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戏剧大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团圆结尾。这种“大团圆”结尾的结构模式，其成因是多方面的。

元朝的民族压迫和吏治腐败深深地刺痛着报国无门的文人，于是大批公案豪侠剧面世。作家们用戏剧赞扬英雄、鞭笞小人，揭露阴暗、痛斥腐败，以此来宣泄内心的不满与愤懑。然而，这种鞭挞似乎于现实并无太大的影响，他们就把这种扶危济世的理想加以美化，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以苦开头，以乐结束，用惩恶扬善的结尾，使戏剧洋溢出了浓厚的大团圆色彩。如《窦娥冤》中先借窦娥的冤屈揭露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结尾用窦娥的平反昭雪来表达贪官污吏受到惩治的美好愿望。现实的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就借用大胆的夸张和想象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这是元代文人自我心理调适的一种方法。

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压抑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被压抑的情感多少得以宣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在各种爱情婚姻剧作中得以实现。如《西厢记》《倩女离魂》等剧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艰辛曲折之后获得团圆，表达了作者对礼教的不满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

到了明清两代，思想文化专制愈演愈烈，许多作家把创作转向了神仙道化剧。比如《宝剑记》和《鸣凤记》，尽管是反映沉痛的历史，最终都还是正义被伸张而邪恶被惩治，既批判了政治黑暗，也留了个光明的尾巴。而婚恋剧如《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则更强烈地反映了作家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戏曲与诗、词、文等雅文学不同，它属于市民俗文学的范畴。戏曲能否搬上舞台，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观众态度的制约。剧作家和演员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剧本来维持。因而，戏剧作品更倾向于娱众，中国的老百姓大多善良厚道，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遭受了冤屈难以讨回公道，舞台上的善得善报、恶得恶果的故事便成为了他们心理的安慰。“如果连舞台上的一点正义的呼声都失去了，那么这些戏剧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老百姓花钱看戏的目的就是“找乐”，是消愁，是追求心理的愉悦和精神的享受。至于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他们的愿望。大概正因为如此，从原本《会真记》到后来的《西厢记》、从原本《霍小玉传》到《墙头马上》才发展出了喜剧的结局。

文学可以影响读者，给人以教育，奖善惩恶的教化功能又使作品成了缓和社会矛盾的工具。同样，老百姓也会把舞台当作教科书。为善的不得好报、做恶的不受惩罚，一旦道德的准绳失去公正，人们的心理和道德的准则便没有了依据。从一定层面上说，戏剧的教化功能也对“大团圆结局”具有很大的影响。

（取材自《浅析中国古代戏剧的大团圆结尾》）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道德美不是在艺术美本身中所包含的那种广义的道德美，而是属于文学作品特定内容的道德形态。如果我们给予一部作品的评价是“美的作品”，邦就是我们阅读它的人对作品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美和艺术美的综合评价。文学作品的道德美和艺术美是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尺，也是判别文学作品是不是具备美的出发点。

我们应该清楚，并非只有艺术才给人以美感，世界上物质中的一切具有美感因素的事物都能够让人感到美的享受。花卉是自然界的物质，能让人感知它的美，作为艺术形态常常呈献给人们，让人能够体会到美的愉悦。实际生活中花卉本身并不是作为艺术品而存在，它只是作为客观世界中的一种美的物质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作为自然界物质的“花”，它的美来自它的生命，也与它身上的色彩、形状、线条有很大关系，这种有机组合方式的美感，是由物质的材料组成的，尽管具有艺术的美，但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而我们所讲的道德则是属于精神状态层面的意识，人们根本就无法看到它美与不美，而是要通过感知、分析、思考、判断才能体会到。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对描写的对象存在着审美意识，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去判断，如作家描写的英雄人物、爱国人士、劳动人民等等，他们在作家的意识中都是具有美德的人物，而作家选取的内容本身就是感人的，再经过作家一番艺术表现以后，作品中人物、事件的美感力量就得到了增强。有些作品中，作家描写的对象本身看上去并不美，有的由于作家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段的不同，描写对象就呈现出丑的形态，如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董卓、秦桧、容嬷嬷等；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南霸天、刘文彩、假洋鬼子等。从这些人代表的阶级倾向和内在的品质来说，他们代表了罪恶和丑陋，对于这样的丑，作家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人物塑造和故事建构的方式揭示他们内心深处丑的道德，这是作家思想中竭力鞭挞和批判的对象，尽管表现了他们丑的嘴脸，但是就文学作品而言，道德美的倾向更加明显。这就是文学艺术的能力所在。同时，因为创作者在艺术刻画中，符合生活的真实，同时也属于具有美感因素的艺术典型，让读着从反面去欣赏人物的形象，那么这样的人物就成了具有道德美教育的艺术对象了。

我们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一个作家如果在思想、立场上缺少道德倾向，就会混淆美丑的概念，那么作品根本没有道德美的倾向。从艺术表现形式看，创作者如果对于具有道德美的描写对象在进行艺术描写上表现得不够充分，那些具有道德美的事物就无法让人感到是美的，相对的，那些具有道德丑的人或事件，如果艺术典型化不足，没有完全对他们丑的实质给予揭露，自然美影响到作品道德美揭示程度。由此我们看到，一部文学作品中，让人能够感受到美的不仅仅是艺术美，同时还包括了道德美。在道德素养的形成中，文学作品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不管是哪位作家，无论是哪部作品，都需要接受伦理和道德的检验。

（摘编自丁洁《文学作品的艺术美与品格修养》）

边关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紧密结合的景观形态，传递着历史文化内涵。边关出现在唐诗中，皆因丝绸之路的通达开放的国家社会格局，文人墨客对漫游边塞、从军入幕的崇尚以及包括过所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限制等。相比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边关的文化意义更为抽象，象征性更强，所承载的感情也更为复杂。诗人多以社会现实为吟诵主旨，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以虚带实，将边关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战场形势。从军事意义上讲，边关地理位置重要。从唐诗中看，边关的“战火”已经烧入了诗歌意境，不管那些知名关隘是否正在发生着战事，诗歌中的征战杀伐都未曾真正停歇，皆承载着将士建功立业的豪情、大无畏的精神和犯我者虽远必诛的决心。例如，唐彦谦《咏马》中“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借玉门关指边陲前线征战之地；李白《从军行》中“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体现出关防将士守卫家园、驱敌出境的豪迈气魄。

其次是戍边之所，“关”是军防象征，也是征人和亲属对戍边之地的情感依托。诗歌里有恢宏阔大的战场形势，也有单一渺小的个体自我。边关虽然承载文人将士们建功立业的梦想，但毕竟是遥远的苦寒之地，长期在塞外驻守或是从军入幕不得志之人面对战争的惨烈、环境的荒凉、人情的冷漠生疏，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思念怨忿之情。而人们的情感是相遹相应的，在亲朋远赴塞外前免不了“爷娘妻子走相送”，塞外兵士思念故人的情感也不会停歇。因此边关戍守之地，成了思归与念归的交汇。

再次是阳关寄情。在涉及边关名称的唐诗中，有一类“阳关诗”较为特别，这源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的“阳关”指的是友人西行的必经关卡，有着明显的关外无故人的地理属性和分界含义。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其曲名《阳关三叠》或《渭城曲》，唐代许多诗人都曾提到。在他们的那些诗句中，“阳关”多已失去其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特点，而以人文伴随意义，仅指代曲调货词中涉及的劝酒、伤离别等某些特定含义。

最后是家国分界。丝绸之路上的边关地理环境和其后天见与中原地区差距较大，作为戍边之所的代表和军事战略要地成为内地与西域的分野、不同文化的分野、生死安危的分野、家国与异乡的分野，是物质与人文界限的共有载体。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年老思乡，向汉和帝上疏：“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外绝城，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由此可见，玉门关被汉人看作家国的分解，带有有深重的情感烙印。

唐诗中的“边关”含义不再单一，表面。在人们的心目中，除了对距离、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的认知与定位之外，“边关”早已超越了军事防御或是征税、监管缉私的原有含义，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家园情怀。

（摘编自邢宇晨《唐诗中的边关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