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类进入文明的时间，只占人类全部历史的千分之一多一点。文明之所以形成如此晚，是因为它需要诸多条件，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原始状态中人群之间的交流，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生存状态，形成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即早期国家。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大河流域。河流是远古人类最便捷、最容易利用的交往通道，住在水边的先民们，最容易与其他人群进行交往。文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水给人类带来文明，把散布在各处的早期文明幼芽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文明成长的中心。

欧洲最早的文明也出现在水边，只不过那片水是海而不是河。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不同，古希腊文明以“城邦”为最显著特点，几百个城邦组成“希腊世界”，相互间有永远打不完的仗。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最终都发展出许多地区性的强大国家。但古希腊没有，结果很快就湮没了。古希腊情况很特别，可是近代以后却有人把这种独特现象说成是“普世”的。指出这些事实，只是想说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背景。

在西方人眼里，最神秘、最难以理解的是古代中国。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形成众多“酋邦”；这些“酋邦”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当欧洲尚处在荷马时代，周天子已经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分配形式和社会等级秩序，而类似的制度，要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才在欧洲法兰克王国逐步形成。西周分封制造成社会严重解体，持久的动乱延续了数百年——正如同在西罗马解体、封建制形成后，西欧也经历了数百年动乱。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

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日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黏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于轴心时代，他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这套学说承前启后，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文明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孔子的学说与帝国的结构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

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未能理想对接，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元七世纪，唐帝国在东方崛起，欧洲却进入“封建时代”，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分离。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西欧的封建制度使社会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因此，西方想摆脱落后，就需要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一次，他们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国家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欧洲早期的民族国家从专制制度起步，西方崛起正是从这里开始。尽管现在有些人很不愿意说：专制统治也曾在西方“普世”过。人类文明从来就有多样性，它以时空的规定性为转移。这样，在1500年前后，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它以西方崛起为标志，翻转了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局面。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西方中心论”从那个时候开始，“普世”之说也由此而来。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

（摘编自钱乘旦《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的未来》）

输不丢人，怕才丢人

(1)电影《梅兰芳》中有个十三燕，是个曾名重一时的“伶界大王”。后来，梅兰芳迅速崛起，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他与梅兰芳唱对台戏时落于下风。眼见败势已成，他却没有选择逃避。即使面对空旷的戏台，他仍然一丝不苟地坚持唱完了最后一场，并且在临死前留下那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输不丢人，怕才丢人。”所以，尽管十三燕是个失败的人物，但却是令人敬佩的，因为他道出了一个做人的基本真理，而且自己就是实践这一道理的榜样。

(2)大千世界，我们不论干什么，只要与人对阵，参与竞争，都会有输赢，见高低，而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百战百胜只是神话。因为，天外有天，你厉害还有比你更厉害的，你有降龙十八掌，人家可能有葵花宝典；你有屠龙刀，人家有打狗棒。而且，“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几年你得势占优，再过几年，你就可能被淘汰出局。所以，输不丢人。如果害怕丢人，就永远不要参与竞争，就干脆远离红尘。

(3)楚汉之争，项羽的最后悲剧，就在于他的怕丢面子，怕面对江东父老的指责。还是杜牧的《题乌江亭》写得好：“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如果项羽能够包羞忍耻东渡乌江，那么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如果项羽能够忍受打击卷土重来，或许历史将被重新改写。

(4)“初生牛犊不怕虎”，虽然结局并不美妙，不会因为不怕就能克敌制胜，创造奇迹，但不怕虎的精神却是历来被人赞颂的。看《动物世界》，常见这样的镜头，一大群野牛被一只狮子追着跑，我就想，这么多野牛要是团结起来，就是踩也把狮子踩死了，可就是因为怕，总是被狮子欺负，甚至成为狮子的牺牲品。与野牛相比，人是有理智的，“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可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反而怕得更多，野牛不过怕丢掉性命而已，人还要怕丢面子，怕名声不好，怕被人议论，怕遭人嫉妒，怕不好出门见人，总之是前怕狼后怕虎，结果是害怕丢人却偏偏丢人，不想丢人却处处丢人。

(5)人，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既然出来打天下，既然要与人争高低，输赢都是正常的。奥运会上的百米赛场上，无论谁输给博尔特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那小子是百年一出的短跑奇才，不管你被拉下多大差距，谁也不会笑话你。而你如果因为害怕而退赛，因害怕而战战兢兢，畏畏缩缩，不战自败，那就丢人丢大了。在北京奥运会的乒乓球馆里，我们还看到许多非洲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水平连我们的业余选手都不如，仍然面无惧色与世界一流高手过招，观众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其中就是对他们不怕精神的鼓励。输球之后，他们照样大大方方地和对手握手拥抱，向观众致谢，他们是虽败犹荣。体育竞赛如此，行行业业也都应该如此。只要不怕强手，敢于“亮剑”，屡败屡战，自强不息，我们就可能杀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即便输了，也是虽败犹荣。

(6)“输不丢人，怕才丢人。”诚哉斯言!

(作者齐夫，原文有改动)

在现代社会来临之前，民歌一直就是时尚。“歌谣所生，宜自生民始也”。作为口头语言艺术的民歌，其起源即昭示着人类的起源。人类自脱离动物界开始，也就开始了超越性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言谈歌咏之中，作为中国文学起源佐证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越人之歌。而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诗经》的“国风”，也是民歌歌词的总汇。从先秦的歌谣，到汉魏乐府，再到唐宋间的曲子词、竹枝词等体式的流变，民歌生长在百姓的唇吻和心灵之上，始终是社会风尚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我们可以说，民歌又何尝不是一部时尚史呢？

问题是，今天当很多人在叫嚣娱乐至死、张扬多元价值的时候，当多数民歌所塑造的农耕甚至游牧、渔猎生活情境离绝大多数人已很遥远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和民歌生活在一起吗？

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现代性并非全然固定的僵死结构，它应该是开放的，既对空间开放也对时间开放，它应该是一种建构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间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变得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诗意生存的需要。这样来理解，传统就不再是一个被降服、被审判、被耻笑、被切割、被虚假玩弄的概念，而应该是唤起我们敬畏感的、我们借此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传统洞开人类生命的本质存在，回归人类应然的统一存在。

民歌正是自传统社会以来，人们和世界真诚连接、自然洞开的一种生命的打开方式。在民歌的歌唱中，艺术活动和人的肉身体验、生命器官高度合一，是在深层次上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弘扬。在歌唱中，身体这一自然客体、心灵寓体的能量被强烈激发，人的主体意义被充分地释放，这是艺术的解放，更是人的解放。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曾说过：“人（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它流传。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于专门诗家之上。”

今天，我们理解民歌价值的时候，应该有更宽广和深层的追问，我们对民歌艺术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才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而对民歌的自信，正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向致力于民歌保护、挖掘和创造性转化的艺术家、理论家致敬。

吾国吾民—关于诗歌

林语堂

①平心而论，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而不是像西方人似乎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既对这感兴趣却又无所谓的东西。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是诗人，或者装出一副诗人的模样，而且一个学者的选集中有一半内容是诗歌。诗歌被视为最高的文学成就，被当作测试一个人文学技能的最为可信、最为便捷的方法。

②如果说宗教对人类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生产生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他生物表示体贴和怜悯，那么依著者之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一种活跃着的情绪。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没有发现这种灵感和活跃情绪，那此宗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黑暗的生活之上点缀着的漂亮补丁，是与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在诗歌中发现了这种灵感和活跃情绪。

③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它时而诸浪漫主义，使人们超然于这个辛勤劳作和单调无聊的世界之上，获得一种感情的升华，时而又诉诸人们悲伤、屈从、克制等感情，通过悲愁的艺术反照来净化人们的心灵。它教会他们静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欣赏村舍炊烟缕缕升起并与依恋于山腰的晚霞融为一体的景色。它教人们对乡间小径上的朵朵雪白似的百合要亲切，要温柔，它使人们在杜鹃的啼唱中体会到思念游子之情。它教会人们用一种怜爱之心对待采茶女和采桑女，被幽禁被遗弃的恋人，那些儿子远在天涯海角服役的母亲，以及那些饱受战火创伤的黎民百姓，最重要的是，它教会了人们用泛神论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春则觉醒而欢悦，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感受时光的有形流逝，秋则悲悼落叶，冬则为“雪中寻诗”。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诗歌称作中国的宗教。我几乎认为，假如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中国人就无法幸存至今。

④不过，要是没有某些特定的原因，中国的诗歌也不会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获得这么重当的地位。首先，中国人的艺术与文学天才，使他们用充满激情的具体形象进行思维，尤工于渲染气氛，非常适合于作诗。他们颇具特色的浓缩、暗示、联想、升华和专注的天才不适合于创作具有古典束缚的散文，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创作诗歌，这种诗歌的意义在于诗人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自然景物之上，用诗人自己感情的力量，迫使自然与自己生死相依，共享人间的欢乐与悲伤。中国诗歌精巧，从不冗长，从来没有极大的伟力，但于创作完善的感伤的瑰宝，构勒神奇的情景却十分合适，它的节奏使它充满了活力，它的神韵使它通篇生辉。

⑤中国思想的大趋势，使诗歌创作成为文学艺术活动中最荣耀的事情。中国的教育着重培养通才，中国的学术研究也着重于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像考古学那样十分专门化的科学很少，而中国的考古学家也总是保持着人之常情，能够对家庭生活和院中梨树发生兴趣。诗歌恰恰是需要一般性的综合力才可造就的产品。

⑥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缘由。诗歌基本上是饰以情感的思想，而中国人又总是用感情来思维，很少用理性去分析。无怪乎中国人把腹部看作一切知识和学问的贮藏所。这一点可见于这样一些说法：“一肚子文章”“满腹经纶”“搜索枯肠”等等。中国人之所以能写优秀的诗歌，是因为他们用肚肠来思考的。

（有删改）

文艺学家诺思罗普·弗莱如此解释喜剧的运动方式：喜剧冲突是新旧两种道德力量或社会势力的冲突，是从一种社会形式走向另一种社会形式。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也曾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揭露假、丑、恶的东西，以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对社会生活中腐朽、落后的现象进行无情鞭挞或者善意批评，喜剧的审美价值首先在于这种对现实的敏锐力和巨大的勇气。幽默，轻松，诙谐，喜剧所呈现出的外在形式特点，更表明喜剧精神所达到的拈花微笑的态度。乐观主义精神是喜剧精神另一个重要方面，认识生活，更勇于承受，善于反思，相信人的力量，以更高的智慧在现实生活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难以摆脱的烦恼中，保持清醒，保持理性，在嬉笑怒骂中传达一种更为深沉的快乐。

喜剧不应仅仅是滑稽逗笑、语言嘲弄或对社会表象简单夸张的再现。中国喜剧一直坚持着深刻的现实主义。著名戏剧大师陈白尘先生的作品《升官图》，把官场交易、官僚政治的复杂与丑恶揭露无遗，相对于角色人物可笑的言行举动、故事情节的荒唐与巧合，作品的生命力更基于对国统区官场现实深刻的思考，它甚至揭示了永恒的人本困境。当前，争论谁才是舞台的“一代宗师”，哪部片子堪称“喜剧之王”，何种表现形式为观众所接受，以及哪句“俏皮话”容易出彩，都或多或少偏离了喜剧的现实主义精神。喜剧作品要保持对现实的敏锐程度，对复杂现象的认识能力，保持更高的机智与理性，才能回归真正的喜剧精神，赢得观众认可，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选自《光明日报》，有改动）

休闲阅读是人在闲暇时间里，于内心之爱驱动下自主选择的以阅读为内容的休闲方式。休闲阅读是阅读与休闲的结合，阅读赋予休闲以文化内涵，提升了休闲的文化品位；休闲赋予阅读以审美乐生的内涵。宋代陆九渊提出“优游阅读”，主张以悠然闲适的心态去读书。鲁迅在《读书杂谈》中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

休闲阅读可以自由自主地选择读书内容、方式、地点等，不受强制性目标与任务的限制和约束。休闲读书是随兴而为，是为了满足审美需求，获得内心的丰盈与适意。它还具有趣味性高、进入门槛低的特点。趣味性高意味着吸引力大，进入门槛低意味着休闲机会的易得性与可达性高，这些均十分有利于让阅读进入休闲，让闲暇接纳阅读，从而在普通大众中得到推广和普及。与其他休闲活动相比，休闲阅读资源消耗低，环境影响小。

休闲阅读不但能起到消遣放松的作用，还能够提高学识水平，陶冶气质情操，具有重要的养心益智功能。尤其是，休闲阅读的派生价值对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均较有益。宋代朱熹强调，读书带给人的是智慧之乐、心灵之乐与和美之乐。明朝李贽说：“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休闲阅读有助于克服内在贫乏对休闲的制约。内在贫乏主要指精神世界的贫乏。休闲阅读对充实精神空间，建构休闲生存智慧与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闲暇管理的要义，是用积极健康的休闲活动填充闲暇时间，实现闲暇时间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西方休闲理论认为，闲暇是时间形态的社会资源。它的特点一是无法以真空的状态存在，如果不积极占用，便可能导致消极占用；二是这种资源的使用效果，

取决于人们的休闲选择。亚里士多德早在 2 000 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闲暇管理对于个体幸福和城邦和平的重要性，认为闲暇越多，越需要智慧、节制和正义。罗素强调，明智用闲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后考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均寿命的延长，闲暇时间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闲暇时间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空间。如何管理和利用闲暇资源，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

休闲选择和闲暇时间的利用与人成为人有着直接的与内在的关联。人成为人的过程也是全面发展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格的健全，意味着人的潜能的实现与多方面的生命体验的获得，意味着包括审美在内的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全面性和人的内在世界的丰富性与完整性。休闲是实现全面发展的契机。自从分工出现以来，专业化的繁忙劳作易使人片面发展，而闲暇时间的增加将使人有机会弥补和打破分工对自己发展空间的限制。分工越细，闲暇时间和休闲活动对人的全面发展越重要。在工作专业化与教育功利化的背景下，休闲阅读对于弥补实用阅读和应试教育对人的发展空间的限制，丰富人的生命体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重要作用。学科专业分化越细，休闲阅读对人文素养的形成与提升，对人的整体性与均衡性发展越重要。

（选自王景全《论休闲阅读》）

材料一：

2017年末，我国城市人口数量达到8.13亿人，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8.52％。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较多问题，城市交通拥堵、看病难、管理难度加大、城市资源短缺等。为解决此前智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条块割裂、信息共享困难等诸多问题，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提出了“新型智慧城市”概念。

新型智慧城市，是指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它不仅基于某一种技术，而是包括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综合应用解决方案，旨在帮助城市更好运转，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新型智慧城市主要应用在政务、交通、安防、教育、医疗等领域。它的“新”表现在：

(摘自《中商情报网》2018年9月文章《什么叫新型智慧城市?新型智慧城市特点有哪些?》)

材料二：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没有足够的计算能力，数据驱动架构上的智慧城市建设就是空中楼阁。因此，新型智慧城市的“大脑”要提升计算效率，必须加快高性能计算机、面向云和大数据的网络计算机等高性能计算设备的部署应用，并且让计算更经济，降低单位计算能力的能耗成本，发展绿色计算，还要让计算更加智能，大力发展认知计算、泛在计算、感知计算、可穿戴计算、边缘计算、安全计算等并推动其在城市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新型智慧城市”中智慧公共平台是将系统高效耦合的必备环节，它把城市中的所有要素以及水、能源、交通、应急、建筑环境等独立系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连接起来，依托技术分析、分享、优化配置，实现高效协调、协作，进而获得对于城市更深刻的洞察能力，以提高城市的宜居、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它能够将城市各系统模块化，以高内聚、低耦合的方式统筹整合，在统一平台下提高城市运转效率。

新型智慧城市存在数据安全风险，如果不能很好地依靠法律和制度、技术来保护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那么大数据就是一场灾难。信息化设备、网络、芯片、操作系统本身也存在可控性风险。因为我国以芯片、操作系统为代表的传统信息产业成长在他人的基础上，处处受制于人，因此，自主式的研发应用是极为必要的。

(摘自《中国建设报》2019年1月文章《新型智慧城市的能力建设》)

材料三：

随着经济发展和域市建设速度的加快，以及地缘政治、宗教、战争问题的加剧，全球各地的安全问题呈现出明显加剧态势。公开数据显示，国内每年因为各种自然灾害、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6500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高达6％。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置能力是城市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智慧安防系统强调的重点是对城市的更为智能的感知，它主要依托视频监控系统，通过各种有线、无线网络，整合城市各类视频数据，建设一个庞大的城市公共安全防控平台，然后利用云计算技术，对海量的城市视频进行存储与分析，实现事前积极预防、事中实时感知和快速响应以及事后的快速调查分析。

目前，国内智慧安防典型的解决方案主要包括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和应用层。感知层主要承担数据采集任务，国内领先企业基本都具备提供高清视频监控体系的能力。传输层主要通过通信专网、无线技术完成数据传输任务。平台层主要完成的是数据交换、分析和处理工作。应用层则是通过后台数据的支撑，提供监控检查、应急救援、日常监控预警等服务，变以前的被动式安防管理为主动管理。

(摘自中商情报网2019年2月文章《2018年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应用领域分析》之《智慧安防：国内进入公共安全事件高发期，视频监控等安防系统需求旺盛》)

材料一：

简单地说，区块链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这涉及两个概念：一是去中心化，与传统中心化的方式不同，这里是没有中心，或者说人人都是中心；二是分布式账本数据库，记载方式不只是将账本数据存储在每个节点，而且每个节点会同步共享复制整个账本的数据库。做一个简单比喻，假如你们家里有个账本，让你来记账，你想用点零花钱，又不想被父母知道，可能账本上的记录会少十几元。利用区块链技术以后，相当于用全家总动员的方式记账，你在记账，父亲、母亲也在记账，全家都能看到总账，谁也不能改。也就是说，区块链这个分布式的数字账本记录了所有发生并经过系统一致认可的交易。

（摘编自《区块链离我们有多远》，《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10月31日）

材料二：

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区块链+”新闻发布会11月7日在进博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发布会上，上海市商务委（市口岸办）会同上海海关、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市药品监督局、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共同发布并推出了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区块链+”多项应用成果。政企双方代表还共同签署了《上海电子口岸区块链联盟倡议书》，标志着上海电子口岸区块链联盟正式成立。

据介绍，目前，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形成兼具“监管+服务”的10大功能版块、53项地方应用，对接22个部门，覆盖监管全流程及国际贸易主要环节。平台充分运用区块链技术延伸推广到数字金融保险、数字供应链、物联网、智能制造等商业环境领域，为广大企业免费提供国际贸易相关的公共服务。世界银行专家高度评价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认为其功能的复杂性和业务处理量都已名列世界前茅并向全球各国推广。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9年11月7日）

材料三：

区块链要管。尽管“自治”“自律”理念是区块链的显著特征，但其技术发展处于早期阶段，应用现状仍不成熟，安全性面临挑战。比如：区块链可能会成为存储、传播违法违规信息，实施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非官方数字货币打造的商业体系，可能影响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等等。由此可见，为了兴利除弊、扬长避短，实现区块链安全有序发展，政府监管是必要的，否则就可能乱象丛生、走上歧路。

区块链能管。管好区块链是一个新课题，我们不能有畏难情绪，要坚信区块链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法理上都是能够监管的。区块链本质上是一套治理架构，其核心是基于多种技术组合而建立的激励约束机制。其下一步的发展重点之一，就是实现监管的便利化和低成本。加强对区块链的治理和规范，不仅有利于区块链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区块链还要会管。一方面，明确底线思维，出台负面清单，稳步推动试点项目；另一方面，加强正面引导，在资本运作、投资管理等方面实现创新突破，增加其风险承担、产业扶持、资源聚集能力，同时充分研究利用发达国家在技术人才、市场、政策等方面的积极因素，扶持优秀企业出海，引入海外优质项目，努力寻求合作共赢。

（摘编自叶蓁蓁《推动区块链安全有序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11月5日）

一粒种子的初心与梦想

张烁

大德曰生

你可知，一粒袁隆平教授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让我国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你可知，仅仅20多株被西方“植物猎人”引进的我国野生猕猴桃枝条，撑起了新西兰经济的支柱产业?

你可知，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收集有全世界最多的豆科植物种子，一旦全球变暖，英国将占据粮食作物的基因优势?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作为中国植物学家，钟扬立誓，要为祖国守护植物基因宝库;作为对人类负责的植物学家，他立誓，要在生物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的当下，为人类建一艘种子的“诺亚方舟”。这个想法，终因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结缘成为现实。自此，钟扬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双肩包，带着学生开启了为国家收集种子的征程。

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千米，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1/5。他的理想，是在未来10年间，收集西藏植物的1/3以上，如果有更多人加入，也许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

“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钟扬有些“傲娇”地与学生共勉，这也成为他一生大写的标注。

党员本色

经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让钟扬的身体频发警报。2015年5月2日，51岁生日当晚，他突发脑溢血，大脑破裂血管中流出的殷红鲜血化作CT片上大块惊人的白斑。从医院出来，医生给他规定了3条“铁律”:一是戒酒，二是吃药，三是绝不可再去西藏。担心钟扬的人们“舒了口气”:这个“钟大胆”，可以在进藏上消停消停了吧。

离开ICU刚半年，他又进藏了。开始不敢坐飞机，就辗转坐火车。怕在家人那里“落埋怨”，就偷偷一个人行动。很多人不解，他连命都不要了，到底想要什么?钟扬，他仿佛对一些人们热衷追逐的事从不在乎，又仿佛对一些人们不可理解的事格外执拗。

研究植物一辈子，万千植物中，钟扬最爱高原植物，它们在艰苦环境中深深扎根，顽强绽放……他曾深情写下这样的诗句: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这是高原植物的品格，也是钟扬，这个有着2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

先生之风

“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钟扬说，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们。

初始援藏，钟扬想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家底”。漫长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于是，他想把西藏大学的“造血机制”建起来，打造最好的平台，把学科带到新高度。

事实上，钟扬的视野从没离开过下一代。“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要从小培养，现在让孩子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谁能想到，一个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的大教授，每个月却坚持抽出两天去上海的中小学开科普课。多年来，钟扬以巨大热情投入科普教育中，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建设，参与了自然博物馆500多块图文展板的写作，出版了3本科普著作和6本科普译著，每年主讲三十场科普讲座。钟扬，是有口皆碑的明星科普专家。

高原永生

2017年9月25日凌晨5时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返程途中，钟扬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了53岁。

这就是那个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祖国植物基因库，在青藏高原跋山涉水50多万千米，数次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收集了4000多万颗种子、打响了“植物保卫战”的人吗?这就是那个不顾高血压、心脏肥大，坚持16年援藏，让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的人吗?这就是那个从教30余年，立志要为每个少数民族培养一位植物学博士的人吗?

钟扬那带着湖南味的普通话依然回荡耳边:“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下去，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摘编自《一粒种子的初心与梦想——追记优秀共产党员、复旦大学教授钟扬》《人民日报》2018年3月26日)

材料一

冠状病毒为不分节段的单股正链RNA病毒，属于巢病毒目、冠状病毒科、正冠状病毒亚科。冠状病毒是一类主要引起呼吸道、肠道疾病的病原体，1937年首次从家禽体内分离，最早在人体内发现是在1965年。在电子显微镜下，这类病毒颗粒的表面有许多规则排列的突起，整个病毒颗粒就像一顶中世纪欧洲帝王的皇冠，因此被命名为“冠状病毒”。

在自然界中，冠状病毒广泛存在于动物体内，必须依赖宿主细胞才能繁衍。冠状病毒的宿主丰富多样，除人类以外，还可感染猪、牛、猫、犬、貂、骆驼、蝙蝠、老鼠、刺猬等多种哺乳动物以及多种鸟类。一些冠状病毒感染后可造成人畜共患病。

那冠状病毒是如何进入宿主细胞的呢?它们首先要附着在宿主细胞表面的受体分子上。冠状病毒粒子外包着囊膜，膜表面分别有刺突糖蛋白、小包膜糖蛋白和膜糖蛋白等3种蛋白。刺突糖蛋白，也就是上文提及的“皇冠”的突起，是冠状病毒感染性和致病性的关键。由刺突糖蛋白组成的刺突来识别和结合位于宿主细胞表面上的受体，就像“钥匙”和“门”的关系一样。一旦把宿主细胞的大门打开，细胞便对病毒毫无戒心。

目前，除2019新型冠状病毒外，已知的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共有6种，其中4种冠状病毒在人群中较为常见，致病性较低，一般仅引起类似普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包括人冠状病毒229E、人冠状病毒OC43、人冠状病毒NL63和人冠状病毒HKU1。还有2种冠状病毒较为人们所熟知，分别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也就是我们简称的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它们可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属于高致病性新发冠状病毒。

(摘编自张晗、胡彝《冠状病毒“这一家子”都是怎么回事》)

材料二

(记者颜欢、林芮等)在这次疫情抗击过程中，中医药参与面之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中医药的作用体现在预防、治疗和康复全过程，在国家发布的诊疗方案中，中药方剂显示出了良好的临床疗效。据介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派出5批近800人的专业队伍驰援武汉，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4900余人来自中医药系统。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纳入国家卫健委第三版诊疗方案，并在后面几版不断完善。第五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专门设置了中医治疗内容，针对医学观察期、临床治疗期和恢复期列出了中医诊疗方案。发挥中医药独特作用，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中国抗疫实践受到世界关注。

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指出，中国医护人员运用各种手段提高抗疫水平。“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大量事实证明，中西医结合非常有效。”

马来西亚《星报》网站发表题为《中医广泛用于新冠肺炎患者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文章认为，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轻症患者的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有所缓解，重症患者症状减轻、血氧饱和度明显提升，病情得到控制。在中西医综合施治下，中国治愈病例不断增加。

国际临床评价指标认为，对于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真正反映疗效的关键指标是转重率。临床发现，中医验方在减轻发热咳嗽症状、控制病情进展、提升人体免疫力方面有独特优势。德国病毒学家奇纳特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西医结合疗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医药在防止病毒吸附细胞、病毒复制等方面有明显效果。”

(摘编自《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医药抗疫》)

材料三

科学技术是祛除疾病的重要法宝，也是战胜疫情的关键利器。纵观人类漫长的抗疫史，从“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的隔离办法，到研制灭活病毒疫苗的预防措施，科学技术在保护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代以来，无论是有效控制霍乱、鼠疫、流感等曾经对人类造成巨大危害的传染病，还是抗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等多种重大传染病，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功不可没。

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不仅是历史上总结出来的防疫经验，也是此次疫情中及时采取的防疫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科技战线组成科研攻关组，确定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不到一周时间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分阶段推出多种检测试剂产品，迅速筛选了一批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推荐到临床一线救治，可以说，在科研、临床、防控相互协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下，一系列新成果、新办法得到检验推广，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注入了强大信心、提供了有力支撑。

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科研攻关是必须拿下的“高地”。当前，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和宿主、传播途径、致病机理、危害性致命性、诊疗方案、救治药物以及患者康复后是否存在后遗症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这意味着，在接下来最吃劲的关键阶段，科研攻关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增多了，不是该松劲了，而是要加力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疫情防控的第一战力。用好科学技术这个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定能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

(摘编自王平《科学技术，战胜疫情的关键利器》)

【推荐2】昆明的气候

昆明为什么会四季如春呢?这是由昆明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决定的。昆明处在北纬30’以南的地区，终年接受太阳光热较多，而且均匀。夏季受西南风和东南风的暖湿气流影响，阴雨天多，日照少，地面温度不易上升；加上地处海拔1000多米的云贵高原，气温随高度而降低，所以夏季温度不会很高。冬季昆明等地上空盛行西风。这股______的气流把附近印度半岛的干暖空气引导过来。另外，昆明地处云南东部，云南北部和东部的高大山脉又能______北方冷空气南下，因而晴天多，空气干燥，日照充足，气温较高。夏季不热，冬季不冷，四季的气温也就比较均匀了。

材料一:

在整个产业发展促进减贫过程中，国家主导的农村开发扶贫政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012年以来，中国的减贫工作进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阶段，产业扶贫在扶贫大格局中的重要位置更为突出。产业扶贫是贫困人口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渠道。在政府各项扶贫政策引导下，贫困户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售，或者通过发展农家乐、民俗旅游等第三产业，促进家庭收入快速增加。同时，通过在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吸纳当地贫困人口就业，能够增加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从而实现增收脱贫。产业扶贫作为一种内生发展机制，能够根植发展基因、激活发展动力。产业精准扶贫构建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协作机制，凸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强调贫困户的要素参与，有利于引导贫困户转变思想观念与提高实用技术水平，在政府“输血”的基础上培育贫困户的“造血”能力。产业扶贫会影响贫困户的资本积累和生活方式，最终改变其生计策略选择，有利于长效脱贫。贫困地区只有通过发展相适应的产业，才能把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内在的经济优势，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自循环、再增长。产业扶贫是对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缩短贫困人口由脱贫到致富，再由致富到小康的转变周期。扶贫产业的发展除了帮助贫困县摘帽、贫困村出列、贫困户脱贫外，还可以助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在农村贫困地区形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格局。

(摘自《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6期，有删节)

材料二：

材料三：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教育是当前实现全面脱贫的关键抓手。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更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通过教育扶贫，破思想禁铜、造脱贫根基，启民智民心、生脱贫茎叶，激创新之举、洒脱贫雨露。切实激发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要重视贫困人口子女教育，确保他们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具备就业创业能力，切断贫困代际传递。

产业扶贫是决战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也是巩固长期脱贫成果的根本举措。攻坚克难，必须在产业扶贫上下功夫。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作用，强化政府责任，引导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构建多维扶贫的大格局；要进一步培育壮大特色扶贫产业，加大扶持力度，发展壮大扶贫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扶贫基地等带贫主体，提高带贫覆盖面和带贫能力；因地制宜创新产业扶贫新模式，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由“输血”转向“造血”，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摘自《光明日报》2020年4月30日，有删节)

材料四：

2016年初，吉林农业大学被确定为洮南市那金镇好田村的包保帮扶单位，学校领导组织相关专家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好田村有发展玉木耳产业的优势: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干旱少雨、光照时间充足，便于生产和晾晒；地下水资源丰富且呈弱碱性， 便于灌溉和提升木耳品质；当地剩余劳动力丰富，村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高； 玉木耳本身不与农争时、不与民争粮、不与粮争地。这些优势都为发展玉木耳产业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在农大师生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在好田村落地生根。5年来，该项目共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200余人次，这部分人人均收入增加2000元/年；该项目共覆盖贫困户125户，项目所得利润为贫困户分红，累计分红8万余元，实现了贫困户全覆盖，户均收入增加500元/年。

(摘自《吉林日报》2020年5月7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