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儿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取材于夏衍《包身工》）

材料二：

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做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夸张。

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陪外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会使软心肠的人流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有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报刊、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5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头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是在1936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取材于夏衍《从〈包身工〉所引起的回忆》）

材料三：

夏衍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主要反映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情况。作品描述的社会生活虽然已经远去，但是，其中蕴含的人性光辉、人文关怀，如今读来依旧使人震撼，发人深思。

好的文学作品能真正触及社会的灵魂。在特殊的年代，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作者都需要巨大的勇气。20世纪30年代，社会的环境极为特殊，作家要深入生活现场，付出的艰辛与惊险，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可想而知。夏衍凭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悲悯情怀，在黑暗中探索光明。

《包身工》充满感情、带有温度，其旋律是积极向上的博爱。这种爱积蓄了力量，震撼读者的心灵世界，点燃读者的情感火焰。作者笔下散发出博爱情怀，对女童工有着深切的同情，对她们遭遇的不公和悲惨命运进行直接揭露。夏衍的笔像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着那个时代的“脓疮”，对那个社会进行“刮骨疗毒”，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以形象的方式记录下来，他要告诉世人那里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世界，是怎样的真相，进而呼唤善良的人起来抗争。

报告文学创作，如果不是基于对社会的真情实感，不是基于发自内心深处的召唤，那么作品就是苍白无力的。在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无数或激动人心或发人深省的事件不断上演，作家也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火眼金睛”。无论是讴歌时代，还是记录社会，报告文学作家都要为社会的进步贡献文学力量，以有温度的作品感动读者，进而凝聚人心，激发更大的前行动力。

（取材于曾散《以有温度的文字探索光明——读夏衍的〈包身工〉有感》）

梦境沉入洪水的暂安一夜

［美］丹·卢泽德

现在是星期天的子夜时分，发这份急电的时候，街道一片沉寂。但是在城市中心，人们的心碎了。

家园沉入水里。汽车也被淹没，房子里黑漆漆的空无一人，而家具漂在水上。

缓缓上涨的水在防护墙上发出阴险的响声。但是人已撤离的地区静悄悄的。一切都很平静。

这是耳闻目睹的场景。但是，当城市里运沙袋的英雄们躺下来休息时，因1982年的这场洪水成为难民的人还处在混乱中。

他们今夜睡在坑坑洼洼的陌生的小屋里，房间里的地板上铺着亚麻油毡。在教堂中心，当焦虑不安终于为疲倦所压倒时，人们开始沉入睡眠，怀着感谢和平静的心情。还有上百张或者更多的床铺被放在搭得形形色色的房子里，以防备还有大雨的预言实现。

此时此刻，据说有3000人已被迫从他们的家里撤出来。大多数人是附近的老住户，位于这座城市的三条河的两岸。

主要是在城市的这个地区，吸纳洪水而救出难民。疲倦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消防队员和志愿者们赶来照顾难民，帮助麻烦的、不情愿离开的人到小救生筏子上，一次又一次把这些人运到高地上，其他的交通工具在那儿等着。

现在是午夜，城市中心人已撤离的部分沉入一片黑暗。断电、停气，正常的一切都不再存在。

那些及时站出来的人——用沙袋和临时垒起来的土堤同洪水搏斗——仅仅是在等着河水涨到顶点。他们的家得以幸免。现在，他们的自信又恢复了。他们今晚睡在自己的床上。但是他们也担心，城市还能承受多少水？雨在夜空中潜伏着。

在河的西边，令人心碎的程度最深，损失最为严重。在莫米和圣乔，水逼近防洪堤顶部。居民们爬到防水墙上察看水的最高线，他们在寻找希望的迹象。看到防洪堤还牢固的地方，他们就觉得有了希望；防洪堤哪里出现了缺口，哪里的希望就像耗子一样被淹没在水里。

难民们今天晚上讲了上千件事，都是他们看到和听到的。

有个人想起万布林大街上的一幢房子，那儿的阳光春天般暖暖地照在明亮的黄砖围墙上。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在他们的小黄房子的前院里等待着。那位绅士坐在走道上的一把黄色椅子上，膝盖上横着一根拐杖。他的妻子黄色的头发已经斑白，站在那儿望着奇怪的人来来往往。他们是一幅岩画、一张发黄的照片，不合时宜。

隔着一个街区的距离，水正沿着大街向他们逼近。这个女人只会说结结巴巴的英语，她的丈夫只是点头。糟透了的洪水，唉，糟透了的洪水。水有多高了？耸耸肩，他们将不得不离开吗？一个虚弱的、不安的微笑。谁知道呢？她说。谁知道呢？

邻近防洪堤的莫米地区，河水在那儿最宽也最深，低吟的河水在黑暗中翻滚。几乎没有人站在街灯下的防洪堤上。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他们感到安全。

在像口袋一样的湖边地区，两条河的拐弯处，水没有漫出河道。这里有一种乐观的信念。星期六夜里难以入睡的焦虑结束了。那里没有搭起的小屋子，也没有因洪水损害生活而感到的痛苦。他们暂时逃脱了洪水，但是洪水就在眼前。

现在，午夜过后，城市沉入梦乡，3000名难民安顿下来，得到了食物供给。仍有两个世界存在着。湿和干，高地和低地。两个世界被汹涌的河水和桥分开。两种运气，即好运气和坏运气。

明天有希望达到河水顶点。达到顶点，水就会退下去，无家可归的人会忘掉痛苦的记忆，然后将重新挖掘出这些记忆加以回想。

但这都是明天的事了。今夜仍有不安的睡眠，陌生的床铺，这场战斗的奇怪的空虚感——一部分失掉了，一部分赢得了。今夜，在城市中间，仍然有破碎的心灵。但是最坏的事已经过去了。街道安静下来，一切都那么平静。

（有删改）

【新闻背景】

在截稿时间逼近的巨大压力下对重要事件的余波和未来发展做出展望，这是对新闻记者的一大挑战。如果这个事件是一起严重的自然灾害，难度就更大了。美国印第安纳州《韦恩堡新闻哨兵报》的专栏作家丹·卢泽德却做到了这一点。

材料一：

新媒体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思维习惯、传播方式和交往模式。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推进，加快了社会的整体节奏。快节奏、高效率成为新型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全时性特点不得不使人们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搜索引擎的出现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带来冲击，譬如，上网搜索成为不少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记忆策略也发生变化，更多的选择记忆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对传统传媒形式是一种解构。其话语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的特点。大量短小、碎片化的信息，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但是同时新媒体也通过对不同碎片的拼接，形成一种新的立体的全景式的图景，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当然，传播渠道的急速扩展，也必然造成冗杂、无效的信息充斥传输媒介，降低人们参与的热情。

新型移动终端的出现、物联网等迅速发展，人与物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常见。互联网即时通讯、视频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了“人—物—人”的互动，手机、电脑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新媒体给社会交往带来了方便，但在享受技术优势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人创造了新的传播技术，不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要防止为物所役。

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收获就是表达渠道的扩展，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利，都可以借助方便快捷的渠道使自己的声音被传递。但是渠道的扩展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不仅仅是能够表达，成为新媒体带来的新挑战。同时，渠道的多元，要求传播内容的丰富和高质量，而信息相对过剩与优秀资源的稀缺，是目前的新问题。新媒体造就的趋向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将人们引向精神的泯灭。一切处于矛盾中，等待着我们抉择和妥善处理。

（摘编自《网络对思维方式及思想发展的正负面影响》）

材料二：

麦克卢汉在研究广告时发现，信息时代的生产中，商品本身越来越具有信息的性质，成本中相当部分用于广告预算。商品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质量，并且越来越取决于它在消费者头脑中所营造的形象。以旅行为例，旅行的过程与其说是在欣赏新的环境，不如说是在寻找已经在媒介里获得的想象，用实物来验证自己想象中的符号。于是“世界本身成为一个博物馆，馆中的藏品是在别的媒介里曾经见过的”。

这些吉光片羽的论述，提出了电子媒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的世界被符号化了，我们所接触的不再是世界本身，仅仅是一些象征符号。我们借助这些符号来构建起对世界的想象，建构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一双耐克的球鞋，在我们眼中，它并不只是一双鞋，那个商标让我们联系到乔丹、美国、潮流——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国产球鞋贵很多，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出自同一家工厂。我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它所象征的世界——一个建构的品牌故事。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进一步发挥了麦克卢汉这一思想。他提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拟像的世界，真与假很难区分。有时“假”的拟像甚至会比“真”的还要真，称为“超真实”。比如电影《黑客帝国》就是按照这种哲学理念创作的。人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花花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身上插着无数导管生活在营养液里，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母体”真实得让人流连忘返，甚至不愿面对痛苦的现实。

（摘编自《电子媒介时代世界认知的途径》）

材料三：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团体、教堂来实现。而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国外的研究表明，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12年中，儿童要观看长达5000小时的电视节目，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时间大约18000小时，而同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只有12000小时。

媒介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不断完善的电子媒介，它们和它们承载的信息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社会个体的认同。在此意义上，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媒介以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即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发地、不受媒介文化影响和媒体描述方式干预地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媒介被称为“第二课堂”，一方面边缘化了家庭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对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形成冲击和挑战。

媒介与信息的结合导致信息的极大丰富。面对不可确知的世界，除了用制度力量对信息传播加以规范外，更重要的是提升大众本身媒介素养以自救。

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将媒体素养教育作为抵制西欧和好莱坞流行文化的策略和方式，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每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也以教授批判性的收看电视技巧为切入点，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并逐渐纳入教育体制。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从1994年起，将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提上日程。

媒介素养教育的初衷和目标即是培养公众对大众媒介动作的熟悉并保持批判意识，致力于对大众媒体商业和宣传手段、技巧进行公开揭示，以此来匡时救弊。因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并非完全自足自为，而是组织的产物，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随着人们对媒介功能和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已经由单纯抵制抗拒媒介的控制，逐渐扩展到增强对媒介认识、识别和运用能力提高的层面，即获取、分析、评价与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

（摘编自陈力丹《提升媒介素养》）

材料一：

据《日本经济新闻》11月28日报道，中国国有核电巨头中核工业集团11月27日宣布，中国独立研发的新型核电机组“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此前中国使用的核电机组主要通过从欧美引进，未来中国将加速独立研发核电机组的建设，并将大力推动海外出口。

据悉，“华龙一号”采用了双层安全壳，抗震性能好，达到了国际最高级别的安全标准。中核集团认为，此次并网成功标志着中国打破了国外核电技术垄断，正式进入核电技术先进国家行列，这对中国实现由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的跨越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中核集团联合58家国有企业，联动140余家民营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5000多家企业，“华龙一号”所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国产，国产化率超过85%。

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在运核电机组约50座，总装机量约5000万千瓦，仅次于美国的94台9655.3万千瓦和法国的56台6137万千瓦，位居世界第三位。同时，中核集团海内外共有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在建。

报道指出，核电领域的进步也将为推动“一带一路”广域经济圈构想发挥作用。目前巴基斯坦在建的“华龙一号”核电站即将竣工。中国甚至还在争取向英国出口“华龙一号”，目前正在等待对方的批准程序。

摘编自《日媒关注：“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打破国外核电技术垄断》，《参考消息》2020年11月30日

材料二：

1月30日上午，中核集团在北京宣布：“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建福清核电5号机组，在完成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之后，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标志着我国在三代核电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前列，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之后真正掌握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我国核电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方阵，为我国建设核电强国迈出了坚实一步。

核电“首堆”，是指采用全新核电技术建造的第一台核电机组，在建造过程中涉及大量新设计、新工艺、新设备，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施工，一边进行设备生产和设计改进，因此往往造成工程拖延。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三代核电首堆建设都遭遇了拖延，美国和法国的三代核电首堆均拖期四到五年。而作为“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的福建福清核电5号机组，从开工建设到投入商运历时约68个月，如期完成建设目标，成为了全球首个按期投产的三代核电首堆。

摘编自《打破三代核电“首堆必拖期”怪圈“华龙一号”是如何做到的》央视新闻网2021年2月1日

材料三：

“华龙一号”首堆机组投入商业运行，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对于改善我国能源结构、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意义深远。据了解，“华龙一号”每台机组装机容量116.1万千瓦，每年发电近100亿度，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的年度生产和生活用电需求：同时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3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16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7000多万棵。

从2015年5月7日正式落地福清，到2021年1月30日投入商业运行，相较国外同类工程，“华龙一号”首堆机组成本降低了20%-30%。这是“华龙一号”成为当前核电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三代核电机型之一的重要原因。在巴基斯坦卡拉奇，2台“华龙一号”在建机组顺利推进，智利、英国等也纷纷提出了项目引进的合作意愿。

据介绍，按目前市场情况测算，每台“华龙一号”机组全寿命期内在国内创造产值将超过2000亿人民币，并提供超过15万个就业岗位。另外，每出口一台“华龙一号”机组，将为我国带动相关机电产品和材料出口近200亿元。

摘编自《探秘“华龙一号”》，《人民日报》2021年2月5日

材料一

2月18日   星期二

早上，上班不久，从传染病院转来了一个昏迷的病人。这是一名护士，她不幸病倒后，深爱她的丈夫每天给她送汤、送饭、送花，不顾医护人员的强烈劝阻。她的丈夫不幸染病也倒下了，而且走得十分匆忙，没能给爱妻留下半句遗嘱。得知这一情况后，在场的医护人员心情无不万分悲痛，这是我们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全力救治她。

赵子文主任一声令下：送ICU室、插支纤镜、上呼吸机、心电监护、抽血……我看到赵主任在为患者插管时，与病人脸对脸距离只有20厘米!之后护士们又为患者吸出带毒性痰液约50毫升，更换因大小便失禁弄脏的裤子……经过一番紧急救治后，患者的各项生理指标慢慢平稳下来。

事后，我和赵主任及参加抢救的护士聊天，问他们怕不怕。赵主任说：“当时只想快点插好气管插管，上呼吸机，时间就是生命。”护士说：“当时只觉得手不够用，恨不得再长出两只手来赶快把所有的事做好。”

一位护士的爱人得知妻子将被抽调到临时病区时，提出让她辞职，但这位护士没有这样做。她瞒着家里人，毅然来到了临时病区，还交代原来病区的同事，如果家里人打电话来找她，就说她刚刚走开或是做治疗去了。

为什么我们医疗战线从发病至今，倒下了100多名医护人员?答案就在这里：为医学科学献身，救死扶伤，我们责无旁贷!

(摘编自张积慧《对抗“非典”，难忘那46个日日夜夜》)

材料二

为坚决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扩散，武汉市要求对所有有发热症状的市民及时预检、分诊，对所有患者进行集中隔离救治，对所有密切接触人员采取居家医学管理。

为着力解决床位不足、发热门诊“排队长、秩序乱、等候长”等问题，武汉市在基层预检、筛查、分诊的基础上，设有61家发热门诊全面实行24小时接诊。为着力解决疑似病例入院隔离治疗床位紧张问题，武汉市分三批征用24家综合医院，临时改造成为收治发热病人的专门医院。第一批7家医院的床位已提供使用。第二批3家医院、第三批14家医院和2家民营医院正在按照征用要求，抓紧改造，2家临时新建的专科医院正在抓紧建设。

在医务人员保障方面，整合力量，确保病人应治尽治。武汉市组织同济、协和等7家部省属大医院包保7家定点医院，大医院各派出30名专家包保重症病区。另从其他市属医院抽调了107名骨干医护人员支援定点医院，全力以赴开展患者救治。

(摘编自贺广华等《武汉力保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本月1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近两万人感染埃博拉病毒，因埃博拉病毒丧生的人数已达6800人以上。不论是感染病例数量、死亡人数，还是受影响地区范围，此次疫情都达到了该病毒自1976年被发现以来的最大规模。

埃博拉病毒的蔓延造成了一场公共健康危机，同时也引发了经济、社会领域的一系列问题。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埃博拉疫情严重影响了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三个国家的经济，重创旅游业、投资、公共支出和劳动力市场。债务合计价值高达24亿美元。

而随着利比里亚隔离区发生骚乱、塞拉利昂医生连续罢工，疫情引发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上千名儿童失去单亲或双亲，成为“埃博拉孤儿”；隔离区民众因食品短缺、物价上涨而怨声载道……这些事实表明，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西非地区将面临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摘编自吴旭《2014国际大事件之埃博拉疫情：一种病毒引发的危机》)

材料一：

“两山理论”的提出有其必然性和前瞻性，契合了当前时代的要求和特点，成为破解农村发展与脱贫攻坚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路径。保护生态环境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更好地发展。生态环境越好，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力就越强，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此次疫情启示我们，乡村振兴需要新业态的发展。对于乡村振兴而言，发展新业态正是既符合“两山理论”，又可以应对疫情的好方式。要抓住这样的时机，把线上购物作为乡村振兴的一个主要方式，真正建立乡村的绿色产业，花大力气推出优质农产品。另外，疫情也要求我们转变生活方式，发展绿色消费。我们现在需要践行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呼唤绿色生活方式。我们应该转变生活方式，发展绿色消费，让乡村从“村”到“人”都体现出“绿色”的价值内核来。

（摘自赵建军《“两山理论”契合当前时代要求》，《广州日报》2020年4月5日）

材料二：

汾河太原城区段治理美化工程始建于1998年，经过近20年治理建设，形成了20．5公里的市中心绿化生态长廊，该项工程还曾获得联合国人居署颁发的“迪拜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称号奖”。

在临汾城区段，跨越6公里，占地面积达10．6 平方公里的汾河公园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前些年，临汾人散步只能在街道上转圈圈，现在有了汾河公园，我们拍婚纱照都不用去外地取景了”一位临汾市民骄傲地说。

多年不懈治汾，终使“母亲河”清水复流 ，在带来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同时，经济效益也正在显现。

文水县刘胡兰镇王家堡村的1400余亩汾河滩涂地，引进社会资本改造为900亩世泰湖，年均地下水补给量60万立方米，形成了集蓄水灌溉、水产养殖、生态恢复、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省级水利风景区。

临汾市则打破行政区划，将汾河流经的6个县（市、区）串联成线打造“百里汾河经济带”，成为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载体。目前，经济带内规划建设的园区中，18个工业园区销售收入占到全市规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的63．9%；10个农业园区有8个形成规模；5个文化旅游园区中的16个旅游景区全部实施开发。

（摘编自王菲菲等《“两山论”指导下的山西治汾实践》，新华社2016年6月7日）

材料三：

习近平的“两山论”实现了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战略思考。在时间维度上，“两山论”长远考虑，跳出了只考虑眼前的局限性。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在空间维度上，“两山论”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注重系统思维和效果集成 在全国范围内，“两山论”强化了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了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化和成熟，注重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在实践中卓有成效，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生态环境日益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和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在国际范围内，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两山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上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自刘先春《“两山论”蕴含的科学思维》，《光明网》2020年8月7日）

材料一：

青少年偶像崇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指青少年被自己认同的人格形象所吸引而表现出来的极度尊敬、极其欣赏或向往的心理、情感和行为表现。它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心理原因，与青少年的自我确认、归属需要、补偿心态、从众心理等因素有关。

青少年偶像崇拜呈现多元化特征，从影响上可分为生产型偶像崇拜和消费型偶像崇拜。生产型偶像崇拜是指对有着巨大贡献的人物形象的选择和崇拜；消费型偶像崇拜的崇拜者更倾向于注重偶像人物的外在表现形式，消费型偶像也是大众文化背景下青少年偶像崇拜文化选择的主要存在形式。偶像类型上的差异体现了青少年文化选择的价值取向的多元性，青少年对任何文化的选择，最后都沉淀为人格的养成。

（摘编自陈锴《青少年学生偶像崇拜的文化选择》）

材料二：

在文化的视角下，当代青少年偶像崇拜与大众文化的产生是密不可分的。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发达以后的产物，是存在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特点是以现代信息传播和批量复制技术为手段，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都市消费大众为对象，集娱乐性与休闲性为一体。大众文化是青少年偶像崇拜产生的文化背景，正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为青少年偶像崇拜提供了外部因素。

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是偶像崇拜的内部原因。青少年时期正处于社会心理学上所称的“心理断乳期”，情绪容易波动，表现为与父母关系疏远、自我评价不够稳定、反叛心理强烈等。特别是当今转型时期的社会所具有的一些问题，比如社会流动性增强、传统价值观念瓦解、家庭分裂增加等，加剧了青少年的异化感、孤立感，促使青少年产生寻找归属和依靠、寻找心理慰藉的强烈需求。青少年希望得到同龄群体的认同，而崇拜偶像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共同的语言，使之更好地融入某一个群体。

（摘编自张冠《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材料三：

青少年正处于一个建立自我、整合自我的关键时期。偶像的出现为青少年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人格资源和可供参照的人生范式。偶像崇拜对青少年人格形成、人生定位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理性的偶像崇拜可以为青少年成长带来积极影响。一些青少年在崇拜偶像的过程中，将追星的热情化为自身奋斗的力量，使生活目标变得更加明确，一步步走向“理想自我”。另外，偶像崇拜是一种内向的自我交往和对话。借助偶像崇拜，青少年可以获得自我沟通、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从而实现自我社会化。

然而，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偶像崇拜，更多具有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的特征。由于青少年通常还没有构建起完整的价值观，对于经过商业化包装的偶像并没有辨别能力，因此容易追随大众陷入盲目崇拜，导致自我的创造力和批判精神丢失在崇拜之中，最终迷失自我。同时，青少年对偶像的认同都过于理想化、绝对化，在过度抬高偶像地位时无法正确认识偶像和自我，影响了心智的正常发展。近年来，青少年偶像崇拜偏差的问题已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摘编自吕慧《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分析与引导策略》）

在中国民歌界，龚琳娜无疑是个“另类”。几年前，她以一曲《忐忑》名噪南北，绵延其间的喧嚣与不安，几乎成为这个时代的寓言，也让她走进公众的视野。然而，2013年她和老锣创作的《法海你不懂爱》《金箍棒》却让他们背负争议。

春寒料峭的3月，我走入龚琳娜和老锣在北京举办的“古诗词音乐沙龙”。《静夜思》《登鹳雀楼》……老锣将典雅的中国诗词嵌入音符与律动，再加上龚琳娜或柔美或刚烈、或深沉或彷徨的歌声，温柔地唤醒那些沉睡的文化记忆，让人感叹听觉与心灵的共振竟如此美妙。演出后，龚琳娜向我讲述了她眼中的自己及民族声乐。

此生不做“套中人”

记者：5岁登台独唱，20岁保送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加入中央民族乐团，1999年获全国青年歌手大赛银奖和“观众最喜爱的歌手奖”……华服、盛典、鲜花、掌声似乎都已顺理成章。你那时为何要出走民歌界，为何回归？

龚琳娜：大学毕业后，我发现民族音乐的环境太单一了，几乎是千人一声。我不想做一个“套中人”，必须打破自己。这时遇到了老锣，是他让我“打开”了自己。旅居德国，让我看到世界民族音乐的风貌，捕捉到中国音乐的“根”——中国民歌和戏剧的唱法，就像登上了鹳雀楼，有一个更开阔的视角回望自己的文化。老锣告诉我，要让西方人听到汉语的美丽。《静夜思》《忐忑》等老锣的音乐中既有中国音乐的“根”，也有与众不同的尝试，是21世纪中国的新声音。我们云游世界，在大自然里返璞归真，不断找寻自己。当这些积累几乎要在我的身体里“爆炸”时，我告诉自己必须回来。

记者：今天你演唱《静夜思》《登高》，每一曲唱毕，都忍不住拭去眼泪，很少有歌者被音乐感染到如此境地。

龚琳娜：唱歌是生命魂魄的反射，要离自己的心很近。作品和作曲家要很纯洁，歌者也必须干净，因为歌唱是回归自己内心的过程，而不是向观众炫耀什么。因此感人的不是华丽的声音，是真实的力量。假唱假意，再大的名声，再高的技巧，都是故弄玄虚。

记者：如何让歌唱回归自己的内心，保持“纯洁”？

龚琳娜：在德国，我们住在山里面，我每天找一片干净的林地，脱去鞋子，光脚踩在地上，感觉自己的身体是一棵树、一朵花，从那一分钟起开始忘掉自己。从大自然里找到了这个东西，再唱歌的时候，状态就不一样了。

既然上天让我拥有了这个舞台，就要努力把这个舞台变成桃源，把我们的音乐变成桃源的音乐。首要的是永远尊敬音乐，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不可以跨越它，利用音乐来炫耀自己。在北京，我们租住的房子有个小花园。天气暖和了，我就光脚踩在土地上，那种踏实感，让我感到不是悬在半空中。每年7月，我们都要去森林，去呼吸，放松自己。这样的方式，让我不会丢掉干净的心灵。

可惜“山珍”无人知

记者：你在微博里写：“我们的歌里有《忐忑》《金箍棒》等麻辣火锅味的，也有《走西口》《好花红》等小吃类的，功夫最深的要数《登高》《桃源行》等自然山珍”。为什么通过媒体传播的是“麻辣火锅”，而不是功夫最深的“自然山珍”？

龚琳娜: 在春晚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没有人会静下来听《登高》，要呈现的音乐必须有光彩，而非内敛的。其实，你要唱得深刻，而非浅表的热闹，更难。我对于《金箍棒》《大笨蛋》的喜欢并不弱于古诗词音乐。古诗词音乐是一种精神营养，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但在日常生活里，快乐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金箍棒”就是你的武器，帮你打败内心不好的欲望，生活中特别需要《金箍棒》一类的作品。

记者：同为“麻辣火锅”，为什么《忐忑》的认可度较高，《法海你不懂爱》《金箍棒》却招来争议？

龚琳娜：一个作品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能否得到别人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让人获得。《法海你不懂爱》的任务就是把这句咒语植入你的大脑，告诉你凡是真爱遇到阻碍，就要唱这首歌。我想很多人不是不喜欢《金箍棒》，而是不喜欢我“齐天大圣”的扮相。这毕竟是这种扮相的第一次亮相，我也在探索。大家在讨论和碰撞中，才能激发新事物的出现。

记者：所以，能否带来新感受，是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

龚琳娜：不，不是外在的刺激，而是内心的感动。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经得起观众咀嚼和时间检验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我看重音乐给观众带来的力量，希望我的音乐传递生活的希望。

记者：那些“自然山珍”有面向公众的传播渠道吗？

龚琳娜：没有。要么是拼盘晚会，要么是死板的音乐会，古诗词音乐的生存空间几乎没有。我希望大家能关注这部分。通过音乐激活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是我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