》

材料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10000亿斤。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国内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重大贡献。

“我国人口众多、农业资源人均占有水平低，虽然近年来粮食连年丰收，仍然无法完全做到自给自足。国际贸易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于旭波说。我国耕地占全球近10%、淡水资源占6%，却要养活全球近20%的人口，资源与人口完全不对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正由“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部分粮食出现了较大供求缺口，需要通过国际贸易来适当调剂余缺。

增强保障粮食安全应该植根于国内粮食供应基础之上。目前全球粮食贸易量每年在4亿吨左右，仅占我国年消费量的三分之二。此外，当前我国粮食个别品种供求矛盾突出，大豆对外依赖程度超过80%，优质粮食供给成为“短板”。

我国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但从中长期看，无论中国还是全球，粮食安全都隐患不少，风险仍然存在，需要各国加强合作，扩大贸易流通，促进全球粮食资源合理流动，提升整体粮食3安全水平。

（刘慧《我国筑牢粮食安全屏障》，选自《经济日报》2019年1月）

材料二：

“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8.65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15.46亿亩，确保建成8亿亩，力争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1月24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解读《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时说。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说：“严格实施耕地的数量保护，既要‘少占’，也要‘补足’。就是说要减少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同时要拓展补充耕地渠道。”对于加强保护耕地质量，余欣荣说：“耕地是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在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要积极开展退化耕地的综合治理，污染耕地的治理修复，统筹推进耕地休养生息。”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不论任何时候都必须首先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丝毫闪失。

（王立彬《“农地农用”原则碰不得》，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9月）

材料三：

《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报告（2012—2017）》 显示，近5年来，在耕地、淡水等资源约束加剧的情况下，科技对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提高的贡献不断加大，粮食产量自2013年以来连续5年都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在品种上，2012年以来我国选有推广了超级稻、节水抗旱小麦等一大批稳产高产新品种；在技术上，面向全国发布推广了粮食稳产增产、农业防灾减灾、农机农艺融合、农产品储运保鲜等先进实用的技术；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全生有期作业机械已基本形成规模。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12年的53. 5%提高到2017年的57. 5%。

数据显示，2014—2017年，全球农业领域论文总发文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英国、巴西和印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孙坦指出，中国是2014—2017年全球农业发明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但授权率仅为13.2%，在二十二个国家中排名第九。中国发明人主要申请地区仍在本国，国外专利布局量相对较低，技术创新主体主要由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农业企业表现极弱。

（摘编自杨舒《专家解读<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报告（2012—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