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体学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唐宋众体咸备，各种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小说、戏曲也崭露头角；公牍和应用文方面，与新创文体竞相发展，迎来了历史上实用性文体发展的高峰。唐宋文体批评层累式地多角度探究，并与当时的文体书写产生互动，让文体写作与批评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唐宋时期是古今文体骈与散 、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唐宋文体学何以呈现出如此特征和面貌？郑骞《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定位》说：“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坚部分……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唐宋文化既恢宏又复杂，既超卓又平易，既多元又开放，属于成功的贯通、通变型文化，其通变特色影响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体。

唐宋文化学术的集大成、综合性的特征，若用当时人的话，而且是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则朱熹《答姜叔权》里的一句话甚为贴切：“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拈出其中的“融会贯通”，不妨说是宋人概括唐宋文化的最佳注脚。文化的融通特征，对于 唐宋文学、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唐宋文体在文化的大视野下，打上了浓厚的“共同体”烙印，表现为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对流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

唐宋文体学的贯通性，突出地表现在文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上。古代文体的结构规则并非刻板不变，实具有灵活组装拆卸的机制，其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可紧可松，内在亦具有延展性和弹性张力，在一定条件下，其规则会发生位移改变。文体与文体之所以能发生关系，在于它们具有某种同质的因素，例如结构、形式、语言等。假设我们对甲文体和乙文体都很熟悉，但是甲乙的相参相融，却依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会产生令人兴奋的新奇效果。熟悉与陌生，陈旧与新颖，固有与超越，就在文体间的贯通、参融、相资中实现了奇妙的转化。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贯通密切相关，唐宋开始大量使用“文备众体”一词。黄庭坚等宋人用“兼备众体”来赞美唐代大诗人杜甫，这是充分肯定老杜在诗体方面的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宋人开始用类似词形容本朝文人。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都得到过类似“文备众体”的称赞。这种情况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见唐宋文人的“兼备众体”，成为极为突出的现象。何以文备众体者愈来愈多？这其实是贯通的文化作用于文体的重要表现。

唐宋文人学识渊博，擅长多种文艺者不在少数。多面手、组合拳式的才能，让他们一通百通，有了贯通文艺的资本。高手可以游刃有余地出入各种文体，取长补短，互相交通。尤其当一种文体已发展极充分，内部的各种写作技巧、艺术手法差不多被穷尽时，或许只有“跨界”“贯通”，向其他文体寻求参酌，才有可能打破困局，实现新变。

（选编自谷曙光《解读古代文体的新维度》）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中国先秦名辩学、古印度因明学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并称世界逻辑三大源头。一般来说，被尊为逻辑之父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制定了包括三段论逻辑在内的分析和评价论证的系统准则，19世纪以前，在逻辑学的研究特别是教学中，一直延续着这种“大逻辑”传统。近代德国哲学家提出将数学方法融入逻辑学，英国数学家将传统形式逻辑学符号化、数学化，后来经过多位数学家的发展和完善，建立起现代数理逻辑学体系。

现代逻辑在取得辉煌成果的同时，却几乎丧失了逻辑最初的教导作用，即通过学习逻辑使人逻辑性增强、思维能力提高，表现在头脑清楚、说话有条理、能言善辩等方面，而这恰是逻辑学产生的初衷之一。因此，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逻辑学家提出要通过教育培养现代公民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能力。一方面，现在的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更多、更新；另一方面，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有弱化的趋势。教学生思考什么，是传授知识；教学生如何思考，则是培养思维能力，即能有效地理解、评价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批判性思维能力。

学习逻辑，首先要从概念出发。概念是思维形式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构成命题和推理的要素。内涵和外延是概念的基本逻辑特征。概念的内涵是指反映在概念中的思维对象的特性或本质，外延是指具有概念的内涵所反映的那些特性或本质的具体思维对象。就外延的含义来说，它是本质属性的对象，是概念的量的方面，说明概念反映了哪些事物，其范围程度及其所能达到的极限。一个思维对象只有具备内涵所反映的全部特性或本质属性的时候，才属于该概念的外延。例如，“商品”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外延是指古今中外的、各种性质的、各种用途的、在人们之间进行交换的产品。

（取材于周建武的《逻辑学导论》）

材料二

中国诗词中，有许多作品巧妙运用谐音双关丰富了诗句内涵，而使诗词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美，在这妙用中也有逻辑的身影。

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其一为：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本诗描写了一位沉浸在爱情中的少女，置身于杨柳青青，江水平如镜面的岸边，忽然听到心上人的歌声，但不知心上人对自己有意与否？就好像东边日出、西边下雨的天气那样，让人捉摸不定。于是，描绘天气的“无晴”还是“有晴”也就成了这位初恋少女不知心上人对自己是“无情”还是“有情”的忐忑心情的真实写照了。

从逻辑上说，这种谐音双关是一种“音”的巧用，以语词“音”的相谐，而使语词的内涵、外延发生向谐音语词的内涵、外延的转化。如果领略和意识不到这个转化，仅从字面上去理解，那是无法体会到这一诗句的丰富内涵和艺术美的。

（取材于彭漪涟的《古诗词中的逻辑》）

材料三

语言和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运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运用的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可以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的，这不仅无碍于语言运用的正确，而且反而使得语言运用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无理而妙”了。

早在梁朝，刘勰在谈到“夸张”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其“无理而妙”的效果：“辞虽已甚，其义无害”。宋人严羽云“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些都说明在某种场合，“不合逻辑”的语言有时比合于逻辑的语言更有力量，而诗人的语言往往是新鲜奇特的，不能用常理来衡量。鲁迅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值得注意的是，“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同样得到了逻辑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理而妙”是反逻辑的，而创造、赏析它，却又离不开正确运用逻辑思维的智慧和能力。《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写道：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从事理上说，“晓来谁染霜林醉”问得稀奇，“总是离人泪”答得更是不近情理。然而，从艺术上说，这一问一答，是最近乎情，是最合乎理的。因为它把人情移用于事物，形象逼真地表达了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这段文字，堪称“无理而妙”的上品。不过，我们细想一下，这“无理”之中，也仍然有“有理”之处。“眼泪”是液体，故可用之“染”物；“霜林”是“红”的，故是被“染”的。假如无此二者，这里要表现的离情别绪，恐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或者竟一变而为“无理而不妙”了。可见“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是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的，只不过是在逻辑的基础上加上感情的色彩、想象的因素，离开了这种深邃的逻辑基础，人们创造、赏识“无理而妙”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无从发挥了。

（取材于张炼强的《修辞艺术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