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产动画《哪吒》热播，其最精彩的设计在于魔丸哪吒和灵珠教丙的成长经历对比，如果单单从遗传角度考虚，魔丸哪吒长大后应该成为恶魔，而灵珠敖丙应该是救世主。

但是，遗传对于人的成长固然重要，环境的影响却也不容忽视。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科研人员监踪调查了1994年到1996年间的13000多对双胞胎婴儿，分析遗传和环境对于婴儿特性的影响，比如智高、身高、体重、健康状况、认知能力等。研究结果表明，遗传和环境因素并不是孤立的，在不同的地区遗传和环境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在英国大部分地区，遗传因素可以解释被调查婴儿60%的行为表现，但是在英国东南区，遗传的解释度不到一半，婴儿的成长更多受到环境的影响。遗传和环境对人类的塑造，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哪吒作为魔丸的顽劣性格，在成长过程中的确展现出来。哪吒的父母李靖夫妇和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对哪吒加以严格管教和善意的引导，最终使得哪吒走向正道，这就是环境对人成长的塑造。反观灵珠教丙，生性本善，可是在其父敖广和师父中公豹的影响下，遁入魔道，这也是环境对人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杨志博士团队对200对双胞胎的脑功能研究发现，基因对于单个功能网络的影响较大，比如对额顶控制网络的影响达65%，对前叶记忆网络的影响达51%，但是，各个功能网络需要配合才能发挥作用，而网络的配合更多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信息整合、情绪控制、沟通等行为能力受到环境的影响较大。

因此培养孩子的气质、思维要注重环境因素，这点李靖夫妇做得就不错。尤其是李靖对哪吒说的那一句：你其实是灵珠转世。这积极的心理暗示，可谓改变了哪吒的一生。

(节选自《看完(哪吒)我相信导演是学医的了》，有删改)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刺客，这几个人都是因为刺杀而青史留名，但都不是专职的刺客。其中前三人生活在春秋时期，聂政和荆轲生活在战国时期。曹沫是位将军，其他四位则是“客”或者“士”，就是寄居在贵族家中的人。前四位刺客所反映和显示的是新兴社会群体主体意识的自觉，显示了士人群体和个体的人格塑造，他们的刺杀行为只是为了实现个体或者群体的价值，还没有能进入到社会公共价值领域，缺乏历史意义，因此司马迁应该是希望通过荆轲的形象来赋予这个群体更为切实的社会价值。

荆轲的叙事方法跟前面四个刺客完全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拥有完整的履历和个体的精神特质。荆轲为人“好读书击剑”，好结交贤豪长者，曾经游说过卫元君，而且有个很大的个性特点就是能隐忍，这些都说明他不同于那些纯粹靠卖命为生的刺客。豫让活着就是在等待一个让自己去死的理由，给自己找送死的机会，但荆轲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所做的也不可能是不问是非、不问结果的事情。他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刺杀秦王，拯救六国。

燕丹刺杀秦王，固然有私仇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秦不断蚕食诸侯，严重威胁到了六国的安危，拯救燕国甚至拯救天下的责任都维系在这次刺杀活动当中，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因此这次刺杀承担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有国家战争的含义。荆轲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说他希望能够活捉秦王，逼迫秦王签订政治协议。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荆轲的朋友高渐离还是坚持行刺秦始皇，他的理由也是不认同秦国对六国的吞并。由此可见荆轲刺秦并不是简单的复仇，而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行动。

为了使这次刺杀行为显得更加庄重、更加悲壮，在荆轲还没有开始行动之前，就有两位大人物为这次刺杀主动献出了生命。一个是智者田光，他是太傅鞠武的朋友，也是荆轲的朋友，是荆轲跟燕丹的中间人。燕丹嘱咐他说刺杀一事事关重大，千万不要泄露出去，田光说这是燕丹在怀疑自己，因此自刎而死，其实也是“欲自杀以激荆卿”，要刺激荆轲。另一个是从秦国逃亡到燕国的将军樊於期，他主动献上自己的头颅，为的是给荆轲创造接近秦王的条件，像是一场献祭的仪式，十分庄重。田光和樊於期代表着贵族和主流社会，他们为支持荆轲而慨然自杀，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生命加入到荆轲的刺杀行为之中，增加荆轲生命的分量，使得荆轲同时代表了各类反秦的社会力量。

荆轲的刺客身份也不同以往。跟前面的豫让和聂政不同，荆轲出发之前还有一段抒情描写：“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微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如果大家熟悉《史记》的话，就会发现这段描写其实很像项羽四面楚歌的那段描写。司马迁通过营造悲壮的气氛，表现出荆轲精神具有感天动地的感召力，把荆轲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从而使荆轲从前面一系列的刺客职业人群中脱颖而出，成为历史的英雄，赋予这个人物更加丰富的美学意义。

（摘编自过常宝《荆轲：从极端义士到历史英雄》）

材料一:

相比以前的更新换代,5G网络是一次更大的飞跃。5G的到来意味着流量的巨大提升。到时候,几乎所有的手机套餐都会提供廉价而且真正不限量的网络流量。“这将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高通5G市场主管谢里夫·汉纳说道。举例来说,即使在没有Wi-Fi的环境下,手机应用也不再需要降低视频或图片的分辨率。事实上,你很可能会更倾向利用手机网络来下载,因为5G的速度将会比你家中或是办公室里的Wi-Fi更快。更进一步说,我们的手机也会比以往更加强大。今天的手机处理器会受到散热和电池容量的限制。但是想象一下,如汉纳所说,如果你的手机通过5G网络与更强大的计算机相连接,“处理都会在远程完成,但是由于网络速度足够快,就好像是为你手中的手机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处理器一样”。

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于:5G不仅仅是为手机设计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新世界,无论是电子设备、工业机器,还是农用机械甚至汽车,都会接入网络。举例来说,5G协议允许一些数据插队,在其他数据之前进行传输。也就是说,在2023年,当两辆自动驾驶汽车需要通信以避免碰撞时,它们的数据可获得比你正在线观看的《星球大战25》更高的优先级。

(摘编自戴维·波格《5G会带来什么》)

材料二:

在3GPP主办的5G标准投票会议上,全球通讯企业对未来5G是使用美国高通主导的LDPC技术还是中国华为主导的Polar技术进行了投票,胜利的一方将成为全球5G行业的领导者。会议最终达成的决定是:数据通道长码和短码编码方案均采用LDPC方案,控制通道采用Polar方案。

(摘编自《透视5G投票风波》《人民邮电报》)

材料三:

外国政府的不正当竞争手段虽然会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但是无法逆转中国在5G领域赶超的进程。5G通信网络建设投资规模巨大,美国等国家限制中国企业的电信设备进入,不仅会造成其国内5G投资额的进一步增加,而且会由于5G网络建设的延迟影响关联市场的发展和相关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中国国内具备支持5G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费者和企业用户数量庞大,能够为5G以及下游应用产业的发展提供足够规模的市场;同时,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又会吸引用户,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形成正反馈的促进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形成由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下游应用提供商等组成的较为完善的移动通信生态。完善的产业生态不但能够降低5G投资风险,而且能够形成合力,加速5G技术的突破和商业化应用。中国4G成熟度高,中国4G基站数占全世界4G基站数的60%。4G网络中的铁塔、电源、传输光缆、机房配套设备等均可以用于5G,有利于5G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另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产业门类、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孕育创新性的5G下游应用提供了市场基础。经过近20年消费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国形成了以BAT为代表的一批世界知名的领军型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既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又拥有强大的算力、算法和技术创新能力,目前正在积极进入物联网、车联网等产业互联网领域,将成为推动5G下游应用发展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李晓华《5G的重要性与中国的赶超机遇》)

材料一：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升级迭代，文化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粉丝经济”兴起的深厚土壤。对商家来说，粉丝们带来的“流量”，往往与“销量”直接挂钩。在利益的驱使下，行业内滋生了“流量至上”甚至“流量造假”等现象，亟待规范和引导。而粉丝群体中存在的“刷单”“刷票房”“刷好评”等不良行为，也为自身带来负面评价。理性对待粉丝热情、引导粉丝合理消费，同时将明星效应转化为提升商业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契机，才能更好体现“粉丝经济”背后的流量价值。

作为文北娱乐产业和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粉丝经济”同样要遵守市场经济对于诚信、法治的要求。有数据显示，36%的粉丝表示愿意为偶像每个月花100-500元，相关领域市场规模高达900亿元。面对这一庞大的市场规模，如果任由“流量至上”等非理性因素野蛮生长，不仅将破坏这一正在成长中的新生事物，也将侵蚀社会诚信体系。正因如此，近期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电商第三方平台须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并将对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依法依规、诚实守信形成健康的商业模式，将更好推动“粉丝经济”行稳致远。

（摘编自《推动“粉丝经济”行稳致远》《人民日报》2019年12月02日）

材料二：

（注：核心音乐产业包含唱片、数字音乐（PC+移动），演唱会；代言包含广告代言和网络代言；综艺影视包含电影、电视剧、网剧、综艺节目等）

（数据来源《新浪娱乐明星粉丝调查问卷》）

材料三：

近年来，伴随着文化娱乐产业的发达和媒介渠道的拓宽，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粉丝群体、粉丝文化现象受到人们的关注。从攒专辑、建贴吧到打广告、顶数据，粉丝群体不再满足于文化产品的单纯消费，而是深入参与到娱乐活动的策划传播中，成为“生产型消费者”，从观赏者到互动者再到“造星者”的转变，令粉丝群体得以在文化市场一展其才，也使粉丝活动走向线下。

需要指出的是，粉丝群体活动既有蓬勃向上的一面，同时，也存在无序、失序乃至无视社会规范等现象。比如，不久前发生的粉丝“代拍”导致航班延误，公开售卖明星使用过的医疗用品等事件，折射出部分粉丝的非理性行为。而电影“锁场”、网络“控评”、互泼脏水等不良现象，不仅透支着明星的流量，更制约着行业的健康发展，侵害着流行文化的正向价值。事实证明，粉丝的真情实感，只有合理合法、文明有序的表达，才能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同时，优质流量明星也应当更加自律、更有担当、以身作则，为粉丝树立正面榜样。社会规范失守，粉丝群体就可能失序。用文明指引追星行为，用理性涵养粉丝心态，才能激荡起粉丝群体正能量。

（摘编自《用文明指引追星行为一一粉丝群体如何贡献正向价值》《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9日）

材料四：

受技术驱动影响，当前新媒体发展正日趋智能化、规范化，作为粉丝经济的重要依托平台，新媒体将为粉丝经济的规范化发展提供平台保障。如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一方面能够准备把握粉丝的各自偏好，从而为精准个性化营销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监测流量、票房等数据以及粉丝社群舆情，从而确保粉丝经济整体生态健康向上，及时掌握并有效应对行业内的不良现象，为粉丝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摘编自《粉丝经济：新媒体环境下的新的经济增长活力》《中国青年报》2019年8月19日）

材料一：

6月25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难题，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是一项团队工程，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

材料一：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上海开启了生活垃圾分类 “强制时代”。按照总体部署，继上海之后，全国另外45座城市也将跟进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早在几十年前，德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就开始了垃圾分类的持久战。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磨合，目前有些做法已经比较成熟并取得了良好效果。1993年，原建设部出台《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我国多次制定相关垃圾分类规则，陆续推进实施也已有20多年历史，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十分缓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垃圾分类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对垃圾分类的标准和具体做法，相应的奖惩措施没有明确规定。

(摘编自人民网评：垃圾分类是中国社会文明课程的“单元测验”     文 / 宗利）

材料二：

“垃圾分类”一直在倡导，极少被践行，可以说是垃圾分类工作所面临的真实写照。如今，“立法强制”或将成破解垃圾分类难题之关键。

超大城市先行先试，或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则是因为超大城市本身面临着较繁重的垃圾处理问题，“垃圾围城”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槛，超大城市已然没有多少时间再等着靠倡导出效果了，必须要出立竿见影的实招硬招。

二则，超大城市往往都自带流量与话题。在这些城市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容易形成全民关注与讨论，近期上海垃圾强制分类就成了网络热议话题。

垃圾分类要求在源头上科学立法，既要听取民众的意见，也可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同时做好法规实施的配套细则，如处罚、惩处措施等。还要进一步做好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普及，并为民众践行垃圾分类创造尽可能便利的条件。

（摘编自夏熊飞《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来源：中国青年报）

材料三：

日本垃圾分类的历史是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从1900年的《污物清扫法》到2000年的《循环性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法律经过了多次修订。

日本政府认为，为解决废弃物回收问题，需要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经济社会，建设环境负荷小的“循环型社会”。提出，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还规定了减少产生、再利用、再生利用、回收热量、适当处理等的优先顺序，从而实现了减少原料、重新利用、物品回收的法制化。

日本的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记者了解到，日本小学四五年级就专门开设了学习垃圾分类的课程，日常生活中一些未按规定分类的垃圾会被拍照，在学校作为反面教材使用。

德国：如何打造全球领先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

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其垃圾循环利用率达65%左右，包装行业可达到80%以上。

在德国垃圾回收利用的整个链条，两个关键环节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如何教育民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二是分类回收的垃圾如何进行专业处理再利用。

自20世纪初，德国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从最初的垃圾不分类，至眼下的5类生活垃圾，德国民众接受了近百年循序渐进的教育过程。

从幼儿园阶段起，德国小朋友就要培养垃圾分类丢弃的习惯。到了小学，垃圾分类是课本内容，学校会系统性教导学生垃圾分类知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等，从小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

（摘编自新华社驻外记者实地探访：突破垃圾分类难点有哪些国际经验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