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美国农业部近日发布转基因食品标识最终版规定,要求从2020年1月1日起,含转基因成分5%以上的食品以适当方式标注转基因信息。这是美国在转基因食品方面出台的第一个全 国性强制标注规定。

美国是转基因作物的第一种植大国，市场上70%至80%的加工食品含转基因成分。但美国政 府此前并不要求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识，理由是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

2014年5月，美国佛蒙特州立法要求在该州销售的转基因成分超过0.9%的食品均须进行转 基因食品标识，一些州也随之跟进。2016年美国农业部发布《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 它将转基因食品称为生物工程食品。新标准规定，转基因食品的标注阈值是5% ,转基因成分含量不高于5% ,就不必标注。转基因成分含量高于5%的食品，就必须向消费者披露转基因信息。标识有多种选择，包括文字说明、写着“生物工程”的图标、电子或数字链接以及使用短信等，小型食 品生产商或小型包装也可选择提供电话号码或网址,供消费者查询转基因信息。

（节选自《美国发布转基因食品标识新规，各方褒贬不一》,科技日报微信公众号,2018年1月1日）

材料二：

材料三：有人认为，转基因标识政策会让消费者认为产品不安全或对环境有害。不过也有研究发现，明确标注转基因信息不但不会“吓跑”消费者，反而有助于减少他们对转基因产品的顾虑。

美农业部长桑尼·珀杜在一份声明中说，新规“增加了美国食品系统的透明度，为受监管实体 就何时、如何透露生物工程成分建立了指导方针”确保了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一致性，“避免了可能 让消费者产生困惑的零碎州级标识体系”

同时，新规招致一些批评。一些反转基因组织认为，新规细则不够严格，对标识的内容与形式 的要求宽松。

有批评者称，新规有太多的豁免。比如一些转基因原材料如果经过了“高度加工”最终产出 的食品可由生产商自愿而非强制标注。这意味着，一些从转基因作物提取的成分可能被排除在转 基因食品之外，包括从转基因甜菜提取的糖、用转基因玉米生产的玉米糖浆、转基因菜籽生产的油 等。

目前，主流科学界认为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可安全食用。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2016年曾发布报告确认，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无不利影响。

（节选自《综述: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新规褒贬不一》，新华网,2018年12月26日）

材料四：标识转基因食品，原本是保护和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一种做法；实际上，却可 能同时意味着是对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区别对待。有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因此认为，既然无法证 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大于传统作物，就没有必要对转基因成分进行标识，因为这种区分只会强化公 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印象。而转基因技术的反对者则强调，转基因技术本身具有人工“特殊 性”它违背了生物演化的“自然性”因而蕴含风险,一些风险可能还尚未被科学家发现，进行标识 是在对人类社会负责。

我们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采取强制标识的方法是恰当的，这是在社会和民众仍然对转基因技 术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存在巨大关切和争议性认知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负责任的做法。尽管标识本 身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成本问题和认知误区，但取消标识并不有助于减轻误解。相反,将有关产品中 含有转基因成分加以标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也能传达出政府和企业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信心。 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作一种制度性背书，长远来看有利于减少或消除人们对这一技术的排斥与害 怕，进而提高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

在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上存在争论，这是正常的现象。但这种争论不能混淆问题的性质。 人们应该意识到，标识转基因食品，和这类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关系。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其实在其获得许可进行生产时，理论上已经得到确保。

（节选自《转基因标识:风险意识与食品安全的逻辑辩争》，澎湃新闻，2018年10月27日）

材料一：

在对全国100多万份调查问卷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后，《中国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本次调研显示出，当前公民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程度，触目惊心。

《报告》披露，超过七成的人认为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严重；多达81％的人收到过对方知道自己姓名或单位等个人信息的陌生来电；53％的人因网页搜索、浏览后泄露个人信息，被某类广告持续骚扰；在租房、购房、购车、考试和升学等个人信息泄露后，受到营销骚扰或诈骗的高达36％。

两成人曾受到电信诈骗恐吓。《报告》显示，有26％的人每天收到2个以上的垃圾短信。20％的人每天收到两个以上的骚扰电话。即便最少的数据比例，即“个人隐私信息被网站公布”“购买机票后收到航班异常的电话或短信诈骗信息”也达9％。

60％的人不知如何维权。《报告》显示，有高达55％的人将证件复印给相关机构时，从不注明用途；47％的人经常将写有个人信息的快递单直接扔掉而不加处理；超过27％的人在停用、注销手机号的时候，甚至不去银行、支付宝、网站等变更绑定的手机号。在被问到发现个人信息泄露会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时，71％的参与调研者选择了掐断电话或不予理睬，选择拉黑及拒接的比例为63％；仅有20％的参与调研者选择了举报、投诉、报警等积极的应对措施。

量刑过轻震慑力有限。《报告》认为，尽管目前我国针对个人信息保护存在诸多法律规定，但基本都分散在效力层次不一的各种法律法规乃至规范性文件中。因此建议，应尽快通过一部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能对相应的法律进行系统化梳理和整合。

(摘编自《中国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报告：六成人不知维权》)

材料二：

图1全国电信骚扰地区排行

注：由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相比其他区域样本量相差较为悬殊，故未列入比较。其中，香港有很多受访者收到骚扰电环，澳门有较多受访者收到垃圾短信。

图2：个人信息及隐私被侵犯后未能维权原因

(资料来源于《中国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报告》)

材料三：

记者从四川省公安厅了解到，从2017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将正式施行。这部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打击公民个人信息数据被非法获取、泄露或者非法使用的犯罪行为。

在《网络安全法》施行前夕，华西都市报一封面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四川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相关人士。总队相关人士介绍。《网络安全法》是一部基础性法律，而在之前，这方面的规范都是一些规章制度，上升为法律后，就为更好地开展网络安全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网络安全法》正式通过后，针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最高法、最高检做出了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司法解释，明确了“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除了姓名、身份证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还有行踪轨迹等也纳入这一范畴。

司法解释明确，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不仅是买卖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房产中介之间交换公民个人信息也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对于刑法相关规定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入罪10种情形，包括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的；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500条以上的；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前两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等。

四川警方为严厉打击网络攻击违法犯罪行为，2017年组织开展了打击整治黑客攻击破坏和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截至2017年5月31日，收集挖掘教授黑客技术、提供黑客工具类线索521条；收集挖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线索485条；抓获行业“内鬼”18人。同时清理相关违法有害信息1.2万余条、关停网站栏目5家、封停即时通讯号码1800余个，有力地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

(摘编自《<网络安全法>来了贩卖五十条个人信息可入罪》)

中华文化的特质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的伦理观最突出的一点是主张“和而不同”，其哲学基础是整体论、综合论、经验论。这和一神论的二元论、分析论、先验论形成鲜明对照。

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在经过冲撞、融合之后，在哲学上基本达成一致。在中华民族看来，每个人都是社会人际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自然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部分；进而扩展，一国之人是一个整体，人类是一个整体，整个宇宙，包括所有的人和物也是一个整体，因而个人、家庭、国家、人类都是宇宙的一个极其微小的部分，这就是所谓天地一体、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用以处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以儒家的“仁”、佛家的“慈悲”、道家的“善”为原则。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不同源头的地域文化，外来的佛教文化和后来的伊斯兰、基督和天主等宗教不但可以和谐共处，而且相互吸收经验和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创造，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壮大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心里的“天下”，随着地理知识的不断扩展和交通的便捷而不断延伸。在经济全球化的令天，我们所关心的不仅是一已，而且是全人类；不仅是眼请，而且是属于子子孙孙的无限未来。在这种思维下，我们对应该如何对待多元的文化，用不着反省、思考、反复论证，就可以得出符合宇宙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符合世界未来需求的结论。

中华文化特质之“特”，就在于和弥漫于大半个世界的一神论哲学相比而显其异，还在于当许多人把文化的多元性视为新大陆的时候，中华民族已经践履了几千年，视之为已然和必然。应该说，有中华民族这样坚守文化多元、包容他者的成员，是世界之福，人类之幸。中华文化的哲学特质也表现在自己的主流文化对待亚文化的态度上。

中华文化内部不但是多元的，而且是多种源头的。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不断吸收了其他地区和民族、部族的文化而不断成长，同时又渗透式地反馈给周边。而各个亚文化也同样与异质文化相处、互动，相得益彰。

（许嘉璐《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

材料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政府提出的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脱贫，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等促进农村，农业发展的战略，也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加快，许多农民从低收入群体升入较低收入群体，但是迈入中等收入者队伍的人还是极少数。非农化是农民实现收入增长的重要方式，通过非农就业和创业，许多以前的农民现今成了中等收入者。继续从事农业或养殖业的人，只有通过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经营，才能成为中等收入者。小农经济很难让农民脱贫致富，如果零散的、低效率的小农大量存在，必将限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提升。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鼓励农民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也可以达到“精准扩中”的效果。然而，目前政府部门实施的许多自主创业鼓励政策较少关注农民，部分地区的城市管理部门甚至限制或歧视农民创业，这阻碍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进程。

（摘编自李春玲《从“精准扶贫”到“精准扩中”》）

材料二：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显加快，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大幅提升，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日趋完善，等等。我国脱贫攻坚的成就甚至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认为我国脱贫攻坚为世。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方案。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说：“我必须说，中国正在做很多建设性工作，以便让民众从较为贫穷的生活水平进入中产阶层。”

但是，我国的脱贫攻坚任务目前仍然艰巨。

贫困人口基数依然较大，财政兜底压力大。而且尚未脱贫人口中，长期患病者、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和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贫困人口比例高。这部分人中很多需要依靠财政兜底才能实现稳定脱贫。如河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因病、因残致贫占比超过72%，元劳动能力者占47%，65岁以上老人占26%。

在产业扶贫方面，各省区普遍存在产业扶贫项目单一、同质化的现象，后续发展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亟待加强；贫困地区面临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保障仍存在薄弱环节；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仍需进一步改进；作风建设仍需加强，急躁症和拖延症并发等一系列问题。

此外，各地普遍反映当前的扶贫政策都是真金白银，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给的越来越多，帮得越来越实，但相比之下，政府如何激发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仍是亟须补齐的短板。如：个别贫困农民甚至存在“你不帮、我不动”现象；一些有劳动能力却不愿劳动的懒汉，躺在脱贫优惠政策上不劳而获，导致边缘户心理落差和抵触越来越大。对这部分人应加强教育，减少资金和物质的直接给予。

（摘编自大河报网）

材料一: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近6年来，这一重大倡议全球瞩目、应者云集。2013年至2018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4000亿美元。实践充分表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开辟了重要途径，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根植于历史，更面向未来；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更向所有伙伴开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成为开放包容的平台、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历史大潮,所体现的价值观和发展观符合全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沿线国家人民渴望共享发展机遇、创造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热切期待。

(摘编自《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属于世界》，《人民日报》2019年4月23日)

材料二:

“一带一路”进出口数据

(摘编自《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对外贸易数据分析》，中商情报网2018年5月16日)

材料三:

在被赋予全新时代内涵的“一带一路”上，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起稳定合作关系。诸多合作项目已经充分证明，“一带一路”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得到巨大提升，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造福当地民众。“一带一路”建设使发展中国家得到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机会，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更为庞大的世界市场、难得的发展机遇。这种美美与共的局面，显示出中国方案的动人之处。

“一带一路” 是开放的合作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开放的思想体系。人类文明应该实现多样性发展，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应该有更宽广的道路。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是自信的中国在新时代的应尽职责。打开大门，创造机会，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可持续增长，是复兴的中国今天的必然选择。自觉承担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历史使命，是负责任的中国今天应有的贡献。

（《“一带一路”，绘就世界和平发展的绚丽工笔画》， 《光明日报》 2019年4月25日)

材料四: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展开，我们将迎来更多的发展契机。“一带一路”给我们国家、民族和个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好的机会。就拿我们一直认为的盛唐开放宏大的气象来说，实际上用今天眼光看，它只是单方面的：可以说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也就是说它单方面的容许外国人进来，但是不鼓励自己人出去，这就是开而不放；人家来学，它是会传授的，但是不主动，从来没有主动到外面去传播，所以是传而不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我们今天是全方位的开放和传播，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摘编自葛剑雄《全球视野下，“一带一路”倡议究竟给个人带来什么影响?》，人民论坛网2018年1月30日)

材料一：

图一：2010-2025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

按照国际规定，65周岁以上的人确定为老年人；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老年人的年龄起点走标准是60周岁，即凡年满60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属于老年人。

图二：2000-2050年中国63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数据来源：《2019-202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市场研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材料二：据市民政局老龄办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为76.42万人，老龄化率为22%，随着全市人口老龄化情况的加剧，养老不仅成为当今社会的热议话题，更成为最现实的社会问题。

重阳节前后，我市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文艺汇演、走访慰问、评选敬老爱老模范、摆设敬老宴……通过形式多样的节日民俗活动为老人们送去关爱和温暖。参加文娱体育活动是老年人参与社会互动、安度晚年的重要渠道和方式，不仅能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能让老人们文体两开花，其享惠民之乐。如今，眉山康养品牌日益响亮，农村养老“眉山模式”全国推广，市、县、乡镇、村老年体育协会已实现会覆盖，健身操、空竹、门球、柔力球、骑游、钓鱼等项目在全省处在前列。

低龄老人照顾年长老人、身体好的照顾身体弱的……这种“爱心储蓄”方式不仅让老年志愿者的服务更有价值，更重要的是，人人终会老去，老年志愿者现在提供的服务最终会反哺到自己身上。如今，互助养老不仅成为解决日渐突出的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更让提供服务的老人们发挥余热，乐在其中。目前，我市已有老年志愿者注册人数1.5万人，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提供爱心帮扶、生活照顾、精神慰藉、临终关怀等服务。

如何让老年人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我市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初步形成，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度晚年的愿望已逐渐成为现实。如今，越来越多老年人选择到老年大学继续学习“充电”，乐享晚年生活。

（摘编自梁昊《夕阳无限好 晚霞别样红》，眉山网2019年10月24日）

材料三：老年人的状态与家庭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对于老年人来说，大抵可分为能自理、部分失能、失能三类，处于不同状态的老年人，需求也不尽相同。助餐配餐、医养结合、生活照料，是其中最迫切的需求。长期或临时托养、助餐配餐、上门照料、家庭养老床位……多样的养老需求，催生多样的养老服务，也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目前，广州共有11个区级、153个街镇级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全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100%，超过18.4万名老年人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占老年人总数的10.87%.

“这几年，政府大力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养老产业，发挥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广州市民政局负责同志说，“社会力量的进入，意味着政府力量能够有效解放出来，更多地放在兜底保障与引导监管方面。”

政府能完底，群众心里才有底，才能避免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养老公平问题。除了兜底，政府还注意扮演好引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广州对养老产业发展进行有效引导，从一开始降低准入门槛，到给予多项资金支持，再到出台用地规划、出台政策、出台标准、评定星级，对市场的发展方向，既是鼓励，也是规范。通过广州市养老服务数据监测中心这个平台，全市的养老服务情况能够被精准掌握，再对数据分析，就可以合理整合服务资源，均衡分配补贴资金，同时能够规范管理、防范造假，让监管更加细致高效。

“大城市养老，必须依靠多个主体共同发力。”广州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把大养老的工作做实做细。把长者大配餐、医养结合、家政十养老、嵌入式养老、养老机构提质增效等民生品牌做深做精。完善‘大城市大养老’模式，构建全覆盖、多层次、多支撑、多主体的养老服务格局，不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摘编自罗艾桦、姜晓丹《大城市养老多主体发力》，《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