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冠状病毒（Coronavirus，常简写为CoV）为有包膜的正股单链RNA病毒，直径为80~120nm，约有3万个碱基组成，其遗传物质是已知RNA病毒中最大的。

目前已经发现7种致病性人冠状病毒毒，其中SARS-CoV、MERS-CoV曾在人群中大范围传播流行，证明了冠状病毒在动物间、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研究表明，蝙蝠身上能携带超过100多种病毒，是许多高致病性病毒的天然宿主，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威胁的SARS-CoV正是来自中华菊头蝠。2019年武汉疫情中发现的SARS-CoV-2就属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病毒群。研究显示，蝙蝠携带的SARS样冠状病毒除了可利用来自人类、果子狸及中华菊头蝠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2）受体之外，还可利用来自浣熊狗ACE2受体分子入侵细胞。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种的传播途径跨宿主感染人类。同时，数据显示ACE2不仅在肺AT2细胞中高表达，也在回肠和结肠的吸收肠上皮细胞中表达。因此消化系统是SARS-CoV-2除了呼吸系统外存在的另一条潜在传播途径。MESR-CoV的中间宿主则是单峰骆驼，有20%的病例是由于患者接触单峰骆驼所导致的。除飞沫、直接接触传播之外，袁国勇教授的课题组用大量的实验数据证明，粪一口传播无论是在骆驼传染人类还是人类之间的相互传染中都是一条重要的MESR-CoV传播新途径。

（摘编自马洲等《人冠状病毒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材料二：

目前新冠肺炎尚缺乏特效药物，有研究发现虎杖、大黄、山豆根等可能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另有研究显示桑叶、苍术、浙贝母、生姜、金银花、连翘、草果7味中药可能通过阻断多个人体内血管紧张素转化与新型冠状病毒的结合位点，达到治疗新冠肺炎的目的。此外，在抗病毒的同时，中医药干预的优势还在于可调节人体免疫功能，激发机体自身防御抗病能力，达到祛邪与扶正固本和结合，使轻症患者趋向痊愈，中度患者控制其病情向重症、危重症转化，而截断病情发展。中医与西医各有优势，通过优势互补可产生协同作用，而此次疫情救治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西医的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是重要的治疗手段，而中医在改善症状、调节体质状态方面具有较好效果，且恢复期通过中医药的理疗康复，对恢复体能、促进肺部残余炎症吸收具有显著优势。

（摘编自刘清泉等《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用的思考》）

材料三：

相比美国、日本两国较为完善的疾病监测与预警系统，我国应急处置体系在前期的监测与预警环节仍存在不少问题，不能很好地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如地方政府官员缺乏公共卫生防控知识，对疫情认识不足，对疫情监测结果缓报、瞒报、漏报等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对突发传染病的“早发现、早防控、早治疗”非常不利。

美国、日本高度重视应急制度体系的建设，已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系统的应急处置法律体系。相比而言，我国针对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的专门法律颁布较晚，缺乏综合性应急预案，已有制度在全面性、实用性、系统性等方面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美国、日本的应急处理模式已发展为综合性应急处理，即所有类型的突发事件均由一个总部门管理，由其负责下属机构的协调工作。而我国目前仍沿用单一灾种、分部门处理的应急处置模式，消防、公安、医疗机构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不够，各部门的补位协同机制不顺畅。武汉市等疫情重灾区，物资供应、调配和发放都出现一定的欠缺，值得从制度设计上进行反思与完善。

相对美国、日本较为完善的公众宣教工作，我国针对公民的危机教育停留在“形式化”阶段，公众的反应性差、认知度低，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中也出现不少问题。虽然国家层面提出了预防演练、安全教育等要求，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

（摘编自谈在祥等《美国、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的借鉴及启示》）

材料一：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需要在理念上从数据驱动转向用户需求驱动,促进政府决策和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智能化。在推进新时代城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两类问题需重点关注。

其一，数字治理工具的基础是公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个体行为和移动大数据，其应用必然面临着提升政府效能与保护公众隐私之间的矛盾。对大数据技术可能带来的个体行为监视、个人隐私保护缺失，已成为国际社会关于数字技术发展的一个核心伦理问题和关键治理议题。在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保护公众隐私之间寻求平衡，除了从制度层面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积极回应民生诉求。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对居民诉求的积极回应有助于居民了解健康码等技术在复工复产方面的有用性，增进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进而缓解使用中对隐私问题的顾虑，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数字治理工具的接受度。

其二,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必然要应对“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的新的社会公平问题。许多数字治理工具都依托于智能手机，而部分不会操作或无能力购买使用智能手机的弱势群体的需求很容易被忽视。调查显示，在老年人和本科以下教育程度的群体中，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小程序的比例较高。数字治理工具如能更好地考虑到不同人群在掌握数字技术和获取信息能力上的差异，特别是积极回应弱势群体诉求，努力弥合数字鸿沟，必将推动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更加精细和包容，使每个市民尤其是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摘自刘志林、陈济冬《数字技术使城市治理更好回应人民关切》,《光明日报》2020年9月21日）

材料二：

城市数字治理是城市治理与数字治理的最新“融合”，区别于传统城市治理,跳出单纯依靠技术更新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窠臼，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在城市治理重要作用基础上，倡导政府城市治理职能基于数字化“再整合”,通过数字化方式逐步弥合城市治理不同部门间“信息鸿沟”,打通各个单位“数据孤岛”，最终破解城市治理难题。以治理对象数字化为基础，实施机构改革全面整合“放管服”改革、政府实体大厅、网上大厅、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政府网站和政府热线等多项工作内容，在政府网站即可实现政策信息“一网通查”、市民留言“一网通答”和政务事项“一网通办”,是未来城市发展和治理新的模式和思路。

（摘自张文君《数字治理引领城市未来发展新方向》,《光明日报》2020年11月5日）

材料三：

城市数字化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化工程项目，其发展需要激发内生驱动力量,通过数字竞争力各构成要素之间的自我调节、优化实现持续发展。各地在数字化过程中，应认清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的优劣势，避免盲目跨越式发展。借助城市群发展力量，结合城市群中各个城市的特征和资源优势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城市之间的合作联动，支撑城市群的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各具特色的城市在数字化转型中错位互补,更有利于城市聚焦优势资源，打造特色鲜明的数字标杆城市。

（摘自何超《大数据发展:加快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社会科学报》第1713期）

材料一：

提笔忘字、书写能力弱化，常用汉字面孔模糊，遇到吃不准的字词就想着求助手机，遇到高难度字词更是望“文”兴叹……在充分享受互联网时代各种快捷和便利的同时，中小学生汉字书写能力的弱化，成为日前在京参加“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第四期国家级培训的专家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集体焦虑”。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坦言，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普及，客观上正造成书法社会交流功能的退化，带来全社会尤其是中小学生汉字书写能力不断弱化的问题。“汉字书写危机”不容忽视。

“开展中小学书法教育并不是要让每一个孩子成为书法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写好汉字，让每个学生达到规范书写汉字的基本要求。以此为基础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为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

由教育部和中国文联共同实施，委托中国教育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和教育书画协会联合承办的“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自2015年启动至今，目标是用5年左右时间，培训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和省地县三级书法教研员约7000名，并以此推动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普及和质量的提升。

（摘编自张西流《化解“汉字书写危机”应从孩子抓起》）

材料二：

事实上，从技术层面而言，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手写汉字的功能逐渐被键盘取代是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就像当年毛笔和纸张取代了刻刀和木简一样。

但是，从文化角度来说，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化，形成了独特的象形方块字。在手写汉字被逐渐淡忘的过程中，由汉字衍生出来的相关文史哲知识和信息，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模糊。学习手写汉字，不仅是在学习一种语言，了解其背后蕴含的丰富知识，更是在领悟一种独特的东方美学和由此衍生出的人生哲学。

不能简单把书写退化现象完全归因于电脑的使用，汉字书写问题与计算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写字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国人对文化的淡漠、也表现为一种精神的缺失。近年来人们对物质诉求过高，而忽略了精神上的追求。读书的人越来越少，阅读量的减少带来了识字量的下降及提笔忘字概率的增加。

“中华文明有着良好且健康的基因。无论键盘也好，其他也好，无论汉字书写方式怎么变，也不能改变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载体”。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保持我们的文化，保持汉字的规范性使用，是汉字书写和传承的基本途径。其中，当代文化工作者责无旁货。

（摘编自佚名《提笔忘字，是语文教育最大的悲哀!》）

材料三：

最近。提笔忘字，频写错别字，正成为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应当承认，新技术给古老的汉字艺术带来较大的冲击。美国学者杰茜卡·贝内就曾把电脑称为“手写体的诅咒”。因汉字象形表意的文字结构，电脑输入对汉字手写的冲击尤为严重。

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得到发扬光大，不是取决于它是否吸收了外来的精华，而是决定于这个民族优秀的文化是否得到很好地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提出“学习母语是权利”这一说法。法国规定“法产商品的商标使用法文”，韩国主张“立志于国语发展和国语文化”，俄罗斯把保护母语纳入了安全战略。在邻国日本，从小学到初中都有习字和书法课，大学文科里书法也是必修课。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是滋养现实生存发展的血液。在网络时代，我们不能“握着鼠标忘了笔杆”，汉字不能沦为失落的文明。

（摘编自郭立场《不要让汉字沦落为“失落的文明”》）

材料一：

4月15日，湖北省30个县的县长在直播间“为湖北拼个单”；山东烟台海阳市副市长发起“博士市长助力农产品”直播，视频播放量突破200万。“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线上新型营销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背景下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直播带货”、线上团购、在线教育……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新型消费方式不断涌现，弥补了各类商家客源稀少带来的线下消费的不足，展现出强大的经济活力。随着“直播带货”开始流行，更多用户涌入直播间，尝鲜直播购物；更多企业家与创业者也开始捕捉新的消费热点和商机。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的结合，使得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也随之发展壮大。面对国外疫情持续扩散蔓延，我们应立足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来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诸多变化，进而稳定国内经济的增长。政府部门与电商平台要为直播经济涵养良好生态，在此基础上，创新线上消费方式可以激活消费一池春水，以“直播带货”为突破口化危为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摘编自《“直播带货”创新消费方式》《人民日报》2020年4月24日）

材料二：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春季直播产业人才报告》显示，春节复工后一个月内，企业整体招聘职位与招聘人数同比下降31.43%和28.12%，但与直播相关岗位的招聘职位数逆势上涨了 83.95%。通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疫情期间消费数据就能很容易理解这种现象，一季度网络零售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加5.9%。

作为山东省信息化扶贫示范镇，刘垓子镇创新扶贫模式，与山东尚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信息化扶贫电商平台，通过线上线下推广的方式销售扶贫农副产品，带动村民增收。“从直播带货助农的方式看，除了当地的领导干部直播带货，还有当红主播公益直播带货、网红主播直播带货等形式。”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经济师郭全中认为，贫困地区应高度重视直播带货这种新形式，采取各种方式培养更多的本地原生态主播。如今，平台的多元化给直播带货提供了更多可能，但也加大了电商直播行业的管理难度。专家指出，规范直播带货，重点是规范商品。对直播售卖的产品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避免“线下卖不出的线上卖”，加强日常监管，杜绝有安全隐患、假冒伪劣、质量不达标的商品进入直播清单。“直播带货等新型消费业态不少销售的是农特产品，这些农特产品面临着供应链水平较为落后的瓶颈制约。由于农产品的包装、冷链、物流、仓储条件不足，不少产品在快递途中影响了保鲜和配送，产生了售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孔祥智教授说。

（摘编自《直播带货，流量取胜还是质量取胜》《光明日报》2020年4月30日）

材料三：

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酒香也怕巷子深”，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贫困地区农土特产品滞销，生产生活必需品紧俏，“出不去”且“进不来”的双重矛盾日益加剧。农村电商平台的发展，将为贫困地区优质农土特产品提供稳定广阔的销路，同时给贫困地区带来充足、价廉且物美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应该讲，这会是一场从“输血”扶贫转向“造血”扶贫的生动实践。

（摘编自《以电商助力跑出扶贫兴农“加速度”》，南通网，2020年5月7日）

材料一：共享经济，是由个人或第三方平台将闲置资源或服务以有偿分享给需求者，并从中获得报酬的经济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的资源优化配置。共享经济的发展驱动力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产生与普及。二是人口红利。近年来共享经济在中国的大发展也源自人口基数带来的互联网人口红利。三是大量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大量的传统行业劳动力进入共享经济领域，个人的技能或服务借助第三方平台实现更快速的流动。四是大量闲置资源可供给优化。以汽车为例，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显示，平均一辆车只有4%的时间在行驶，而96%的时间中被闲置，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可供优化的资源。

（摘编自《国家地理》周刊编辑部《共享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材料二：2018年我国共享经济交易规模比上年增长41.6%。从市场结构来看，生活服务、生产能力、交通出行三个领域的共享经济交易规模位居前三。从发展速度来看，生产能力、共享办公、知识技能三个领域增长最快,分别较上年增长97.5%、87.3%和70.3%。但与此同时，2018年我国共享经济领域直接融资规模约1490亿元，同比下降23.2%。2015—2018年，网约出租车客运量占出租车总客运量的比重从9.5%提高到36.3%，其收入年均增速为35.3%，是巡游出租车服务的2.7倍；共享住宿收入占住宿业总客房收入的比重从2.3%提高到6.1%，其收入年均增速约为45.7%，是传统住宿业的12.7倍；在线外卖收入占餐饮业收入的比重从1.4%提高到10.6%，其收入年均增速约为117.5%，是传统餐饮业的12.1倍。

（摘编自《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

材料三：日前，浙江省嘉兴市又现共享汽车“坟场”：多辆报废的共享汽车停放在田野旁。另外，立刻、盼达出行等平台也频被曝出资金链断裂，用户押金难退等问题。对此，舆论有多种质疑，例如共享汽车主要是新能源汽车，是否涉嫌骗取补贴？共享汽车大量闲置于“坟场”，是管控措施失灵还是管控措施缺位？再说“退押难”，这既对用户权益是一种损害，也影响公众对共享经济的信任感，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共享经济声誉。

从监管角度来说，虽然对共享经济持一种包容审慎的态度，给市场留出充分的自我调整空间，但从实践过程来看，对共享经济的监管不能过度包容，否则不利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

（摘编自中国财富网《共享经济乱象能否不再上演》）

材料四：2018年，迅雷集团CEO、网心科技CEO陈磊表示，共享经济和区块链是一对共生关系。因为共享经济一定要解决信任和激励问题，而区块链能够解决共享经济的这两大难题。

区块链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每个节点的独立性，节点之间的交互是可以单独进行的，不需要第三方充当信息的传达者。记录在链上的所有数据和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任何节点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区块链平台进行信息查询。任何第三方机构无法将记录在区块链上的已有信息进行修改或撤销，从而便于公众监督和审计。这样共享经济中的公民产权可很好地确权。

此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系统，可以帮助实现共享经济中的诸如产品预约、违约赔付等多种涉及网上信任的商业情景，使共享经济更加完善可靠。

最后，基于区块链的通证系统，可以实现共享经济系统中的权益流转和分配，实现对资源共享方的激励。

（摘编自新浪科技网《如何将区块链“装入”自动贩卖机？》）

材料一：

在各类与消费有关的统计数据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表现国内消费需求最直接的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企业（单位）通过交易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包括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但不包括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经过多年的实践，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统计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科学的方法体系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从事商品零售活动或提供餐饮服务的法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均纳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统计范围。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划分标准，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统计调查。对限额以上单位进行全数调查，由这些企业（单位）按月向当地政府统计部门报送统计报表，逐级汇总。对限额以下单位进行抽样调查，推算统计结果。

由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算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单位）统计范围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反映各行业通过多种商品流通渠道向居民和社会集团供应的生活消费品总量，是研究国内零售市场变动情况、反映经济景气程度的重要指标。

（摘编自中国统计信息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什么经济意义》）

材料二：

3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450亿元，同比下降15.8%。

注：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网《2020年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5.8%》）

材料三：

从目前疫情控制的情况看，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一季度。随着疫情防控成效日渐显现、复工复产有序进行、生产逐步走上正轨，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会越来越小。

在疫情期间，生鲜电商满足了消费者对于生鲜食品等的消费需求，日订单量大幅增长；以网络游戏、视频影音为代表的在线文娱产业增长；网上购物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十分活跃，“云经济”“宅经济”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模式满足办公、医疗、教育等民生需求，在疫情期间得到大范围推广。“线上经济”加速替代“线下经济”，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因势增长，进一步促进了“互联网+服务业”新业态的兴盛。

2019年，中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世界最大，是全球最具成长性的消费市场。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19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人民群众收入和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快速成长。由于疫情防控需要，部分消费需求只是被抑制或延迟，不是完全消失，改变的是需求的实现时间。等到疫情结束之后，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将得到释放。因此，餐饮住宿、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消费也将大幅度增长。投资方面，各行业受停工影响的投资有望在复工复产后得到回补。进出口方面，随着一系列稳外贸政策落地，以及疫情防控取得新的阶段性成效，外贸也将迎来恢复性增长。

虽然疫情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了较大冲击，但对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新兴产业影响较小。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从长期看，需求结构升级愈加明显，供给结构必然随之升级，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成为经济运行的内生需要和必然趋势，疫情并不能改变这个趋势。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正确认识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材料一：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的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需选择，而是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 ，“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照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磁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了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类成群结队地拥向文明发达的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阻断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也是滋补作家的肥沃土壤。马克·吐温对家乡密西西比河的乡村生活的描摹，福克纳对美国南方风情画般的描绘，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广阔草原、森林和乡村生活的由衷赞美,都已证明乡土像母亲一样孕育了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从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茅盾、沈从文、废名，到后来的汪曾祺、孙犁、莫言等，他们始终痴情地关注着那片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

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是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这是相对于其他生活领域（如城市、军营、知识界等等）而言的。这些“乡土作家”特别地关心乡间外观上和一般生活形式上区别于其他生活领域的特色，他们努力追求自己笔下乡间的独特性，并一律带有较为浓重的“乡恋”色彩。与此不同，莫言笔下的乡间世界基本上是在同一空间内展开。高密东北乡，一个中国古老、充满苦难的乡村，它不是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乡村，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被时间滤去了历史附着在乡土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特征，其生活呈现为最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暴力、死亡……他努力书写高密东北乡人的贫苦，写出他们的艰难抗争，写出他们虽贫困却有着不屈的精神、美好的道德与淳朴善良的人性，表现了作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去整合现实、祈求故土复兴的美好愿望，成就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

（选自黄志刚《莫言小说乡土情结探源》，有改动）

材料三：

乡土情结作为中国人集体潜意识里的一种心理状态，主要由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演化而来，其基本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归隐山林的乡土情结。归隐山林源于志士或诗人对世俗社会人情世故的厌恶，更是对乡土自然的内心向往。他们远离尘世的喧嚣，而甘享乡居的宁静。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最形象的注解。

其二，思念故乡的乡土情结。“露从今年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思亲本身就是一种浓厚的乡土情结，正是这种乡土情结的存在，即使“少小离家老大回”，但乡音始终未改。对于故土，国人始终是难以割舍的。

其三，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史记·项羽本纪》中写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项羽为何自刎乌江？这句诗中可窥其因。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是人的欲望和价值扩大化的一种体现。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事业的成功只有得到乡人的认可才是最大的荣耀。

（选自高申贵《关于中国人乡土情结的文化思考》）

材料一

她身着中国传统服饰,在山间汲泉水,在菜地摘时蔬,在幽静的院落里烹饪传统美食,周围鲜花灼灼,山林森森,流水潺潺,仿佛在世外桃源……

近日,以李子柒美食文化为主线,围绕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展开的视频从国内火到了国外。不少外国人通过视频,开始了解“有趣又好看”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开始喜欢中国人,喜欢中国这个国家。

好的传播,一定要有好的故事。一个故事如果只停留在反映情感的层面,充其量只能算是有内容。当今时代,有内容的故事未必能取得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好的故事还必须具备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而且能够发挥引领作用。

当然,有价值并不是在价值观的外面生硬地套个文艺外壳,而是要将价值观不露痕迹地融入内容。李子柒视频散发着一种原生态的美,并且“道法自然”等中国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隐藏在这种美的最深处。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但他们喜欢李子柒视频里传递的美,而美是有力量的,它牵引着外国观众继续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就短时间内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来看,李子柒视频可能抵得上甚至超过花费大量时间制作的影视、舞台艺术作品。这是因为对外文化传播有了新媒介与互联网的结合,所产生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已大大超越了传统媒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我们把目光多放在传统形式上,如推动中国影视作品走出去等。虽有一些成绩,但我们要看到,传统媒介形式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有限。

新媒介降低了传播的门槛,李子柒自己或许没有对外文化传播的主观目的,但她不经意间成了这方面的“高手”。这启示着我们:对外文化传播,不仅是政府和文艺机构的事,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同时,相较于政府主导的对外文化传播,民间的传播由于形式灵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更接地气,效果可能更好。

(摘编自《李子柒式短视频走红海外的启示》)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9>》)

材料三:

近年来,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也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主张,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理念体现了很多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入系统的了解。如何创新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如何加强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传播,以使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在进行理念传播时尤其需要关注这些问题。

文化是影响国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文化可大致分为两类,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前者强调可视的内容,如艺术、服饰、建筑等,而后者强调理念性内容,如价值观、思想等,实际上后者的影响更大。

如今,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话语权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能否准确理解中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能否准确理解中国所提出的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结果会直接影响中国评价、中国话语、中国形象。

长期以来,世界上存在着对中国的误解和误读。很多西方国家以西方思维、西方经验来解读中国行为,经常对中国的行为冠以西方经验的标签。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西方以“马歇尔计划”来解读,这种类比充满了误导性。

目前,中国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做了很多努力来宣传自己的文化,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显性文化内容方面。例如,孔子学院主要是教授汉语,也经常组织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活动,如书法展示、京剧表演、文艺演出等。

当下,中国日益对世界产生影响,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理念、中国思想等就日益重要,这是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基础,也是增强中国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的关键。

(摘编自《加强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传播》)

材料四:

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首先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形式有载体解构和他者解构。前者受市场利益驱使,从内部实现对中华文化及其价值的自我解构;后者受西方文化霸权影响,利用技术传媒等手段进行价值解构。对此,我们既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揭穿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实意图;又要讲究策略,有理有力有节地实现有效应对。其次必须加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自主设置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议程,提升中华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与美誉度,彰显中华文化美美与共的价值魅力。

要真正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完整讲好中华文化的故事,传递中国价值与智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文化传播的战略自觉。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做好长远全局规划。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需要政府引领各方,为文化传播提供长远完整的战略规划。第二,整合文化资源,凝练传播内容。我们必须对中华文化进行高度凝练和总结概括,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文化理念和主张。第三,丰富传播渠道,形成线上线下、同向同行的传播合力。

中华文化传播要协同互动,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模式,将差异化传播与大众性传播结合起来,形成新时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大格局。

(摘编自《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选择》)

材料一：

2018年，《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披露，中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为11.7%,大型聚会浪费达38%,学生盒饭有1/3被扔掉。该报告还显示，2015年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食物浪费量就相当于3000万至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

如此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他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联合国近期发布报告预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世界濒临至少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在过往的数十年中，由于世界人口剧增，全球粮食危机的威胁始终并未消除。所以，事实上，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通过系统建立体制机制地来避免餐饮浪费问题，并由此形成简朴节约的餐饮文化。从长远发展来看，我们不断号召“光盘行动”，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立长效机制，是顺应世界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厉行节俭、反对浪费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也必须成为一个反复提倡、时时号召的举措。杜绝浪费行为，需要靠个体的自觉，个体的自觉则依托于社会完善的体制机制。随着互联网外卖的兴起，民众的就餐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导致浪费的形式日益增多。如何在解决旧问题的基础上，处理好新问题，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显然是相关机制设计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既有能力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带来的新挑战，同样有能力传承敬天惜物的传统与精神。应该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氛围，制定实施更有力的举措，推动绿色、节约的餐饮文化形成风气。

（摘编自陈城《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光明日报》2020年8月12日）

材料二：

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生活习惯和饮食风尚不是小事，通过这个小切口，可以推动价值理念的大革新、经济活动的大升级，可以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健康生活为目标，来一场饮食文化“绿色革命”，可谓正当其时。

《资治通鉴》里讲：“俭约，所以彰其美也。”苏轼感慨：“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素为中国人所反对，物尽其用、利用厚生素为中国文化所提倡。勤俭节约这个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传家宝”，无论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都不能丢。当下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只有驰而不息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不断扭转讲排场、比阔气的错误观念，清除未富先奢、炫富竞奢的土壤，才能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也应成为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的重要指导原则。我们必须把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融入日常生活，提倡绿色、低碳、环保、可持续，戒除滥食野生动物等破坏生态平衡的饮食陋习。

“纵口欲而百病生”，饮食与健康关系密切。暴饮暴食、油大味重、荤素失衡，诸如此类问题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各类病症的发生。不科学不健康饮食习惯还可能加剧医疗负担、引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影响不可小觑。健康中国，离不开健康饮食。如今生活条件改善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一去不复返了，“吃得对、吃得好、吃得健康”理应是高品质生活关注的重点。生熟食分开存放和加工，添加公筷公勺、实行分餐制，合理膳食、荤素搭配、营养平衡，这些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接受。

全面小康既是物质丰盛的小康，更是饮食健康、饮食环保的小康。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践行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涵养简约文明的饮食文化。

（摘编自李斌《勤俭节约是传家宝》，《人民日报》2020年8月18日）

材料三：

（摘编自《“舌尖上的浪费”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