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疫灾的发生，既受社会规律制约，也受自然规律制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口密度不断提升，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不仅疫灾流行的频度越来越高，而且疫灾流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同时，随着人类干扰自然和破坏自然程度的加深，疫病种群不断增多，疫灾的破坏性不断增强。从自然规律看，寒冷期气候变化大，疫灾相对频繁；温暖期气候较稳定，疫灾也相对稀少。同时，有的病原体具有自然疫源性，这类疫病所导致的疫灾流行，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如鼠疫、血吸虫病等。还有的病原体存活需要较严格的生态环境，这类疫病也有一定的地方性，如疟疾、黑热病、霍乱等。

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20年间，我国至少有893年为疫灾流行之年。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频度为20.99，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北宋以来，疫灾频度不断上升，明清疫灾频度高达78.34，是第二个疫灾高峰期。在中国古代，每当疫灾发生，政府蠲免租税，赈济钱粮，施医给药；下罪己诏，祭祀神灵，请求上天宽宥。民间则捐钱捐粮，施医给棺；行巫道术，驱逐厉鬼；抬神巡游，求神保佑。民国时期，疫灾的应对渐渐步入科学的、制度化的轨道。但是，当时公共卫生体系毕竟处于草创阶段，社会又动荡不安，疫灾流行之时，政府和民间的应对效率，总体而言仍然非常低。

（摘自《疫灾的历史地理学思考》）

材料二：

“新冠肺炎”具有强大的人传人特性，从很大程度上说，普通民众的行动决定了这场战“疫”的成败。关注普通民众在这场重大公共危机中的行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在全能型政府背景下，民众的“等、靠、要”思想会比较严重，被动等待政府的“上门服务”，与国家、政府对应的社会能动性不强。但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广大民众主动建群、加群来交换信息，并动员自有资源、协调行动，自主解决了很多问题，充分发挥了各种正式、非正式社区组织的功能。这为全能型政府背景下社会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样本。

为了防疫需要，很多地区采取了封城、封路等隔离手段，客观上给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但城乡民众高度配合政府的统指挥，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物资哄抢、恐慌式的大量出逃，没有出现对管制政策的对抗。整个城市，运行井井有条。这不仅节约了宝贵的疫病防控资源，而且为疫病防控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在这次疫情中，最初几天出现了一些谣言，这完全符合谣言产生与传播的规律，但这些谣言很快就因政府特别是知情民众主动辟谣而消失，后续几乎没有产生传播范围较大的谣言。这次新冠肺炎各种谣言的消失，除了政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的影响外，主要还是与广大民众知识的增长、判断力的提升有关。但民众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显然不是提前储备的，而是海量的民间科普在短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舆情的内容上，建设性的批评逐渐取代了泄愤式的批判，客观的监督性行动取代了情绪性的破坏；在应对舆情的行动上，广大民众一改初期的狂躁，非常冷静、谨慎地接受、转发、发表相关信息与言论，以及进行冷静的反思。与此同时，在较多细节的披露和媒体的引导下，民众开始设身处地地思考一线工作人员的处境，不再盲目指责，社会包容度显著提升。

虽然广大民众表现出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仍然需要冷静、客观地关注和反思与普通民众进步不匹配的一些问题。民众参与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缺乏制度支持，渠道仍需拓宽。同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疫情信息由于种种原因披露不及时、细节不够，才酿成后续的疫情危机和舆情事件。这是我们以后在应对各种危机时需要重点关注的。

（摘自《新冠肺炎战“疫”中普通民众的转变与进步》）

材料三：

2019年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次疫情可谓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

国家治理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价值引领，方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随着收入和学历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提高安全、健康、智识等方面的生活质量，而长期以来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和重视不够，需要尽快扭转。特别是要转变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民生公共服务的投入和管理。与此同时，要加强跨地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价值共享，实现国家治理的统一领导和协调。

目前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基本健全，但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还有待补足相关制度。要加快弥补这些领域的制度盲点和制度漏洞，避免由此可能诱发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增强制度的权威性，避免制度停留在纸面上，使制度真正发挥预定作用。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广大医护人员、领导干部、基层人员和每一个中国人都展现出了巨大的集体意愿，使全政府和全社会的防控策略得以奏效。但是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比如，某些地区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乃至一问三不知现象，暴露出责任意识、专业知识和治理能力的明显欠缺。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使其在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上能够适应国家治理的新需求。

此次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必将在各个方面加快国家治理转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摘自《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

材料一：

直播带货，通过一些互联网平台，使用直播技术近距离展示商品、咨询答复、导购的新型服务方式。创业者、商家，甚至品牌商可以开设直播间，推广自家产品；职业主播也可开设直播间，通过专业知识或影响力给粉丝推荐商品。对职业网红主播而言，直播的本质是通过让观众们看广告，参与“秒杀”等手段来获得最大优惠，以此吸引消费者，黏住消费者。“直播带货”互动性更强、亲和力更强，消费者可以像在大卖场一样，跟卖家进行交流甚至讨价还价；另一方面，“直播带货”往往能做到全网最低价，绕过了经销商等传统中间渠道，直接实现了商品和消费者对接。

2016年，淘宝直播开启；2017年，快手开始电商带货尝试；2018年，抖音开始大规模电商带货；2019年，微信公众号全面尝试商品返佣带货，至此，各大电商平台迎来网红带货风潮。

随着网红的兴起，直播带货彻底火了起来。4月1日，罗某在抖音开启直播带货首秀，3小时卖出1.1亿；4月2日，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以直播方式4折预售湖州高星酒店，一小时内，创造2691万的成交总额。4月6日，朱广权+李某的“小朱配琦”组合，直播当天累计卖出总价值4014万元的湖北商品。4月10日，罗某推出“湖北专场”直播，只 11秒就卖光60万斤的湖北橙子。4月13日晚，人民日报推出“湖北冲鸭”公益直播，所有鸭脖鸭掌等一上架就秒光。

（摘编自《深度拆解：直播带货的现状和未来》）

材料二：

近期，随着各大主播的“翻车”行为；各大网络平台掀起了网友们自发的“打假”风，天爱姐、小影夫妇、水泥妹……都成了打假抨击的对象。他们用租来的豪车豪宅，甚至是租来的老公、爸妈、亲戚，拍摄鸡汤视频，制造流量吸引粉丝直播卖课、带货，以营造一种只要你跟我学你也可以住豪宅、开豪车的错觉，与之相反的是以水泥妹为典型的“卖惨”人设，面容姣好的水泥妹被称为“水泥西施”，每天灰头土脸地和工地的男人们一起扛水泥、搬石灰，然而经过网友“扒皮”发现，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都是被团队包装出来的，靠博取同情来赚眼球，从而实现直播“带货”。直播带货富了一批人、火了一批人，但是欺骗行为要不得。否则，在经历流量变现的大浪淘沙后只能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加了5.9%。而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显示，有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

（摘编自《直播带货假人设真坑人》 ）

材料三：

任何一个行业的成熟都会经历不断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新兴行业更是如此。规范直播带货，平台责无旁贷。平台既要做好自律，也要做好对商家与主播们的他律。完善网红带货的诚信评价机制，将粉丝评价、举报、监管部门的调查处罚信息等记入评价系统，把违法情节严重、污点信息较多的“网红”拉入黑名单，利用失信惩戒手段规范直播带货行为；敦促一些主播在相关领域具备更强的知识储备，引导他们在直播之外花更多的时间挑选商品、试用商品，从而让粉丝们在直播时有更好的购物体验。

直播带货也是平台经济的组成部分，为此，也需相关部门加强直播带货法治化监管建设力度，建立健全直播带货诚信评价机制；提高违法直播带货成本，增强监管震慑力。对于出现以次充好、侵犯知识产权、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带货”行为，应依法从严查处。还应建立和完善社会监督体系，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等合法权益。通过多方协同共治，引导“直播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摘编自《人民日报评：直播带货不能“带祸”》）

材料一

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骨哨，仰韶文化遗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埙，河南安阳殷墟中出土的石磬、木腔蟒皮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等，都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

古乐器往往具有多种功能，它既能用来演奏音乐，也是人们劳动生产的工具或生活器具。《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人们把生活器皿“缶”蒙上麋鹿之皮,制成鼓。又如在长期劳动过程中，人们发现某种石制片状工具能够发声，可以作为乐器进行演奏，于是发明了石磬。先民们还把狩猎的石器敲击成声，为化装成百兽的人们表演舞蹈伴奏，乐器演奏同舞蹈表演相辅相成。乐器的功能不仅表现在人们用生产工具或生活器具进行演奏，还体现在用以传递特定的信息，如鸣金收阵、击鼓升堂等。

乐器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有着密切关系。石磬演变成金属的磬或出现金属的钟，在石器时代绝无可能；只有养蚕业和缫丝业进步了，才有可能产生“丝附木上”的琴、瑟、筝。至周代，我国制作乐器的材料有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八音”分类法即由此得名。在曾侯乙墓的地下音乐殿堂中，保存了124件古乐器。无论是重达五千多斤的乐器巨人编钟，还是造型、制作和彩绘都很精致的鼓、排箫、笙、瑟等，均向我们展示了春秋战国时中国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状况，显示了我国高度发达的冶炼、丝织等技术。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借鉴的民族。许多外来乐器经过不断改进，成为中国民族乐器大家庭中的一员，比如汉代时传入的横笛、竖箜篌，东晋时传入的曲项琵琶，明代传入的扬琴、唢呐等等。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吹、打、弹、拉”四大类乐器逐渐形成，乐器的音质、音律、音量、转调、固定音高乐器之间的音高标准等不断进步提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取材于刘承华《我国民间乐器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有着“礼乐”传统的民族。“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和巩固群体中既定秩序的和谐稳定。而作为“礼乐”制度的产物——乐器，映射出来的“和”文化最为显著。

先秦时期，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在乐器的种类和配置上有着严格的规制。乐器首先作为礼器而存在，音乐的第一用途也是为祭祀等重大礼仪活动制造庄重宏大的气氛。因此，朝聘、宴飨、婚丧、祭、祀等场合出现的乐器与音乐被赋予了高贵的品格，成为权力的象征，它的使用与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以示尊卑。钟、鼓、磬作为礼乐的代表,用在比较隆重的场合，多为国君诸侯欣赏；卿大夫和士以弹奏欣赏丝竹之声为乐；普通百姓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余借陶制乐器如埙、缶之类自娱。为达到“和”的目的，各阶层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些规制，如果逾越了就是违背了礼，就会产生不和谐的因素，最后“礼崩乐坏”，社会动荡。这些都是与“和”的精神相违背的。

在乐器的个体设计和陈设上，也体现了“尊礼”“求和”的追求。曾侯乙墓中室的乐器摆设就十分注重和谐，乐器多而不乱，各部分井然有序地排列在一起，即使是小的乐器也都按秩序排列。编钟分长短两架，每架分上中下三层，最上层悬挂的是小编钟，中层比上层的略大，下层的钟最大，每一层都从左到右、由小到大依次排列。中室的东面放置建鼓，中室的北部与南架编钟相对的是编磬、琴、笙、排箫、箎、小鼓。

美学家李泽厚认为，承载着先秦“乐”理念的乐器设计本身就离不开“和”文化，从凝固的器形设计到灵动乐音的功能设计，再到设计思想，“和”文化始终贯穿其中。在先秦的乐器设计中，人们不仅能看到“器”的造型美，听到“音”的境界美，更重要的是能体悟到“天人合一”的和谐美。

（取材于张文文《从先秦乐器设计看“和”文化》）

材料一：

《石头记》一名能代表《红楼梦》的中心意旨之一——欲望之斗争与生灭，但为什么曹雪芹终于选定了《红楼梦》为此书正名？第一，《石头记》此名好是好了，但读者无法一见此名，就可“望文”而“生义”，必须要读了此书，知道了关于那“石头”的寓言，方可略明。由石变玉、由玉变石的象征意义，亦不容易从此名而一目了然。第二，《石头记》一名，单调、无色彩，不大能表现出现实与空幻、入世与出世这正反两方面的涵旨，更不能显呈此书在“时间”上的主题。

《红楼梦》却不同，“红”是颜色，“楼”是建筑，“梦”是虚幻，三个字合在一起，把所有内容都包罗进去。“红”可以表示万花千彩的女子，见得到“色”。“楼”是现实中的“相”，是摸得着的实体，有人工在其中而建成的“楼”，代表现实世界。“红楼”两字合起来，是“千娇百媚所居的世界”——大观园；或“金粉繁华”的世界——书中所云“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或如一位译者所说的，“红楼”就表示佛家所指的“红尘”——现实世界。这就有“色”有“相”了，是此书“实”“成”“有”的“正”的一面。

“梦”却是虚也、空也，这是“反”的一面。“红楼梦”三字合起来，乃有实、有虚，有成、有幻，有有、有无，而“梦”又表示事物之易变。佛家说现实世间的“色”与“相”都是“幻”(梦)，因为一切都“无常”；何以无常，因有死、有灭、有散——都由时间的大限所决定。此名一看之下，可给人这三方面的意旨，所以最好、最切。

(节选自胡菊人《小说红楼》，有删改)

材料二：

通常说，“言为心声”，此语只道出了“言”与“心”相统一相联系的一面。实际上，它们尚有相对立相矛盾的一面：一、人们说出来的话是有限的，甚至是简单的，但隐蔽于其后的心灵世界却是无限复杂的。黑格尔说过：“深刻的心情本来用不着说许多话”，“凝炼的心情”又往往用“简炼的方式”表达。这就是说，在“简炼”的“语言”里往往浓缩着说话者多种多样的感情和心绪，这些情感心绪都不在字面，要靠听者去体会。“言”外有“意”是通常规律。二、语言有时也难以表达复杂的心情。伏尔泰说得更彻底：“世界上不存在能够表达我们所有观念和所有感觉的完美语言。”人在最悲伤的时候，恰恰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在感情浅薄时，尚可“为赋新词强说愁”，待到感情深沉，“而今识尽愁滋味”，反而是“欲说还休”，为排遣内心愁苦，只是离题万里地“只道天凉好个秋！”

尽管如此，人类既不会放弃语言，也不会放弃文学。有限制才会有创造。按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的极端说法，有魅力的文学语言，倒不是利用“言”与“心”统一的一面，使“能指到所指的这段路程是清晰的，是众所周知的、确定的和必须如此的”，而是利用“言”与“心”对立的一面，甚至“系统地破坏能指和所指、符号和对象之间的任何‘自然的’或‘明显的’联系。”从而“赋于读者一种角色，一种功能，让他去发挥，去作贡献”。去掉这些理论的极端性，真理就在其中：天才作家正是追求让“有尽”之“言”包含最大量的艺术信息，暗示“无穷”之“意”。曹雪芹不仅于叙事语言方面追求这种境界，于人物自身的语言也追求这种境界。

(节选自杜正堂《<红楼梦>语言魅力三题》，有删改)

材料三：

叙述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本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根据对叙述视角的限制程度，我们将叙述视角分为两种类型，即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全知视角也称非聚焦型视角，又称零度聚焦视角。这是一种传统的无所不知的视角类型，叙述者或人物可以从所有的角度观察被叙述的故事，并且可以任意从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限知视角也称内聚焦型视角，在这种类型中，每件事都严格地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因而所叙之事是受此人的知识水平等条件限制的。

在《红楼梦》中，叙述者采用流动的限知视角进行叙述，让叙述视点在不同的人物之间自由地转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传统的叙事方式。流动的限知视角常常是在只有两个人的场景中使用，由一方观察、猜度另一方。有时又是一个人物与一群人物的对视。采用流动的限知视角叙事，既可以避免由单一的人物视角叙述时所引起的读者的审美疲劳，让读者从多重人物视点中了解小说情节的发展，又可以更加全面地刻画人物形象，让人物刻画取得形神兼备的效果。最重要的是，作者这种叙事策略的运用，不仅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叙述技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古代叙事学的发展。

（节选自李珊《试析<红楼梦>叙述视角的策略》，有删改）

23年圆梦，福建晋江水流进金门

本报讯(记者刘益清吴洪刘深魁)“来水了！来水了！”5日上午，随着来自福建晋江、穿越约28公里陆海输水管道的碧水，在金门田埔水库喷涌而入，3000多名围观的当地民众欢呼雀跃。

“金门缺水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金门发展史上的一件大喜事！”专程赶到晋江龙湖观摩通水现场会的台中市金门同乡会理事长蔡少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上午10点，晋江龙湖岸边的通水现场。随着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按钮，一股股源自泉州母亲河晋江的清澈水流，经过龙湖南岸晋金供水公司泵站机组加压抽水，源源不断流向通往金门岛的陆海输水管道。2分钟后，这股清水流入金门田埔水库，宣告晋江水成功直供金门。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金门与晋江，隔围头湾相望，最近处仅5.6海里。长期受困于资源性缺水的金门民众，深怀从大陆引水入岛的梦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时，就十分牵挂金门同胞的饮水用水问题，对福建向金门供水工作，从提出论证到具体措施，多次部署、亲自推动，体现了为台湾同胞谋福祉、办实事的真挚情怀。1995年，两岸提出从福建向金门供水的构想。两岸相关部门和专家曾提出了从厦门、泉州等地向金门供水等多个方案。最后，由晋江向金门供水的方案获得各方认可。

23年来，经双方多次商谈协作，金门供水工程持续推进：2015年7月，福建与金门签署供水合同；2015年10月，大陆段率先开工；2017年11月，海底管道全线贯通；2018年5月，双方进行联合测试，具备通水条件。

为让金门同胞早日喝上家乡水，从国台办、水利部到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各相关部门和群众，均全力支持。晋江龙湖镇党委副书记施纯玺表示，龙湖是金门供水工程的取水口，工程建设从征迁起，群众就积极保护水源地，龙湖水质常年达到Ⅱ类标准。

供水工程日设计流量3.4万立方米，远期可达到5.5万立方米。福建水投集团副总经理朱金良表示，我们将继续做好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确保24小时实时监测水质水量，让金门同胞喝上安全优质的家乡水。

“盼了23年，终于迎来大陆的清水!”在金门接水仪式现场，金门自来水厂厂长许正芳表示，通水后该工程可满足金门未来30年中长期发展用水需求，并间接改善地下水枯竭与湖库水质不佳等问题，不仅造福民生，更有助于金门产业发展。

金门县民意机构负责人洪丽萍表示，通水完成了两岸民众的历史心愿，金门人感恩大陆实实在在的善举，将继续与大陆手牵手、心连心，希望今后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宽。

(摘编自《福建日报》2018年8月6日)

材料一：

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定律告诉我们，物质与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转换，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从有秩序到无秩序。热力学第二定律实质上就是说宇宙万物从一定的价值与结构开始，不可挽回地朝着混乱与荒废发展。熵就是对宇宙某一子系统中由有效能量转化而来的无效能量的衡量。根据熵定律，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宇宙或任何地方建立起任何秩序，都必须以周围环境的更大混乱为代价。

熵定律的最重要之处莫过于它对时间的定义。经典物理学的时间是可以沿着两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方向行进的，运动物体的每一个变化，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被逆转的，完全可以有正的时间和负的时间。然而一旦我们把一段拍摄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泻而下的片子倒过来放，那时一切都会显得荒唐可笑了。这么一来，水就会从底下向瀑布顶上流去。虽然牛顿建立在数学上的模式告诉我们，理论上水是可以从底下向瀑布顶上流去的，然而我们知道这不可能发生。

时间流逝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前。时间体现了能量从集中状态到耗散状态，从有序状态到混乱状态的变化。如果熵的过程是可以逆转的，那么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可以挽回。用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男爵的话来说就是：“泥浆会重新聚成砾石，而砾石则又会再度回到它们原先崩塌的山峰上去。”

时间永远向前运动，因为能量本身永远从有效状态转化为无效状态。每当发生任何事情，世界上的能量就有一次耗散，熵的总值就有一次增加。牛顿力学世界模式忽视了熵定律所反映出来的现实，从而制造了一个假象，似乎时间是世界上的一个独立过程，能脱离自然的运行而独立存在。由于采用了这样一种把人与自然彻底隔绝开来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人们的意识就与时间、生命和熵的过程脱节了。随着宇宙中可用能量的消耗，发生的事件日益减少，这就意味着剩下的“真正”时间越来越少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增加能量的消费，我们不但不能节省时间，而且会更快地失去时间。我们无法逆转时间或熵的过程，那是早已定了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对自身生活与行为方式的选择，决定世界上有效能量的耗散速度。

（节选自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有删改）

材料二：

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长期以来，西方科学被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统治着，按照这种观点，世界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自动机。确实有不少现象在我们看来是决定论的和可逆的，比如无摩擦的摆的运动，或地球围绕太阳的运动，在这种可逆运动中，无所谓时间的优势方向。但是，也有许多不可逆的过程，它们涉及时间的方向性。假如你把两种液体（例如水和酒精）掺在一起，从我们的经验可知，这两种液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混合起来。我们却从未见过这个过程的逆过程，即这种混合物能自发地分离成纯水和纯酒精。因而，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过程。

显然，除了决定论的过程之外，肯定还存在一个概率的因素，包含在某些基本过程中，例如在生物的进化或人类文化的演变中，即使是对决定论坚信不疑的科学家大概也不敢说，在宇宙大爆炸之日，本书的出版日期就已镌刻在自然的定律之中了。按照经典看法，自然的基本过程被认为是决定论的和可逆的，包含随机性或不可逆性的过程被看作仅是一些例外情形。今天我们在所有的地方都看到了不可逆过程的作用。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觉察到这样的事实，即在所有的层次上，从基本粒子到宇宙学，随机性和不可逆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科学正在重新发现时间。我们还有两个至今尚未得到答案的基本问题。一个问题是无序与有序的关系。著名的熵增加定律把世界描绘成从有序到无序的演变。然而生物或社会的进化向我们表明的却是从简单中出现的复杂性。这怎么可能呢？结构怎能从无序中得出呢？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现在我们知道，非平衡（即物质和能量的流）可能成为有序的源泉。

但还有第二个问题，甚至是更为基本的问题：经典物理学或量子物理学把世界描绘成是可逆的、静态的。在这种描述中，没有什么进化可言，既没有向有序的进化，也没有向无序的进化，动力学能给出的“信息”不随时间而改变。

我们希望对动力学和热力学的统一工作将清楚地给出对机械论世界观而言是崭新的熵概念。时间与现实是紧密关联的，对于人类来说，现实是嵌在时间流之中的。

（节选自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有删改）

材料三：

直到20世纪初，人们还相信绝对时间。也就是说，每一事件都可由称为“时间”的一个数以唯一的方式来标记，所有好的钟在测量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上都是一致的。而在相对论中，人们必须抛弃存在唯一的绝对时间的观念，代之以每个观察者携带的钟所记录的他自己的时间测量——不同观察者携带的钟不必要读数一样。这样，对于进行测量的观察者而言，时间变成一个更为个人的概念。

当人们试图统一引力和量子力学时，必须引入“虚”时间的概念。“虚”时间是不能和空间方向区分的。如果一个人能往北走，他就能转过头并朝南走；同样的，如果一个人能在虚时间里向前走，他应该能够转过来并往后走。这表明在“虚”时间里，往前和往后之间不可能有重要的差别。另一方面，当人们考察“实”时间时，正如众所周知的，在前进和后退方向上存在有巨大的差别。这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差别从何而来？为何我们只能记住过去而不是将来？

科学定律并不区别过去和将来。更精确地讲，科学定律在称作C、P和T的联合作用下不变。C是指用反粒子替代粒子；Р的意思是取镜像，这样左和右就互相交换了；而T是指颠倒所有粒子的运动方向，也就是使运动倒退回去。在所有正常情形下，制约物体行为的科学定律在CP联合对称下独自不变。换言之，对于其他行星上的居民，若他们是我们的镜像并且由反物质而不是物质构成，则生活会刚好和我们一样。然而在日常生活的“实”时间中，前进和后退的方向之间还是有大的差异。想象一个水杯从桌子上滑落到地板上被打碎，如果将其录像，你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它是向前还是向后退。为何我们从未看到碎杯子集合起来，离开地面跳回到桌子上，通常的解释是这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表述的在任何闭合系统中无序度或熵总是随时间而增加。桌面上的一个完整的杯子是一个高度有序的状态，而地板上破碎的杯子是一个无序的状态。

无序度或熵随着时间增加是一个所谓的时间箭头的例子。时间箭头将过去和将来区别开来，使时间有了方向。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时间箭头：首先，是热力学时间箭头，即在这个时间方向上无序度或熵增加；然后，是心理学时间箭头，这就是我们感觉时间流逝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可以记忆过去而不是未来；最后，是宇宙学时间箭头，在这个方向上宇宙在膨胀，而不是收缩。

（节选自霍金《时间简史》，有删改）

材料一：

《流浪地球》的票房奇迹，加上此前《三体》的热销，刘慈欣的作品影响巨大，但社会各界的评价却颇有两极分化之势。

刘慈欣的大多数作品都没有精巧的剧情或百转千回的人物感情，更多的是直接甩出一个个宏大震撼的设定，靠设定本身为读者带来审美快感。在他笔下，主人公与他人的情感联结不过是宇宙规律中很小的部分，和人类命运、宇宙洪荒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刘慈欣自称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他坦承自己“喜欢文学因素较少、科幻因素较多的科幻作品，一直认为，透视现实和剖析人性不是科幻小说的任务，更不是它的优势”，甚至有过“把科幻从文学中剥离出来”的激进想法。在写作的过程中，刘慈欣却逐渐意识到需要保持“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平衡、思想性与可读性的平衡、作为文学的科幻与作为商品的科幻的平衡”，他后来的作品“正是这些平衡的结果”，这“或多或少地背叛了自己的科幻理念”。

刘慈欣对文笔也并不是没有自觉。他评价阿西莫夫的文笔，“平直、单色调、刚硬、呆板……几乎所有这类文学上的负面词都可以用来形容他的文笔”，却又话锋一转，表示“这种笔调无论如何是不适合文学的，但却很适合科幻，也使他的小说风靡世界”。刘慈欣对他敬仰的阿西莫夫的描述，显然也适用于他自己的文风。

（摘编自冰村《刘慈欣：黄金年代的守望者》）

材料二：

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幻小说欠缺文学性？

科幻小说描绘幻想世界，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某些相似性，但是在细节设置和整体结构方面，幻想世界是超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心理的。一般的小说在进行情节描绘的时候，存在一种天然的便利性，作者不用浪费笔墨在整个世界的构想上，细节的描绘和推陈出新就成了这些小说的长处。作家也不必为新的人际关系、社会行为、世界结构负责，只需直接去描绘既有世界下细微的情感波澜和社会反应即可。相比而言，每一部科幻小说都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每个细节都牵涉新世界的结构，要为人物的行动设计好相应情境，因此他们必须不断插入结构因素的解释。作家一旦将笔墨只集中在这些大的框架上，作品整体的文风就不免显得疏阔。读者依据传统的阅读体验去衡量，往往就会觉得科幻小说过于粗陋，即便是《三体》，在人物设置和情感描写上也显得新异有余，细致不足。

从题材来说，科幻小说关注探索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细致的形式也产生排斥，从客观上导致了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欠缺。探索的乐趣在于惊奇，要达到惊奇，必须在情节设计上出人意料。遥远星系、微观世界、新奇未来、不断穿越……在这些或恢宏或奇诡的题材的映衬下，科幻小说对形式的探索并不用力，因为形式探索无法与对新奇世界的探索形成同等的阅读快感。

可见，科幻小说的特性导致了它的努力方向不会是传统的文学性，而是集中于对新世界的探索以及对新世界人性结构的深度开掘，其实这些方面自有其文学魅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看待科幻小说呢？文学理论家卡勒提出，文学性其实就像杂草。没有任何一种草天生就是杂草，杂草是根据人们的目的来划分的。如果希望庭院里种的是鲜花，那么任意生长起来的蕨类植物就是杂草；如果希望种植野菜，那么偶尔生长的鲜花就是杂草。文学史中的文学性已经形成惯性，但是这并不表明所有的文学性都是如此。如果缺乏变革意识，那么我们就陷入将文学性纯粹化、永恒化的误区，而这种态度忽视了文学性形成的机制。文学性重要吗？重要。一种文学范式稳定之后，各种文学规则才得以确立。但当新的文学样式崛起，挑战既有文学范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有的文学性不足以涵盖新的文学样式，这时文学性本身也要改造。在科幻作品面前，假如不顾时代的要求，把文学性固化，那么科幻小说就会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而将基于文学史树立起来的文学性抛在脑后。

（摘编自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

材料三：

科幻小说是姓“科”还是姓“文”，一直有争论。就如武侠小说是武侠题材的小说，不等于武术和侠行；侦探小说是侦探题材的小说，不等于刑侦侦破；科幻小说是科学幻想题材的小说，不等于科学技术。科幻小说当然姓“文”，是将科学想象寄予文学思维的一种文学文类。以刘慈欣、王晋康和韩松这“三剑客”的作品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学思维有了明显变化：一是因果关系的时间叙事结构已被打破，现实和虚拟交织的时空组织造就了结构的精美；二是类型小说的通俗化和现代主义的意念化成为小说情节模式的重要形态。

《三体》的第一部基本上还是时间叙事：第二部《三体II•黑暗森林》时间叙事渐渐弱化，空间叙事上升为叙事主体；到了第三部《三体III•死神永生》中，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结合在一起，小说叙事由空间对抗变成融合循环，形成一个精美的轮回式的叙事结构。类型小说的情节模式在刘慈欣和王晋康的小说中相当明显，而韩松的叙事有着鲜明的现代主义的变异风格。

（摘编自汤哲声《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思维和边界》）

材料一   健康是人民最具普遍意义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基本方略中的重要内容。

把国民健康作为“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并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扭转了一段时期以来侧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倾向。经济增长需要以民为本的具有前瞻性的健康规划，以实现健康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健康中国建设体现着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增进民生福祉的发展取向,是国家治理理念与国家发展目标的升华。

中国已进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来提升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实现人口红利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换，并助力经济和综合国力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阶段。作为规模相当可观且在不断扩张的民生产业，健康服务业培育了民生经济新增长点，有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拉动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增长。

从本质上说,健康中国建设也是保障民生福祉之策，同样关乎社会和谐安定。例如，若看病难、因病致贫现象突出，则会酝酿社会矛盾甚至危机;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得不到及时处置，则会人心惶惶，危及社会和谐稳定。

(摘编自华颖《健康中国建设:战略意义、当前形势与推进关键》

材料二   互联网大数据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互联网+医疗健康”对传统医疗卫生改革的影响将会是全方位的。随着医疗健康领域问题和个人健康问题的数据化、信息化，医疗行为可以从传统的面对面会诊逐步转为线上专家会诊。传统医药产业目前存在的研发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将不再是问题。针对个人健康情况定制的个性化产品会逐渐出现，这将大大提高医疗质量，更有效地解决基础性个人医疗问题。

过去医学界在人才培养中长期争论不休的经验问题也将得以解决。例如，可以将全中国最好的胸外科专家的病例和经验数据化，研制出达到三级甲等医院专家水平的“智能医生”，像AlphaGo(第一个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一样。把“智能医生”放到基层去，不仅能让基层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还可以让“智能医生”24小时工作，避免医生疲倦后发生误诊，从而降低误诊率。

(摘编自吴静、刘晓莹《毛宗福:“互联网+医疗健康”有助高质量实现健康中国目标》

材料三   医生是人民健康的“守护神”。长期以来，我国涌现出一大批医学大家和人民好医生。特别是在面对重大传染病的威胁时，广大医务人员临危不惧，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赞誉。他们中既有享誉日内外的名医大家，也有长期耕耘在临床医疗一线的专家，还有扎根基层的普通医师。

守护人民健康，离不开数以千万计的医务人员的劳动和付出。同时，只有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增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才能充分发挥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夯实健康中国之基。设立“中国医师节”是党和人民给予医务人员的特殊荣耀。

2019年《中国医生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过50%的受访医生表示平均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有近25%的医生平均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以上。但是,这并没有动摇广大医务人员的职业信仰。在中国医师节当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更大的激情和动力奋战在卫生与健康战线上。

(摘编自《以“尊医重卫”夯实健康中国之基》，《南方日报》)

材料四   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不仅是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健康服务产业链条的重要整合者。在多重利好因素作用下，健康险正在成为保险公司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发力点。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2019年6月7日发布预测，到2020年，健康险市场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

(摘编自《健康中国进行时:重疾来袭时由谁来“兜底”?》)

喊杀与不杀        林 维

①最近，文强、王益等案件又将有关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乃至整个死刑适用问题，重新引入公众视野。法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死刑对于经济犯罪的遏制成效甚微，因而建议在非暴力犯中取消死刑。与此相反的是，公众要求对腐败分子更多适用死刑的呼声却犹如排山倒海一般越来越强烈。在这样一种极端对立的、民愤激涌的气氛下，讨论对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笼统所谓的经济犯罪废除死刑，实在是一件风险颇大的行为。

②学者主张减少经济犯罪的死刑，并逐渐全面废止死刑，这已经近乎成为国际通则。然而这样的主张要成为现实，关键之一在于能够获得所在国民众的认同。但是，中国民众对于腐败的厌恶、痛恨愈来愈烈，腐败的金额却又越来越巨，死刑的运用已然成为无计可施之下的不得已。这就形成了民众舆论和精英话语之间的巨大反差。

③对人民的呼声置之不理是一种极为偏颇的精英主义立场。学者们可以轻描淡写、不屑一顾地说，普通民众对于死刑的热情是非理性的、盲目的，然后一耸肩膀，继续在书斋中闭门鼓吹死刑废除。问题在于，刑法集中反映着当下社会的价值观，法律也必须能够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如果刑罚制度不符合国民的规范意识，不能得到公众对规范的认同，它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机能。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民众的想法是幼稚的，国民的朴素正义感和对死刑的认同感在正义的塑造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④然而，对那些非暴力犯判决死刑，表面上似乎实现了刑罚的威慑力和特殊预防目的，但本质上，它仅仅是形式主义地呼应了民众对于社会公正的渴望，民众的每一次欢呼实际上都是一种对社会公正的虚幻满足。大家应该认识到，现实的社会公正问题没有随着任何一起非暴力犯的死刑而得到改善，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腐败无数次验证了这一点，死刑并没有震慑腐败。

⑤国家有义务告诉民众另外一种遏制腐败的路径，而不是依赖于死刑来掩盖目前在反腐败工作上的深层次问题。对死刑的过度崇拜甚至迷信，必然导致对其他正常管控手段的轻蔑或者忽视。对某一个腐败官员的死刑，当然意味着反腐败事业的重大胜利，但是在某一层面上，反复的死刑适用同样意味着腐败预防工作存在着的体制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