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

①说到自尊，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人的自我尊重，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最近看到几位大师逸闻，方知道，自尊是在尊重别人中实现的。

②钱学森家里的炊事员曾经说，钱老每次下楼吃饭，都穿得整整齐齐，从来不穿拖鞋、背心。这是看得起咱、尊重咱。钱老儿子钱永刚听了炊事员的话后，也学了父亲的样子，每逢去餐厅吃饭，都穿戴整齐，他也要做尊重他人的人。

③国学大师陈寅恪晚年已有眼疾，在岭南大学居住的两层楼房的一楼给学生上课。当时选修他课程的不过五六人，陈先生绝不因选课学生多少影响他的讲课。夏天，他身着便装与助手一起在楼下工作，每当学生到家里听课，他都要自己拄杖扶梯缓步上楼改换夏布长衫，然后才下来上课。看着老师摸索着下楼的身姿，学生们感动不已，为师的高大，在他们心中已然耸立。

④当前，在社会中，一些人关注更多的是自我尊重。他们目中无人，装模作样，虚伪失真，故作姿态，这种看似自我尊重的过分表达，表现出的却正是不尊重别人的自我膨胀，是没有自信的无意识流露。

⑤与这些人相反，有些大师甚至在遭受欺凌和侮辱，人格遭到践踏的时候，还仍然具有表达尊重别人的强烈愿望。他们被剥夺了所有表达自尊的手段后，唯一可以表现的，就是穿戴整齐地向这个世界告别。傅雷先生在文革时被抄家后，所有家具贴上封条，他太太到朋友家借了干净衣服，夫妇两人穿了整洁的衣服上吊自尽了。整洁的衣着成了他们表达对这个世界和对周围人尊重的最后方式。

⑥由此可见，在生活中，你保持着对人的谦恭，人们便在你的谦恭中读出涵养和文明，心中会由衷地尊敬着你。

（选自《钱江晚报》有删改）

我在上面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已提出三种方式：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现在我又想提出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社会继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却是指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这两种过程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任何社会绝不会有一天突然变出一个和旧有结构完全不同的样式，所谓社会变迁，不论怎样快，也是逐步的；所变的，在一个时候说，总是整个结构中的一小部分。

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这种时势权力在初民社会中常可以看到。这种权力最不发达的是在安定的社会中。乡土社会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是一个很少“领袖”和“英雄”的社会。

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乡土社会环境固定，长老保持他们的权力，子弟们在无违的标准中接受传统的统治。在这里不发生“反对”，长老权力也不容忍反对。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知，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的自没有反对的必要。

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社会如果加速地变动，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名实的分离》）

工匠精神是一种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自古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一些工艺水平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瓷器、丝绸、家具等精美制品和许多庞大壮观的工程建造，都离不开劳动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映的就是古代工匠在切割、打磨、雕刻玉器等时精益求精、反复琢磨的工作态度。《庄子》中讲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道也，进乎技矣”。可以说，我国古代非常注重工匠精神，形成了“尚巧工”的社会氛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弘扬工匠精神。无论是“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高铁、大飞机等的设计与制造，都离不开工匠精神，都展现出我们对工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弘扬工匠精神有助于提高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关键在于提高创新能力，而工匠精神是助推创新的重要动力。工匠精神不是因循守旧、拘泥一格的“匠气”，而是在坚守中追求突破、实现创新。把工匠精神融入生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培育劳动者敬畏职业、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精神，才有可能实现突破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弘扬工匠精神有助于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形象。近年来，我国品牌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在国际上真正叫得响的品牌还不多。要提升品牌形象，要求把工匠精神融入设计、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做到精雕细琢、追求完美，实现产品从“重量”到“重质”的提升。通过弘扬工匠精神，让每个劳动者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进而培育众多大国工匠，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建设品牌强国。

弘扬工匠精神，需要培养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构建相应体制机制。我国虽然有“尚巧工”的传统，但技能人才在传统社会一直得不到应有重视。当前，社会上依然存在轻视职业教育、不重视技能人才的现象。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佳绩作出重要指示并强调：“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倡导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为弘扬工匠精神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弘扬工匠精神，还要形成相应体制机制。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注意提高劳模和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为劳模和技能人才发挥作用搭建宽广舞台，使他们在经济上有保障、发展上有空间、社会上有地位。

（摘选自《人民日报》2020年4月20日《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文化是人类群体在长期生活、生产、生存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思想意识、艺术、政治、宗教等。文化的产生和当时的地理环境、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过去所有的文化，并不是都可以成为传统文化。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长期的、稳定的文化。

今天，为什么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原因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基础的变化给传统文化存续带来了危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农业社会、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专制的价值观。这个基础变了，这种文化就难以存在下去。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在农业社会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家族世代种田，没有社会保障，而且通信和交通不方便。到了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通信技术发达、交通便利，“父母在”为什么不能远游？远游既不影响跟父母的感情，也不影响父母在有需要的时候得到医疗和其他支持。时移世易，当社会出现一系列变化后，在原来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的文化，确实会面临适用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宗教。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是宗教，我不赞成这种说法。任何宗教都有神，儒家谁是神？孔子是神吗？孔子自己都不信神。宗教要有一套宗教仪式，儒家有什么仪式？祭孔仪式是后来慢慢加上去的。宗教是不需要怀疑的，但孔子是接受学生提出疑问的。宗教的信仰是不需要问为什么，只要宗教本身不发生变化，就还能够起作用。但是，儒家不是宗教，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宗教，所以是可以被质疑，可以讨论，可以改变的。

第三，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新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历史上，中国没有真正受到过强有力的外来文化影响，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和中华文明对抗的文明能够传播到中国内陆来，原因就在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唯一曾经对中国文化构成威胁的是北方游牧民族，但他们的文化相对落后、人数较少。虽然有几次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建立了政权，文化上却始终做不到“征服”。蒙古人曾经建立元朝，满族曾经建立清朝，但由于他们的文化基础薄弱、人数也少，所以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转化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毫无例外。到了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挑战。从明朝中期开始，传教士把当时更先进的文化、科学传播过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有了报纸、电报、电话、新式出版物，有了西式学校。西方文化从中国沿海逐步传播到内地。外来文化和新文化的全面冲击，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

第四，中国原来的文化传播观念和传播手段是相当落后的。中国人从来都不愿意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即便是我们认为最开放的唐朝，也只是相对其他朝代的封闭而言的。当西方通过大量出版物传播知识、文化的时候，中国还长期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当西方的文化通过电影、广播在传播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地方还没有这些手段。所以，等到新文化进来的时候，传统文化越来越衰弱。到了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用原来的方式已经没有办法传播，很多处于断绝的状态。

（摘编自葛剑雄《对待传统文化，要分清“传”和“承”》）

史诗概念是西方学者根据“荷马史诗”等资料归纳总结的，其要素有三:是长篇巨制、有神话故事、有作者。这样的概念标准适用于西方史诗，对中国汉语史诗却并不适用。19世纪，黑格尔曾在《美学》中断言“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20世纪，中国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种种意见,但仍是以西方史诗理论为依据进行探讨解释，均不够准确。

汉语史诗形成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发展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夏商西周三代,繁荣于中华文明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其一，汉语史诗独立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内部,如虞族内流传的是《韶》乐,夏族内流传的是《九歌》,商族内流传的是《商颂》等,而西方史诗融合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之间,如《荷马史诗》反映了爱琴海周边众多部族的故事。其二，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农耕生产、血缘管理等基础原因而在内容上表现为“天体日月崇拜史诗”“山川土地崇拜史诗”“祖先世系崇拜史诗”等类型内容，与西方史诗仅仅表现为“英雄史诗"不同。其三，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各种仪式、通神法器而表现为早期的“图”“话”结合到后期的“图”“书”结合的世代传承方式。“图”是永恒不变的史诗主题，“话”与“书”则是不同时期的具体演述。

西方的史诗既可以在宗教场所演述，又可以在民间集体聚会场合演述。中国的汉语史诗，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只在宗庙社坛中演述，是宗教、政治、伦理的三合一,所表达的是血缘族群共同的集体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中国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一直延续保存下来，并通过在宗庙现场的演述实践而发扬光大。而西方氏族社会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便不再延续。由于在宗庙里演述,包含宗教、政治、伦理等内容，所以汉语史诗又称“颂诗”“雅诗”。此外,据甲骨文、青铜铭文可知,汉语史诗还被称为“祝”“典”“册”“史册”“作册”“再册”等。总之,汉语史诗在内涵、外延、称谓、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史诗有很大不同。

古希腊轴心文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代表原始神话思维的史诗被代表理性思维的哲学所取代。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表示,要把荷马等诗人驱连出他的《理想国》。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这是因为“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向哲学高峰的时代”。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农耕生产、血缘管理长期延续发展，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传统有很强的惯性力量，神话恩维、原始意象仍有深刻影响,因而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繁盛;另一方面,社会开始转型,理性思维张扬，宗教、政治伦理逐渐分离,出现了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繁荣景象。

从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文明早期，血缘部族内独立发展的汉语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融合转化，创新形成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些汉语新史诗、颂诗,既继承了以往2500多年史诗的原始意象、集体意识等,又发展了理性精神、个体意识、哲学思维。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两方面的融合，体现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家国一体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深刻影响了其后2500多年间中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今天,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科学借鉴西方史诗理论，概括汉语史诗概念、术语，构建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摘编自江林昌《建构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从考古发掘的文物可知，早期的纸是由植物纤维（麻类）制成。1933 年，北京大学教授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泊汉烽燧遗址首次发现一片麻纸，“同时出土者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之木简，为汉宣帝年号，则此纸亦为西汉故物也”。到了东汉，蔡伦进行技术革新，组织生产了质量更好的麻纸。他还突破了木本韧皮纤维的造纸技术，主持研制成功楮皮纸。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除麻纸、楮皮纸外，人们又制造出桑皮和藤皮纸。隋唐五代时期是麻纸的全盛时期，而雕版印刷的发明更进一步促进了纸业的兴旺。唐末南方制造出竹纸，还发明了在白色纸面上饰以金银粉的金花纸、水纹纸和砑花纸。宋元时期皮纸与竹纸由于技术进步而逐渐流行，麻纸因原料问题开始衰落。明朝成为造纸术的集大成阶段。

中国造纸术最早是在汉字文化圈内传播。朝鲜半岛、越南北部地区造纸最早是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之际，生产的主要是麻纸，后来才有褚皮纸和桑皮纸。据德国汉学家夏德研究，当时大秦不会自行造纸，“东罗马使臣或亚历山大城商人来中国广东通商，途经越南时，将当地所造沉香、皮纸充作本国物品向中国朝廷作为进贡礼物。”而《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十八年，即公元610年）春三月，高句丽王贡上僧昙征、法定，昙征知《五经》，且能作彩色及纸墨……”中国纸及造纸术由此传入日本。

陆上丝绸之路所经之处都有古纸出土。1900 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发掘出大量魏晋纸本文书，大多为麻纸。1907 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中亚商人南秦·万达在311 ~313年间写给友人的信件，也为中国纸。后来，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势力扩张传播至北非和欧洲。最早接触到纸和造纸术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纸张出现在西班牙不迟于10世纪，在圣多明各城发现的手写本由亚麻纤维制成，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西班牙纸本文物。由于邻近西班牙，法国人很快便引进了造纸技术，于1189年在埃罗建造了第一家法国纸场，所造纸均为麻纸。意大利人于1276年在蒙地法诺建立了第一家纸场生产麻纸。18 世纪以后，随着文化教育与科学事业的发展，耗纸量剧增，麻纸原料出现短缺，他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造纸术的发明地——中国，寻求中国造纸技术发展的新信息，使得中国造纸新术直接传入欧洲。18世纪末，清乾隆年间由中国画师手绘的竹纸制造全套工艺流程工笔设色组画，由在京的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寄往巴黎。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亦同期传到巴黎，1840年法国汉学教授儒莲将其中“杀青”一章译成法文，刊于《法兰西科学院院刊》，又据此发表了有关竹纸制造的论文。

总之，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不仅促进了自身文化、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同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化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摘编自汪前进《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及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