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思想家、比较法学创始人之一的孟德斯鸠曾说，“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这一表述，通俗来说，就是法律制度必须本地化，即必须符合一个国家所倡导的价值，所传承的文化，所遵循的社会、经济、政治等诸要素。

2017年3月15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民法总则》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目的写入了第一条，使其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法典第一条的重要内容和整个法典的价值所倚。

综观整个民法典草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基本内容，在草案中都有体现。比如富强，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传统民法以交易为中心，本质上就是服务于交易和财富的创造。民法典草案所包含的物权制度、合同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其实就是力图通过对私人权利的保护，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民富国强的价值目标。

再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二字，更是写入了民法典草案总则编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是民法的核心价值。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就在于市场经济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契约经济。民法典草案编纂在总则编中倡导诚信的价值原则，更在物权编、合同编的许多具体条款中建立起诚信利益导向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营造诚信价值观的法治环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中华民族为人处事的基本要求，表征出强烈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在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两部分也有着浓墨重彩的表现。在婚姻家庭编，民法典草案新增了30日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设置冷静期，可以有效减少冲动型离婚，让夫妻双方从油盐酱醋、家长里短等琐碎争端中暂时走出来，冷静思考婚姻是否值得继续维系。这样的制度安排，与人民司法长期奉行的“劝和不劝离”的审判路线一致。在继承编，民法典草案增加了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该规定有效地扩大了代位继承的范围，是法律与时俱进的积极表现。我国继承法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法律只规定了“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的情形。但是，随着我国家庭规模的缩小，甚至出现了“丁克”“失独”等情况，法定继承人也在减少。现实生活中，没有子女的老人经常会受到侄儿、侄女等非法定继承人在生活上的照顾甚至是扶养。民法典草案设计这样的制度补充，实际上也是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民法典草案体现的中国民法浓厚的时代性、鲜明的民族性，实际上也是立法过程中文化自信的外在表征。这也再次说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

(摘编自人民网评《民法典草案是时代价值、民族精神的立法表达》)

材料一：

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我们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宣传思想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移动媒体将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要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主流媒体要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现在，国际上理性客观看待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为中国点赞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主流媒体的历史机遇，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

（摘编自《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材料二：

材料三：

从“纸媒时代”到“微博微信”再到“视频、H5、VR全景”……一大批“提笔能写，对筒能讲，举机能拍”的全媒体记者涌现出来，“融媒体记者，就应该干吗吗行，做啥啥精”。紧跟科技发展步伐，唯一不变的状态就是改变。把网络信息前沿技术运用于新闻传播实践方面，新华社走在前列——2015年推出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写稿系统“快笔小新”；2017年底，发布全球媒体首个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2018年11月，全球首个合成新闻主播“AI合成主播”亮相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新闻领域开创了实时音视频与AI真人形象合成的先河。

以内容创新唱响时代强音。人民日报社策划推出5篇“总书记的人民情怀”系列报道和14篇“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新华社推出《心中的牵挂》《答卷》《誓言》《那年，我们21》等50多个浏览量过亿的重磅融媒体产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出时政报道“组合拳”，以《时政新闻眼》、时政微视频《Ⅴ观》等第一时间准确报道、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总书记调研考察时的感人瞬间，展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风范。

创新对外传播手段，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中国日报社充分发挥外籍记者编辑队伍优势，以“好运中国”“解码中国”等短视频栏目为依托，打造了“英国小哥”方丹、“美国小哥”艾瑞克、“英国小妹”夏洛特等“网红”记者，透过“外眼”看中国、通过“外嘴”讲中国，扩大主题报道的国际影响力。新华社“New China”账号在脸谱、推特、YouTube、Instagram、连我、VK六大平台使用19种语言发稿，总粉丝数突破1亿，跻身世界主流媒体账号第一方阵最前列，让“中国声音”更加清晰响亮。

（摘编自《守正创新   有“融”乃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融合发展成就综述》）

中华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可以共生共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曾说过，“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强调一般性、普遍性当中广泛且必然存在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东西方哲学同声相应，揭示出世界的多样性。

人类文明也不是只有一个色调、一种模式，可以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国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

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同样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华文化发展出“明德慎刑”“礼法合一”的中华法系，并在规范国家运行方面形成完备制度，蔚为大观的《唐六典》等历代王朝大典即是明证；古代地中海地区广泛的贸易活动，催生出商品交换规则十分发达尤以民法见长的罗马法。今天，法治已从传统和古典发展到现代，然而世界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法治模式不可能定于一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制度的生成和运作模式具有显著区别。人类法治文明并没有因走向现代化而失去丰富多彩、流于千篇一律，反而在体现世界性的同时保持本土性，呈现出一幅各美其美的图景。

就拿基本的司法制度来说，人类法治文明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英美等国的法官可以找出若干年前的判例去确定某一行为是否违法，欧洲大陆的法官则主要依照体系庞大、逻辑严密的刑法典定罪量刑。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国情特点、历史发展道路存在差异，究竟通过哪种途径来实现法治、法治的具体制度如何安排等，并没有统一的建构模式、实现机制和评价标准。可见，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虽有一定规律，但这些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归根结底源于各国法治“土壤”的不同。不同的国情必然使不同国家走上各具特色的法治发展道路。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思想，所以中国人民追求大一统的政治发展格局，形成国家法制统一的文明传统。

法治文明要持续发展，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这既符合人类文明多样性这一客观现实，也是法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通过照搬照抄别国的法治模式构建起自己的法治文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道路，是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践中走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意愿。这一法治道路既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又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能够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中国在探索自己法治道路的同时，也为不同法治文明提供交流互鉴的平台。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众多国家参与，这些国家分属于不同法律体系。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努力促进不同法治文明交流合作，倡导各国共同为建立更加公平的多边合作机制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仅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也以实际行动促进人类法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焕发光彩。

（选自《人民日报》2019-06-12 作者 步超）

材料一：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人口在城镇化的大潮下流动频繁，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徙。原有的城乡二元格局被打破，乡村大批文化精英远离乡村，选择对乡土的整体性逃离。就塑造乡村文化秩序而言，本应肩负乡村文化振兴重任的他们，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这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的“空心化”。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特征逐渐被削弱，现代化的楼房建筑取代了传统民居，传统村落大量消失。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乡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乡村社会出现了文化景观破碎化与“文化孤岛”现象。城市和乡村本就属于一种整体性文化，城乡文化不应割裂，而应“和而不同”。现在，城市文化破坏了乡村文化生态，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大量流失，乡村文化代际传承出现断裂，农民原有的生活状态、语言习惯甚至价值观念都在悄然变化。留守农民不再信奉诞生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在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上，普遍出现了集体性身份焦虑。淳朴乡风日渐衰落，“重义轻利”等乡村道德观念被侵蚀，封建迷信、盲目信教等低俗风气逐渐成为乡村文化的新常态。

（摘编自刘志刚等《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文化的冲突、融合与互哺》）

材料二：

当前乡村文化困境有目共睹，其根源在于思想观念。不少人以现代化的理论想当然地解释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认为农耕文明所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中国要快速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乡村及其文化的衰落是必然的。

这是对乡村文化的误解。中国是一个以农耕开国的国家，其乡村文化创造并保存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农耕技术、农业遗产，更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总结出一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道法自然”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命本体的参悟智慧。在与天、地、人的交流中，中国乡村文化创造了敬天法祖、崇德向善、仁义忠孝、节俭循环的生活智慧，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可否认，乡村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脉。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在接受城市文化积极影响的同时，其蕴含的民间智慧、淳朴民俗也会对城市文化产生强烈影响，与城市文化形成互补。

（摘编自刘忱《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

材料三：

对于有几千年农耕文明史的中国而言，城市文化并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状态，城市文化不可能取代乡村文化，乡村文化不可能沦为城市文化的附庸。城乡文化具有同源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城乡文化共同的深厚根基。不可否认的是，产生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乡村文化，存在着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宜的糟粕，但是乡村文化承载着中国文明演进的根脉。乡村文化凝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城乡文化不可能采取相同的发展模式，城乡文化一体化是在保持城乡文化特质差异基础之上的均衡发展，从而形成城乡文化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和谐发展局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传承和发展农耕文明。乡村文化振兴不是简单复制现代城市文明，而是在借鉴城市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对原有的多村文化的扬弃。在保持乡村文化个性的基础上，重塑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进而推动城乡文化的和谐共生。

（摘编自刘志刚等《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文化的冲突、融合与互哺》）

材料一

对于“大数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给出的定义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数据规模海量、数据流转快速、数据类型多样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换而言之，如果把大数据比作一种产业，那么这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提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摘编自《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架构设计》）

材料二

“电脑算法将让我们做出超乎感情的决定。”《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猎豹CONNECT大会主题演讲中表示，大数据带来了权威的转移，权威正在从人的情感转移到电脑算法上。在他看来，如果从数据的角度来看，你要想知道跟谁结婚，只要有候选人A、B，拥有强大计算机算法的谷歌和亚马进就可以告诉你答案，因为大数据会告诉你：从你出生我就开始跟踪你，我看过你所有的邮件、读过的书，我知道你的心率、血压，我知道你的DNA；你去跟不同的人约会的时候，我都知道他们对你的心跳起到了什么影响。

（摘编自张斯《“人工智能+”时代来临   人类会越来越笨吗？》）

材料三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都以为人类将迈向人人平等，但实际上，21世纪可能会产生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虽然全球化和互联网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但科技的发展可能会扩大阶级之间的差距，阶级固化将变得越来越难以突破。

高新科技的发展无疑是在不断造福人类的，但科技的进步在使部分人受益的同时，也让很多人受害，掌握你个人数据的互联网公司，将轻而易举地控制你的生活：他们会给你推送你想看的内容，给你推送你想买的东西，如果你搜索过索尼相机，那么你就很难再看到佳能或者尼康，你看过两篇娱乐新闻报道，那么你就会收到更多的娱乐新闻。

科技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独立思考，思维和想法是数据难以代替的东西。相反，放弃思考、随波逐流的人将会被科技和新技术替代。毕竟你可以自己什么都不理，交给算法帮你决策，让数字独裁；也可以努力突破自己，让自己成为掌握数据的那部分精英。

（摘编自《大数据的阴暗面》）

材料四

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是传播迭代的必然要求。从报纸、电视到门户网站，尽管传播载体在变迁，传播技术在进化，传播流程在再造，但新闻传播的基本规范和伦理守则从未退场。大众媒体时代，职业的把关人和健全的把关机制确保了到达受众的新闻的主流价值导向；互联网时代，算法自动生成的新闻就可以直接分发用户生产的内容和机器算法自动生成的新闻，这就使得到达受众的新闻可能没有经过传统的主流价值把关，甚至与主流价值存在大的偏差，产生错误的舆论导向，如微软在推特上推出的聊天机器人Tay，上线几个小时后就因宣扬歧视、仇恨和偏见而被迫下线。我们应当认识到，算法是在脱离人类社会的真空中产生和运行的，“第一种技术架构，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界面，都代表着选择，都意味着判断，都承载着价值”。对算法进行价值观引导，仍然是人在引导。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使算法的运行不偏离轨道，最终就能实现用主流价值规范人的行为。

（摘编自陈晓彦《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给我们提示了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总思路：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是在原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概念或事物的基础上主观能动地转化成为前所未有的、客观能够认可的概念或事物；“创新”，是在原有思维模式或行为范式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地发展成为超出原有思维模式或行为范式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模式、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因此，中医药创新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固本”原则。创新以传承为本，“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中医药学的创新不是毁古弃旧、标新立异，更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厚积薄发的必然产物。

二是“强基”原则。创新以需求为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创新要做真正有益于学科发展、人民需求的创造与发明，脱离了实际需求的创新就是毫无应用价值的“屠龙术”。

三是“守恒”原则。创新，是“知行合一”的持久战。“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科学研究、继承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要创新就必须守得住初心、耐得住寂寞、经得住挫折。创新最需要的是“恒心”，要像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那样抓住研习中医药典籍获得的灵感，坚持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研究工作，有着百折不挠，深掘精研，不断创造，创新、提升的意志与精神。

四是“出新”原则。创新以创举为功，“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要特别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高标准、严要求、细落实，才能真正实现创新。虽然创新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但每一个致力创新的中医人都应明志笃行，以创新高度为追求，开拓进取，填补空白，实现有品质、有价值、有成就的成功创新。

（摘编自孙光荣《创新：知行合一持久战》）

材料二：

（摘编自《中医诊断学基础表格总结》）

材料三

中医药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影响力的学科门类，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现代医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仍然在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近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催生下，中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看，世代相传的中医药，作为社会实践的知识、技能，是我国文化独特的表现形式之一，无疑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6年成立了中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组和办公室，组织开展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申报工作。我国在2008年10月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中，“中医”是我国上报35个项目中的首选项，而且这是决策层认定的“最重要、无需讨论与评审”的“名列榜首”的选项。可见，从国家层面上对中医药“申遗”是非常重视的。

（摘编自张宗明《中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与发展》）

材料一：

从调查结果来看，在现有出行方式中，居民选用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超过半数，而且72. 0%的居民认为目前出行还比较方便；但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选择私家车出行的比例也在增加。相较其他城市居民的出行方式，北京与广州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比例较高。

调查同时显示，73. 9%的居民愿意改变现有出行方式，绝大多数愿意选择私家车替代现在的出行方式，而购车的原因则是由于公交车过于拥挤，速度慢。经济发达的城市较其他城市的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意愿要高，例如北京、上海等城市。

而对于公交的意见，将近70%的市民认为它最大的问题是太拥挤；最吸引居民的公交改进措施则是提高速度和准点率、完善路线和公交工具；其中最希望发展的公交方式中，轨道交通排名第一，占比60. 9%；其次是快速公交专线，占比为35.1%。此外，广州和上海居民普遍认为目前公交系统的票价太高。

（摘编自张建《中国城市居民出行方式选择倾向调查报告》）

材料二：

台州是一个组合式的城市，单个城区的面积不大，平峰时段道路还比较通畅，高峰时段拥堵程度则比较严重。

上班路上要花费多少时间？回答这个问题，要加个前置条件“在不堵车的情况下”。以前堵车主要是交通事故所致，现在堵车则不需要理由，每一个路口都是潜在的堵点，即使有红绿灯也一样。早晚高峰期，车流量飙升，平峰时段还能应付的城区主要路口，马上就排起了长龙，等待两三个红灯已成常态。

每到上学、放学时间，大量接送车辆涌入，城区各中小学校门口都拥挤不堪。特别是地处老城区的中小学，校门口道路窄，往往被堵得水泄不通，学生家长和周边市民都苦不堪言。为了治理拥堵，校方和交通管理部门采取了不少措施，但由于接送车辆太多，收效并不明显。

天黑不可怕，下雨最烦恼。造成雨天容易堵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视线不好，司机必然放慢车速，降低了道路的通行效率，从而加剧了交通的供需矛盾。譬如：一次绿灯本来能通过20辆车，雨天要减少至15辆以下，那么在红灯前等待的车辆就会越积越多，最后造成堵车。二是雨天路况差，容易出事故，哪怕是小事故，也会因车道减少造成拥堵，并且还容易引起连锁反应，从点到线，从线到面，成片被堵死。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台州调查队《居民出行方式变迁与交通治堵困局破解》）

材料三：

不同交通方式承担出行的分担率的变化

（摘编自2015年《北京市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调研报告》)

材料四：

现在，大街小巷全是共享单车，它的出现，成功地解决了人们“上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作为共享出行中的翘楚，摩拜更是不断拓展海外版图，足迹遍布新加坡、英国、日本、意大利等11个国家，在全球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共享出行运营经验，志在通过创新科技打造全球化互联网出行平台。

12月3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CEO王晓峰发表演讲，指出共享单车已成为交通基础设施之一，“新出行”时代已经到来。

王晓峰称，根据高德地图的数据，摩拜单车在北京国贸CBD投放后，该区域的平均行车时速从21公里提升至24公里以上；另据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的数据，摩拜单车出现后，82%市民放弃乘坐“黑车”，近四成地铁站再无“黑车”踪迹。

事实上，摩拜在行业中率先运用了“北斗+ GPS+格洛纳斯”多模卫星定位和移动物联网技术，在大幅提升管理能力和运营效率的同时，也为城市规划和绿色出行作出重要贡献。

（摘编自中国网《共享单车已成第三大公共出行方式，摩拜引领新出行时代到来》）

材料一：2017年8月8日21时19分，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新闻机器人用时25秒写了一条速报，这条新闻通过中国地震台网官方微信平台推送，实现了最快速度的全球首发。

这让人们想起了9年前的汶川地震和4年前的雅安地震。同样是地震，同样是媒体全天候关注，短短几年间，新闻的模样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获取新闻的方式，微博发布、微信互动、客户端即时更新、视频直播随时在现场……多端口呈现已成为每一场“新闻战役”的标配。

“当下爆款新闻产品，多是社交媒体与移动传播相结合，最接近面对面交流的效果，人民日报社的H5产品就是很好的证明。”人民日报社研究部主任崔士鑫认为，如果不是通过社交平台传播，很难出现类似天文数字的浏览量。

崔士鑫提到的“天文数字浏览量”，是这些产品实现内容影响力提升最形象的描述。在2014～2016年间，国内83.7%的报刊出版单位，制定了未来3至5年融合发展战略规划文本；90.12%的报刊出版单位出台了媒体融合的具体措施和工作安排；超过三分之一的单位进行了项目实施。融合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报刊业融合发展已经从加和式转型进入质效并重时期。

(摘编自《喜迎十九大之融合发展：开启媒体报道新时代》)

材料二：

《艾瑞咨询：2016年中国网络新媒体用户研究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近6.9亿，其中手机网民数量近6.2亿。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 2016 年 1～3 月网络新媒体调研数据)

材料三：

纵观传媒业的发展进程，技术一直是驱动其变革的重要力量。在技术“喜新厌旧”本性的作用下，整个传媒行业在残酷的“破”与“立”之间寻找着动态的平衡。如果说web1.0和web2.0的关键词分别是“网络化”和“数字化”，那么web3.0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化”。它与传媒业的耦合，催生了机器新闻写作，并将内容生产范式从媒体精英式的内容产出和用户生产内容转换到算法生成内容。

在西方传媒界，机器新闻写作自2006年首次被引入以来，已经在体育报道、财经报道、气象报道等诸多领域得到较为普遍的应用。美联社更是在机器写作之外，启动编辑机器人对机器自动生成的稿件进行审查，成为第一家全面引入机器新闻人的传媒机构。在中国，机器新闻写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其也已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双平台发力”。从腾讯财经的Dreamwriter到新华社的“快笔小新”再到今日头条的“张小明”，这些写稿机器人的不断涌现以及升级换代，无不暗示着传媒业深层次的改变。

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全面渗透是近年来的一个现象级的发展，其中，机器新闻写作是人工智能在传媒领域的具体应用之一。有研究表明，未来传媒   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将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和应用关联在一起。

(摘编自《新闻人的价值位移与人机协同的未来趋势》)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中国儿童中心、教育三十人论坛共同主办的“中国儿童发展论坛”于6月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儿童优先·筑基未来”。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出席并演讲。

为什么要强调儿童优先？朱永新列举了四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相对于成年人的社会而言，儿童是弱势人群。

第二，童年生活是否幸福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今天的儿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他们如何度过自己的童年。

第三，童年的长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高度。朱永新表示，重视儿童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一个国家对儿童关注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个国家文明的程度。儿童是一个未经雕琢、未受污染的个体，虽然不够成熟，但是弥足珍贵，因为在儿童身上保存着人类最珍贵的品质。

第四，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的公民，今天的孩子的模样就是明天共和国的模样。对儿童的关心，让他们有更好的成长环境、更好的呵护是非常重要的。

(摘自新浪网)

“影子教育( Shadow Education)”是指学校正式教育的投影，也就是在东亚教育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儿童课外班现象。

调查显示，从课外班参与比例上看，儿童上学日参与学科辅导的占比最高，为66.5%，其他依次为文艺特长(58.2%)、体育特长(53.9%)、科技兴趣(35.7%)，在周末也呈现类似的趋势。从课外班参与目的上看，应试教育仍然有较大影响。除提高成绩(44.39%)之外，掌握知识(32.83%)、掌握学习方法(21.00%)、培养学习习惯(17.81%)、先学有优势(10.58%)等目的也被选择。这表明，儿童参与课外班的最主要目的仍然是学习、成缝和考试。

校外生活的“影子教育”现象加重了儿童的课外负担，也降低了儿童在其他校外生活方面的质量。儿童校外生活时间是有限的，严重的“影子教育”必然会压缩其他校外生活的时间和机会。在连睡眠时间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留给儿童自由支配的时间少之又少，这就严重压缩了他们进行休闲娱乐、自由玩耍、社会实践的机会。

(摘自《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

从贫困地区自身发展来看，一是贫困地区大多处于条件恶劣的山区林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这些自然条件客观上就对农村幼儿园的建设造成了困难。二是农村家长可能对孩子的教育缺乏重视，认为学前教育是有可无的事情，缺乏送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的积极性，更多重视孩子的身体发育需求，忽视孩子的心理发展需求。重视孩子在家的自由自在，忽视孩子的规则意识和社会性发展。三是由于地方产业对当地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许多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较为普遍。如果城镇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送孩子到城镇幼儿园会极大增加家庭负担，客观上造成农村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入学难问题。四是由于经济不发达，居民收入水平低，用于基本生活保障的比例较大，可供教育投资的就相对较少，再加上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无力提供太多免费资源，适龄儿童教育的机会势必受到影响。

(摘自《反贫困和儿童早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