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

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相同的地方。《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与之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孔子没有直接地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虽不屑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二人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发生很大的变化。孔子生活于春秋时代的末期。那时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主持国政的卿、大夫、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之后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孟子游说之时，正是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准备进行长期的大厮杀，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

（摘编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张柏春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作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器物的制造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自己制作的产品上，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了这些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了。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做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代需求。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家国天下”观念滥觞于西周时期。西周从国家制度来看，施行的是分封制；从社会制度来看，施行的则是宗法制。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因而家国天下观念得以萌生。秦以后分封制改为郡县制,贵族制变为官僚制,但家国天下的观念经历代儒家发扬光大，逐渐成为了中国人的人生信念与精神追求。如今制度化儒家已然解体,社会形态、家庭结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弘扬家国天下观念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家国天下观念强调家庭的重要性,这在今天仍不过时。孟子曰“天之本在家,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家是治国的起点,家庭有序,国家才能稳固,家庭和睦，国家才能兴旺。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强势导致家庭私生活式微,家教逐渐被社会道德教化替代,家风也慢慢淡出现代社会文化评价视野。现代社会的秩序不单单靠宏观制度保障,也需要个人美德支撑,个人美德的养成关键在家庭,因此,在家庭与私人领域,仍需大力弘扬孝悌之道，提倡忠恕爱敬之德,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让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其次,家国天下观念是现代中国社会伦理的重要维度。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儒家所追求的国家秩序,实质上是家庭秩序的扩大反映,爱国和爱家有高度的一致性。当今社会飞速发展,各种价值观念不断碰撞,但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家国天下的教化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精神,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意识。这种认同感和责任意识在今天常表现为个体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统一的追求,对国富民强的企盼。

最后，家国天下观念有助于当下中国建构互助型社会。儒家主张把基于血缘关系的爱推及大众乃至万物,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践行“泛爱众”的理想。《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论语》又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视天下为一家,这让儒家的仁爱观念具有超越个人和家庭局限的可能,达到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的“仁民爱物”的境界。当今中国经济腾飞,竞争加速,价值观冲突激烈,人们容易处于焦躁不安、互不信任乃至相互算计的人际危机之中。秉承儒家的家国天下观念,发扬儒家“仁民爱物”的精神有利于人们处世冷静达观，在竞争中存互利互惠之心,于合作中求共赢发展,从而助力当下建构互助型社会。

世易时移，但家国天下观念仍然为我们的个体生命带来精神关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的精神动力，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弘扬。

(摘编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