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楚天都市报》披露，湖北黄石九中部分学生家长反映，该校七年级4个实验班欲更换高档电子白板，要求每名学生交2000元。由于该校七年级普通班不需更换黑板，有家长感觉钻进了“贵族班”的套子。该校校长认为，“穷人和富人不可能享受同等教育”。

曾几何时，择校费是百姓深恶痛绝的教育不公现象之一，而在上述新闻的学校里，择班费就那么现实而残酷地摆在了学生及其家长面前：交了钱，就可以上“小班”也就是“富班”，教学质量佳，教学设施全，并保证严格控制每班学生不超过35人；不交钱，那就去挤近百人一个教室的大班。交了钱，就可以享受到“贵族班”富贵的教育；不交钱，校长就会教育家长，“穷人和富人不可能享受同等教育”。中小学是如此，高校里更直接，教育部不得不强调，高校不得按学生贫富安排住宿。

凡此种种，难怪09年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全国30个省、市、区2952名公众进行的调查中，有 56.5%的人表达了他们对当下教育现状的担忧——“越来越不公平”，仅11.2%的人认为教育越来越公平。而校园里存在着的“穷富班”，让孩子们体味到了贫富的差别。

“穷富班”的出现根源在于教育投入不足。尽管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已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但这个目标目前尚未实现。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不足，就会使学校倾心于谋财，而学校的最大资源，就是学生，多交钱进“富班”、“实验班”，没钱么，就没那么好的待遇了。

（改编自《中国新闻网》）

材料二：

近年来，诸如“建家长满意的学校，做家长满意的教师”之类的口号成为不少学校竞相打出的招牌，盛行坊间，大行其道。

“教育让家长满意”，乍一听似乎无可厚非，但细细思量，问题不少。首先，教育如何使家长满意?这其间，众口难调自不必说，又如何界定，什么样的教育才会令家长满意呢?多少家长满意才行呢?

更为重要的是，难道家长满意就行了吗?毕竟，教育服务的直接对象不是家长，而是学生。打个比方，好比家长带孩子去餐馆就餐，孩子吃饭，家长付账，要问对餐馆饭菜、服务满意不满意，恐怕不能只问家长，还要问最直接的消费者——孩子。家长的感受与评价，不能完全代表孩子的感受与评价。因此，很多学校刻意宣扬的“让家长满意”，其实在教育观上遮蔽了一个关键问题：教育怎样让学生满意?

回到我们的教育现实，存在的问题比这种理论上的困惑更使人纠结。不少学校现在变得越来越像标准化生产的“企业”或者“工厂”。填鸭式的教学，封闭式的管理，起早贪黑的生活，无所不在的激烈竞争，简单重复的枯燥训练等等，使原本充满智慧与快乐的学习过程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使校园成为许多学生备感压力和失落的地方，而不是成长的摇篮、精神的家园。

这样的教育，显然不是合格的教育。因为它不是立足教育学生这个本位来展开，而是被功利目的、应试思维、家长需求、自身利益等非教育因素主导着、牵制着、撕扯着，在各种现实利益的考量和冲突中变得面目全非。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说：“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教育的活力之源，来自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尊重和关爱，来自通过创造性的教育活动，激发孩子们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启迪心灵、健全人格，使他们在成长中追求“有灵魂的卓越”，而不是沦为考试机器。

（《今日教育》2010年09期）

材料三：

一边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另一边却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低下。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全球教育研究中心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有60.9%的企业对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表示比较不满意，有8.7%的企业对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表示非常不满意，而且绝大多数企业认为企业的发展与教育有一定的关系或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大部分学生的多项能力和素质不能达到企业的要求，大学毕业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亟待提高。

威望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徐德清说，到公司实习的大学生所学与所用差距很大。而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裁林可夫也对公司招收的几百名大学生不甚满意，他认为许多大学毕业生事业心不强，挫折压力承受力不大，而且知识老化，自我学习能力弱，复合型不强。

（摘自《网易财经》）

材料四：

教育公平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突出表现，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和谐的坚固基石。强调教育公平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有学上”，实现学有所教。近年来，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要做到教育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关键环节是保障公民接受义务教育和享有良好教育的机会公平，突出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教育资源主要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

如果说教育公平主要解决的是“有学上”，那么提高教育质量主要解决的是“上好学”。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有一流的事业，才有一流的国家。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我国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要求相比，还面临严峻的挑战，离人力资源强国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特别表现在教育质量方面的较大差距。要进一步树立育人为本的教育观，树立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树立“教育过程是一个创造过程”的教育过程观，树立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教育目的观。

（改编自《新浪新闻》）

森林的枢纽

戎可

红日待升，晨雾缥缈，远山如幻。林中某处，黑啄木鸟凌厉的叫声一如既往，转眼间百鸟齐鸣，如歌如潮。百鸟来朝是人类的想象，天下万物实在无高下之分。但是确实，某些物种似乎更加重要，如同枢纽。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啄木鸟，森林将会怎样？

《辞源》说，枢纽，“比喻事物互相联系的中心环节”。这个中心环节如枢如纽，本身并不起眼，然而一旦缺少，整个系统会发生重大改变。1969年，美国生态学家佩因提出了关键种的概念，它的英文是keystone species，其中keystone的本义是指石拱门上方中间的那块石头，它在所有组成拱门的石头中受力最小，但没有它，拱门就会倾倒，keystone的含义与汉语里的“枢纽”异曲同工。

关键种的概念并非凭空而来，佩因教授分析了一系列的例证，特别是他在196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开始于1963年，他在马考海湾做了一个有趣的去除实验。佩因选择了一块海滩作为样地调查底栖生物。样地的中段——中潮间带，布满了贻贝、藤壶和一种称为茗荷儿的节肢动物，这些动物都固着在岩石上。有一种海星以这些动物为食，哪种动物增多，海星便优先取食哪种，所以没有谁能占据绝对优势。

实验中精彩的部分来了，佩因取走了样地里的海星。3个月后，原本只分布在低潮间带的藤壶，竟然占据了样地60%～80%的空间。随后的9个月里，小个头儿的贻贝和茗荷儿迅速生长，到处都是它们。再往后，茗荷儿也消失了，遍地贻贝。它们侵占了几乎所有的岩石，其他生物无处附着。这样演替的结果，虽然生物量大大提高，但物种数却从15种迅速降到了8种，甚至更少。生态系统中物种数目减少的问题在于，一旦环境变得不适于这区区几个物种的生存，整个生态系统将面临崩溃。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去除了几只能够控制固着生物生长的海星。

这个例子里的海星，便可称之为“关键种”。它们虽数量不多，却对生态系统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种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处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种，我们只要保护好这个物种，那么生态系统就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我维持着它的结构和功能。而从理论上讲，保护一个关键种，所花费用应该不大，四两拨千斤，何乐而不为？

像海星这样通过捕食稳定生态系统结构的例子很多，比如地上的老虎、天上的雄鹰和海边的海獭，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保护这些动物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种至少还有另外两种可能的形式，其中一种是基于互利共生关系的关键种。比如在澳大利亚西部，食蜜鸟给很多种植物传粉，也取食它们的花蜜，彼此互惠互利、互相依赖。但到橡子山龙眼开花的季节，它的花却是食蜜鸟的唯一蜜源。在这种情况下，橡子山龙眼就成了关键种，因为一旦它开不了花，食蜜鸟种群就会衰落，其他的植物也将跟随着无法繁殖。

与上面两类关键种不同，生态工程师为其他生物创造生态位，是另一种形式的关键种。比如啄木鸟，它在树上凿出的大大小小的洞，为真菌、昆虫的生存提供了便利，给各种小型兽类、鸟类的隐蔽和繁殖提供了空间。

关键种是个美丽的保护生物学概念，但在真实的世界要找到这样一个枢纽却难上加难，这是因为物种间的复杂关系，往往远超常人的想象。我们能做的，就是到森林里多走走，多观察、多体会、多分析，大自然会告诉我们答案。也许，这就是荒野精神。

（有删改）

材料一

职业目录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它总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今天，越来越多的职业正朝着高价值、数字化、个性化方向发展，新职业层出不穷，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必然。前不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13个新职业信息，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电子竞技运营师、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等。这批新职业因充满时代感而引发广泛关注。

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来看，只要新职业不断涌现、职业谱系日渐丰富，人们面临的机会就能不断增加。比如，电的发明让很多蜡烛工失业，但由此创造的带“电”岗位数却千百倍于制烛工人。正是沿着这个逻辑，我们无需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换人”忧心忡忡。智能的火花，必将点亮更多创造性的工作。

新职业的诞生并不只关乎部分人的就业，也关系到未来人与人如何分工协作因此，有关部门应积极引导新职业发展，在高校培育相关专业，并及时做好职业培训等。对于个人而言，一方面需要深耕自己的专业领域，提高自身工作的专业性，同时也要具备应有的敏锐与自觉，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保持与新职业连接的能力，在与各行业更好的合作中不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摘编自何鼎鼎《新职业激发新潜力》，《人民日报》2019年4月16日）

材料二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我国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广泛运用，与此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对从业人员的需求大幅增长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和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等4个专业技术类新职业应运而生。这些新职业属高新技术产业，以较高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能力为支撑，从业人员普遍具有较高学历。

与此同时，随着新兴技术的采用，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也越来越智能化。例如，工业机器人的大量使用，对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系统运维员的需求剧增，使其成为现代工业生产一线的新兴职业；随着大量无人机的使用，无人机驾驶员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兴职业。

此外，信息化也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如数字化管理师、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物联网安装调试从业人员需求量激增；而随着近几年电子竞技产业的迅猛发展，电子竞技运营师和电子竞技员职业化也势在必行；在农业领域，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迅猛，从事农业生产组织、设备作业、技术支持、产品加工与销售等管理服务的人员需求旺盛，农业经理人也由此应运而生。

（摘编自邱玥《透视新职业背后新活力》，《光明日报》2019年4月4日）

材料三

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世界，程序员这种职业成为21世纪开始后中国职业变化的又一个标志。

王振众就是众多程序员中的一个，他在2007年考入天津大学时就读软件工程专业。“当时考虑报志愿，主要就是考虑工科类，想着不管怎么样，都学会了一门技术。”他进入大学时，中国的软件工程乃至IT信息行业都处于低谷期。2011年他本科毕业时，去了平安银行负责信息化系统开发，“当时并不是不想去互联网企业，而是去不了。同学中只有出类拔萃的才去得了，多数都是去国企、中小企业”。

但是2011年后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起来，到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进一步蓬勃壮大，对程序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程序员这个职业也必将更加细化和专业化。王振众后来又回到学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现在他供职于阿里巴巴集团，是一名资深算法工程师，已经不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所负责的工作与在平安银行不可同日而语，更加细致和专业。

对于程序员的未来，王振众认为，“这代表了一种趋势，未来程序员这个职业会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细分，所需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程序员的发展只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职业结构的变化与产业发展紧密相连。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推动着职业结构的变迁。

（摘编自张一琪《职业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7月30日）

材料一: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中国大江南北，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新冠肺炎疫情于2019年12月萌芽，2020年1月起受到广泛关注。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业性强，影响面广，公众在疫情中急需大量信息来指导个人生活及稳定心态，公众对疫情相关信息的关注度超越了同时间段内其他信息，甚至也包括与其他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相关的信息。

调研数据显示，47%的被调查者每天都会关注疫情信息，43%的被调查者每时每刻都在密切关注疫情信息，其余10%的被调查者平均每周至少也有2-3天在关注疫情的相关信息。各种各样的疫情信息，以不同的方式和载体，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和生活。相关调查显示，10%的被调查者感觉很焦虑，另外25%感觉比较紧张，51%的被调查者觉得稍有紧张感，只有14%的被调查者感觉没什么影响。

了解疫情的各种动态，成为特殊时期大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不同载体关注着不同渠道发布的疫情变化情况，以及和抗疫防疫相关的各种话题。

（摘编自《国家信息中心:“新冠肺炎”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

材料二:

身处疫情中的公众，最容易出现焦虑与恐慌，而这恰恰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此次疫情期间，谣言满天飞，假新闻大规模出现，其客观条件是社交媒体中的个人化传播，主观条件则是焦虑、恐慌心理下的“负面推定”与“可能真实”。谣言的核心特征是不实之言。谣言的传播力与谣言内容的模糊度、反常度成正相关，越是不清晰、不正常的信息，越可能在公众媒介理性下降的疫情期间广为流传。

谣言对于疫情治理具有极大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处理起来难度也不小，在现实中，即便谣言可以删除，但是观点与情绪却已然形成。换言之，谣言可以轻易删除，谣言带来的影响却较难删除。如何处理谣言，成为疫情治理体系中的焦点与难点。

从此次疫情期间出现的谣言看，根据造谣者动机，可以把谣言大致分为三类:误解性谣言、牢骚性谣言和攻击性谣言。误解性谣言是指造谣者并无主观恶意的造谣意图，因缺乏判断力形成错误认识，传播开来成为谣言。牢骚性谣言常常是针对政策、团体、环境等的，当公众的某些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埋怨就会产生，或借题发挥，或“合理想象”，引发共鸣，传播开来成为谣言。攻击性谣言有着很明确的目的性、对象性，造谣者在造谣之前就研究了攻击对象情况及其薄弱点，然后有一定逻辑性、针对性地发布信息，令其传播开来成为谣言，以此达到伤害攻击对象的目的。

（摘编自媒体清华《谣言治理:给舆论场“消毒”但不宜过度》，有删改）

材料三:

此次疫情发展与应对完全处在社交媒体高饱和度传播的环境中，信息充分带来了治理的高效，信息过载也产生了更加复杂的影响，焦虑、恐慌、对抗、戏谑等社会情绪皆有出现、蔓延。在社交媒体时代，疫情带来的舆情引发公众心情的变化，既要治疫病也要治“心病”，成为当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治理特别是信息传播体系建设的重大难题。调节社会情绪，防止普遍性的“心病”，不仅要提供事实，还要普及知识，而且要传播真诚的态度。

在疫情治理中，科学传播具有重要价值。在防范疫情的科学传播、健康传播、危机传播中，科技界、学术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面对各种风险性，要保持对知识的尊重，科学防疫才能理性防疫。要鼓励并创造条件让科学家、医生等专业人士多发声，形成对舆论场的知识型引领。在疫情防控的舆论引导中，需要的是数据支撑、病例支撑、科学支撑。

在疫情的爆发期，整个社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尽管确诊人数相比全国人口而言比例很小，但全体国民无疑都受到巨大影响。不仅是停产、停学等行为约束，更有不安全感、不信任感等情绪的积累。要缓解这些负面情绪，口号与浮躁无用，唯有以真诚的态度，认真医治每一个病例，设计每一项举措，开展每一次沟通，为舆论融入更多暖色调，日积月累，方可积累社会信心。

（摘编自媒体清华《理性涵养:传播知识与真诚》，有删改）

材料一：

记者：张教授，1月26日，也就是大年初二晚上，您接到了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飞赴武汉的通知，您接受任务之前有没有思想准备？

张伯礼：知道当时武汉的疫情很重，也有思想准备，甚至自己想申请来。

记者：听说接到通知您流泪了，为什么呢？

张伯礼：感觉很悲壮，因为当时武汉情况已经是很严重了，并且当时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远远不像现在这么多，我这个岁数本身在这摆着，说明疫情很重才让我来负责，否则不会让我这个老头来。

记者：您可以说不来吗？

张伯礼：绝对不能说，没想到不来，不紧张不会叫你来，这是一个。第二个，领导叫你来就是一份信任，这份信任是无价的，绝对不能推。

记者：                         ？

张伯礼：刚开始中药推得很难，有人说中药没效，所以我说这次特别感谢中央指导组，特别感谢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决策，支持中药，要不我们也不敢那么大胆去做。当时我开出方子来，试着给湖北一个叫九州通的企业打电话，我说现在有那么个事，能不能帮忙做点药。他说没问题，你说做多少我们都能做，我们都全力配合。我说没有钱，现在不知道谁给钱，因为这个事不是短期煮几天，可能是长期的，我相信政府最后会埋单。人家不问价钱，直到现在也没问。第一天3000袋，第二天就10000袋，我当时说的名不好听，“中药漫灌”，就是全都给。令人欣慰的是，通过普遍服用中药，集中隔离的很多发热、疑似患者病情得以好转，效果不错。

记者：2月15日凌晨，您胆囊炎发作，听说中央指导组的领导一直往回赶您，让您回天津去。您想回吗？

张伯礼：绝对不可能的。刚铺开打仗，怎么能撤离战线？

记者：在您手术后的第三天，您的儿子，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执行院长张磊带领天津市第十二批援汉医疗队也来到了武汉。他来看您了吗？

张伯礼：他说来，我说你打住，你来了不就问候问候吗？你又不能帮我治疗，又不能减轻我的痛苦，你问候电话里问候就可以了，你有你的任务，绝对不要来。

（节选自央视《面对面》专访）

材料二：

1968年，张伯礼从天津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农村基层从事医疗工作。在基层工作时，医疗队缺医少药的问题十分严重，农村落后的医疗环境让他深觉惋惜。但当他看到中医用中草药也能治病救人，惊叹不已，从此对疗效卓越的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学习兴趣日渐浓厚，甚至在农民废弃的土房里建起了一间书房。冬严寒，夏酷暑，白天临床诊治，夜晚掌灯苦读。坚持了5年后，他参加了两年制天津市脱产西医学习中医班，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天津中医学院研究生。182年，张伯礼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正式开始了他的中医药研究生涯。

“贤以弘德、术以辅仁”是张伯礼从医起立下的座右铭，他也用自己几十年的行医生涯向世人诠释着这句话的涵义。张伯礼处处为病人着想，年逾七旬也坚持每周出门诊。有时从外地赶回来，他连饭都顾不上吃，在诊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认真倾听患者主诉，耐心解答患者问题，从不开大处方，不做不必要的检查，而是指导患者合理用药，以高超的医术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

张伯礼深知，一个人能救治的病患是有限的，振兴中医药也绝不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事。只有后继有人，中医药事业才能得到延续，才能为更多的病人消除病痛。因此，多年来，张伯礼在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上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言传身教，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近300名，培养出一批杰青、长江、万人领军人才，培养的学生分布在世界各地，很多都成为了国家名医、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摘自黄子桐《张伯礼：一生付中医肝胆照乾坤》）

材料三：

在抗疫一线，72岁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教授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多日的劳累，使他胆囊旧疾复发，自己不得不成为一名病人。

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的领导强令他住院。“武汉保卫战”正是较劲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病人等待救治，他希望能保守治疗。“您不能再拖了，必须手术！”负责为他治疗的专家态度坚决。

2月18日，张伯礼被推上手术台。手术之前，照例要征求家属意见，他说：“不要告诉家人了，我自己签字吧！”毕竟这个时候在武汉病倒了，他怕老伴儿担心，更怕影响军心，张伯礼特意提出不要将他手术的消息对外界公布。麻醉过后，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的助理读疫情通报，并打电话询问江夏方舱医院的情况，接听医护人员打来的求教电话。

手术后一两天，张伯礼就开始在病房里工作了。病床上加了一个小桌子，左胳膊上扎着静脉针，右手不停地用笔在修改着东西。

“仗还在打，我不能躺下！”作为国家中医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深感此行武汉责任重大。

3月19日，张伯礼迎来了72岁生日。同一天，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现有疑似病例第一次全部归零。张伯礼说：“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此时，他已经在抗疫一线持续奋战了53天。

（摘自张立平《不计个人得失，只为山河无恙—大医张伯礼》）

材料四：

从医院到企业、从学校到研究院所……作为一名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是张伯礼履职的第十三个年头，为了走好“老代表”的履职路，他每年都会认真“做功课”，走访、座谈、咨询的脚步从未停歇。代表履职不仅需要“脑力”，还需要“脚力”。

13年来，张伯礼经常深入基层，脚踏一线，用脚步丈量出履职的前进之路。一路走来，他广泛听取患者、医生、教师、制药企业和管理部门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获取了许多一线数据资料，在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精神文明建设、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中医药事业发展等方面提出议案和建议60余项。

如今，《中医药法》已实施两年多，经过实地调研，张伯礼发现，现阶段，由于中医药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了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尤其是在《中医药法》贯彻执行过程中，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医医疗机构建设方面，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倒退现象。”他说。同时，有些部门理解出现偏差，对待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左右摇摆。因此，今年两会期间，张伯礼又领衔提出在全国组织开展《中医药法》执法检查的议案，以确保能真正实现立法目的，抓紧抓好抓实《中医药法》的贯彻落实。

（摘自《当张伯礼走进两会现场，所有人为这位抗疫英雄鼓掌》）

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

“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

材料一：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由着陆巡视器（进入舱和火星车）和环绕器组成此次任务要一次实现“绕、着、巡”三步走的目标。

探测器发射后，将被火箭送入地火转移轨道。器箭分离后，探测器的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将相继展开，在测控系统支持下朝火星飞去，约7个月抵达火星。

探测器进入环火轨道并经过制动后，要进行2至3个月的环绕飞行。在着陆前，会在着陆区上空对着陆区开展探测。接着，探测器择机实施降轨机动，着陆巡视器与环绕器分离。环绕器升轨返回到停泊轨道，为着陆过程提供中继通信。着陆巡视器进入火星大气，依次完成配平翼展开、悬停、避障及缓速下降、着陆缓冲等动作，着陆于火星表面。

着陆后，火星车与着陆平台解锁分离。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开始巡视探测。着陆巡视器安全着陆后，环绕器进入中继轨道，为火星车提供中继通信，兼顾科学探测。火星车完成探测任务后，环绕器进入使命轨道，开展火星全球遥感探测，兼顾火星车扩展任务中继通信。

（摘编自陈海波《揭秘天问一号的火星之旅》

材料二：

以往的航天产业耗资巨大，然而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现在的卫星元器件体积更小，性能却更高，这意味着大幅度节约制造和发射成本，大规模使用航天资源，甚至可能让老百姓都可以利用它。

航天资源本身就具有共享特点。卫星发射成功后，都在围绕着地球转，让全球所有人都充分使用每一颗卫星资源，才符合它的运动规律。因此，要想让空间资源价值最大化，让每个人分摊的成本更低，就应该实现全世界共享。大家都能以较低的成本从太空资源中获益，航天技术就会发展成为人类的基础设施，低廉的成本又可以促使大家将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得更好、更便捷，形成良性循环。

航天科工三院近日已经联合国内十几家卫星企业成立了“卫星即服务产业联盟”，这个联盟不仅要打通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监测、运行、姿态控制一体的技术架构，还要建设若干面向应用市场的架构。例如，天空地面一体化的物流体系，利用卫星资源开展智慧海洋、通用航空服务、生态环境治理，发展绿色农业等。

（摘编自詹媛《深空技术如何带动社会发展》

材料三：

1962年，人类迈出火星探测的第一步。人类共往火星发射40多颗探测器，然而成功率到目前只有50%左右。

火星距离地球最远时有4亿公里，最近时大约5500万公里，而月球离地球最近时36万公里，最远时40万公里。因而地球航天器到火星的最佳路线为“霍曼轨道”，该轨道每26个月才能出现一次，一次仅有一个月。“胖五”需要托举火星探测器加速到每秒11.2公里以上的速度，将探测器直接送入地火转移轨道，开启奔向火星的旅程。此前在发射月球探测器时，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曾飞出每秒10公里以上的速度。此次“胖五”在国内首次达到并超过第二宇宙速度，飞出了中国运载火箭的最快速度。当火星离我们最远时，从地球发一个指令，要20多分钟才能到达火星。即使在距离最近时也要几分钟才能到，远比从地球上发指令到月球上的时间长得多。时延比较长，给火星探测的测控通信带来很大挑战。探测器在火星着陆时间仅7分钟左右，由于时延，无法实时操控，探测器必须自主完成着陆。火星上存在稀薄的大气，探测器着陆时必须穿过大气，这个过程会产生几千摄氏度的高温，着陆时既需要隔热罩，也需要配备降落伞进一步减速。

（摘编自陈海波《揭秘天问一号的火星之旅》

A．

B．

C．

D．

材料一：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是很清楚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

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节选自《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

材料二：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却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妻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西洋的格局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我们的格局（实际上就是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是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节选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一     2020年 1月24日，中国疾控中心成功分离中国首株新型冠状病毒毒株。3 月 16日20时18分，重组新冠疫苗获批启动临床试验。4月13日，中国新冠病毒疫苗进入II期临床试验。 6月19 日，中国首个新冠疫苗获批启动临床试验。截至 11月5日，全球有10种新冠病毒疫苗已进入 III期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我国企业研发的疫苗有4种。

2020年8月5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所属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组织的生物安全联合检查，具备使用条件。此前，该车间已取得新冠疫苗生产许可证。8月16 日，陈薇院士团队新冠疫苗获得专利，系中国首个，该发明专利申请享有优先审查政策。8 月 20日，国药集团旗下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的临床试验在秘鲁启动（Ⅲ期）。10月8日，中国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截至 2020年 11 月20日，中国共计接种了超过6万名受试者，未收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如果新冠病毒的疫苗在老年人中未取得预想效果，采取措施提高免疫应答反应—是十分必要的。普遍采取的方法是使用佐剂或者提高病毒抗原的剂量。更高的抗原剂量意味着树突状细胞对抗原的摄取将会增加，抗原呈递给淋巴细胞以引起更强的免疫反应。以流感疫苗为例，与标准剂量疫苗相比，高剂量的流感疫苗可在 65 岁以上人群中诱导产生更高的抗体滴度和血清保护力。在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果。对于60 岁以上的人群，给予 2ug疫苗，在第 42 天的中和抗体的平均几何滴度为 80.7，8ug 剂量则为 170.9。

此外，改变接种途径也是一个方法，疫苗通常采用肌肉注射的方式进行接种。人体的真皮中富含抗原提呈细胞，如果在皮内进行疫苗注射，有助于抗原提呈而引发更强的免疫反应。研究显示，皮内注射的流感疫苗免疫原性有所增强。

根据《自然》最近的一篇文章，使用抗衰老药物改善老年群体的免疫功能或许是更好的选择。一些药物通过抑制一种蛋白来延缓衰老，有研究表明使用抑制剂能够增加人群对流感疫苗的反应。此外，名噪一时的“神药”二甲双胍也可以间接抑制这种蛋白的活性。一项研究表明服用二甲双胍的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的死亡率为 2.9%，未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的死亡率则为 12.3%，而二甲双胍和疫苗能否产生强强联合的效果尚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使用这些老药物或许可以部分恢复老年群体的免疫功能，从而增强老年人群对新冠疫苗的免疫应答。

（摘编自《健康界》2020 年 10 月 2日）

材料三 科技部徐南平介绍，中国从新冠疫苗研发之初，一直坚持通过国际合作来开展疫苗研发工作。现在中国同步开展的五条技术路线研发都有国际合作，并且都是对外开放的。新冠疫苗研发是全球共同努力的事情，要汇聚全球的力量，全球共享这一成果，这是中国的基本态度。

2020年 10 月8日，中国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这是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推动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又一重要举措。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尽管中国多支疫苗研发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具备充足的生产能力，但我们还是决定加入“实施计划”，目的就是以实际行动促进疫苗公平分配，确保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同时带动更多有能力的国家加入并支持“疫苗实施计划”。“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目标，是在 2021年年底前提供至少20亿剂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确保所有参与方都能及时获得疫苗。目前，已有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这一计划，但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却拒绝加入这一计划。

（摘编自《看看新闻》2020 年 10月1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