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是“愚”的表现。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就愈趋于简单化。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之间的特殊语言，即所谓“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是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

“特殊语言”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特殊语言”常常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这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梗”是网络用语，最初含有“滑稽有趣”之意，后来它被当作某个特定圈子的专属用语，围绕它所产生的文化现象便是“梗”文化。“梗”语言则是“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梗”语言形式丰富，不仅有语言、文字，还有图像、动作等。作为“网络原住民”，青年群体通过缩略字词、谐音替换等方式，对现有词句进行再加工，创造出了大量的“梗”语言。具体表现为：文字图像化，如“表情包”；使用拼音缩略语，如“YYDS”表达称赞、惊叹；数字代替文字，如一连串“999999”字符寓意祝福对方天长地久；增设语义，如“呵呵”作为语气助词被赋予“冷笑”“嘲讽”的词义。可见“梗”文化承载了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反映了他们独具个性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

“梗”文化是线下社交向网络世界的延伸，它使圈层里的青年产生了广义上的情感共鸣。懂“梗”意味着心意相通，可以增进彼此的认同感。“梗”文化犹如一条坚固的文化纽带，为不同的圈层建立起无形的边界，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集合体，将在现实生活里毫无交集的个体联结起来，实现了青年在彰显个性和寻求共性间的平衡。

互联网虽然提供了情感表达的“便利感”，却没有提供思维外化和主观体验的“多维化”。年轻人沉溺在“梗”语言里，不断创造模板化、趋同化的语言符号，这无疑会助长思维的惰性，使他们丧失对优美文字的感知力。比如，面对壮丽的山河美景只会大喊“绝绝子”，经典古文诗句早已被抛之脑后；与人交往只剩下“jrm”（意为“家人们”），把真诚与坦荡隐藏在字母缩写背后。规范的语言文字逐渐被“梗”语言反噬，这会给汉语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笔者以为，由于“梗”文化具有天然的时代感，一味地抵制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在数字化生态环境下，需正视以“梗”语言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的影响力，在主流话语体系与“梗”语言的互动演化过程中，既要满足不同文化形式间的价值沟通需求，也要强化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推崇正能量的“梗”文化，比如“赶考”“上新”“中国制造yyds”等，要鼓励学生积极阅读，将“梗”语言的发展同社会的进步相结合，以传播网络语言的正能量。

（摘编自周子星《青年网络交往“梗”文化的特征及其引导》）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过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里，中国发生了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大变迁，社会呈现出大移民、大流动的状态。乡土中国的中国人，也就是乡下人，从“土”里拔出来，抖抖身上的泥土，面貌渐渐脱离了“土气”，向城市进军。有些村子成了工业发展基地，很多外来者来打工，从而发展成了镇，或者城；有些城郊村庄在城市开发中成了市民，不再是农民；大部分村庄虽然还是农村，但是土地对于他们的关系已经根本上改变了，主要的经济收入不再是土地，不是种地了，而是进城打工了。年轻一代几乎和城里人没大差别，都到城里见过世面，走南闯北。

哪里还有年轻人在农村种地呢？土地已经不再是束缚了。不少农户干脆撂了荒，或者包给别人家。承包种地的年轻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乡下人，而是当了“经理”，办了生产工厂，成立了“公司”。不满意了，可以转包，自己走掉，也不是束缚在土地上如同植物，无法游走。这种土地里拔出来的人们，游走自由多了，所以，农村社区的“熟悉”也在向“陌生”转型。很多人离开家乡后，过年也不回村了，甚至数年都不回去了，即使是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之间，也可能多年不见面了。

整个的社会因为流动，血缘在让位于地缘关系；熟悉让位给了“陌生”；“古道热肠”也在让位给“冷漠”。现在这个流动性大，又是手机电脑“刷屏”的社会，匆忙里，大家一起吃个饭都不容易，一家子人家一起吃个饭也简直成了奢侈。有个读者在网上评论说得好，“我们的社会在碎片化，家庭也在碎片化”。乡土社会在高科技和城市化大潮里，“土气”被洗刷得剩不了多少了，越来越呈现出“陌生”。

美国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所以发展出了典型的契约社会，宪法两百多年非常稳定。契约习惯和法理社会一起，为陌生社会的人人关系的处理所接受，因为其运用了普遍原则，而不是因为“熟悉”就因人而异的人情原则。可以期待，乡村人进城的脱去乡土的人们，在面对陌生的人群中，会更容易发展出契约精神和法理社会的。

（摘编自陈心想《走出乡土》）

【推荐3】材料一：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在美国旅行的人，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约克）是著名的；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都找得到，而且不止一个。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土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根据《浙江新志》（1936年版）的资料进行统计得知，农户占全户数的比重情况是：宁波地区平均为37％，杭县为77％，嘉兴县为76％，吴兴县为87％，绍兴县为99％。宁波地区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之高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条互为因果的作用链：一条是由于土狭人稠、饥驱寒袭而迫使部分宁波人转而以经商等非农业生产作为生计的手段。另一条是由于从事经商而使得一部分人口无需依赖农业成为可能，从而继续导致了该地区“生齿日繁”。

然而，人口过剩——经商这一动态平衡曾经几度面临失衡。而每次于宁波商人看似十分不利的失衡危机反而在客观结果上促成了宁波商人（宁波帮）的大跃进。在明代以前，宁波商人以宁波港为基地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然而明政府厉行的海禁政策，阻断了宁波商人的生计之路，宁波商人除了一部分转而从事走私贸易外，大批商人转向内地贸易。嘉靖年间，“宁绍诸郡之民，半游食于四方”。成书于明万历二五年的《广志释》也记述当地“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明朝海禁政策虽然始于洪武年间，却允许宁波作为对日贸易口岸，至嘉靖2年由于发生“宁波事件”^①，才致宁波市舶司被罢废。由此可见，嘉靖、万历年间宁波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人员外流，与海禁实施的背景是紧密相关的。海禁促成了宁波商人大规模进出外地，是后来宁波帮形成的基础。

（节选自黄伟明《近代宁波帮在上海的生成与发展》）

注：①1523，到宁波的日本两大贸易使团，因为贸易资格问题相互大打出手，进而在宁波大肆烧杀抢掠。这起恶性外交事件，导致嘉靖皇帝废除了宁波市舶司。

A．

B．

C．

D．

材料一：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拥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存和重要的文物古迹，还要有历史文化街区。因为历史文化街区是这个名城历史发展中存留下来的连片的建筑群体，它保存有这座城市发展过程的历史信息；它是成片的而不是单幢的房屋，因而就能反映出城市的特色和风貌；还因为是街区，就有居民，有人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生存活动，街区就能作为具有生命力的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单个的文物古迹或历史景点虽然也能反映城市的历史，但它无法代表城市这样的内容。所以，对于一座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来说，拥有足以反映名城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至关重要。

历史文化街区属于《文物法》界定的“历史地段”，它必有比较完整的历史风貌，能够反映一定历史时期该地区传统风貌特征；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历史建筑物和构筑物必须是历史实物，不能是重建、仿造和改建的；历史文化街区应达到一定的建筑和用地规模，并在一定的视觉领域内形成比较完整和协调的视觉效果，与历史文化街区风貌有冲突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用地应低于历史文化街区总量的1／3；历史文化街区内应有一定规模的居住人口，保留有传统的地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并是城市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编自阮仪三《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及规划》）

材料二：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只有保持其历史原真性，才能使其更具价值。因此，我们在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与利用时，应依照历史原真性原则，完整地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中遗留与存在的全部历史信息。虽然历史文化街区蕴含的历史信息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且存在与当今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等问题，但其却影响着人们对历史文化价值的直观认知。只有将历史信息完整地保存下来，才能真实地还原历史文化街区的特色，包括历史建筑、街巷空间、特色手艺、民俗风情等。

保持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原真性，首先要保护好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结构。要在保持和维护好历史文化街区独特地域特征和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对其空间结构进行合理有序的利用。其次要保护好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环境。在自然环境方面，要努力维持原真格局。在人文环境方面，在对被破坏的地方进行修复时，应尽量还原其原本风貌，包括周边具有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最后要使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现代化城市建设相适应。要尽量控制历史文化街区周边的现代建筑的风格以及高度，使历史文化街区完美地融入现代化城市之中。

当前，我国个别城市急功近利，不加规划地肆意开发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改变了其原有的风貌与特色，也割裂了其悠久的历史文化链条，导致历史文化街区迅速没落、衰亡，甚至是消失。因此，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必须要避免过度开发，坚持进行持续性的更新，即在保持其原真原貌的同时，小规模地对其进行活化利用，使其迸发出更大的活力，从而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一般而言，我们在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活化利用时，可以根据其发展现状，对现存的建筑进行分类、分级保护整治。一部分为重点保护类建筑。对于保存良好的建筑，可以继续维持现状，并保持其现有的功能；对于保存较差、已经遭到破坏的建筑，可以依照原真原貌进行相应的修缮和维护，最大限度地使其恢复到原有模样。一部分为自然环境类建筑，比如园林建筑、道路建筑、湖河建筑等。应对其进行适当的填补以及加固，使其能够完美地融入现代化城市建设之中，并发挥自身的价值。还有一部分为整治类建筑。可以将历史文化街区中可以正常使用的、变更使用用途的建筑，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适当的更新及利用，这不仅有利于妥善安置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原住居民，还能够充分展示历史文化街区的特色。

历史文化街区的兴衰与文化传承息息相关。失去了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街区，只是千篇一律的建筑群，没有丝毫的灵性。因此，注重文化传承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关键所在。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应延续其文化内涵，发扬本土特色，激发街区活力。首先，可以还原历史文化街区的民俗场景。如利用历史文化街区的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具有特色的民俗活动，这不仅能够丰富原住居民的生活，也能为大众提供了解当地文化的机会。其次，可以在不改变历史文化街区原真性的基础上，适当改造街区内部建筑，建设具有特色的文化创意园区，通过向游客销售当地特色产品，提升原住居民的收入，形成特色旅游品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作为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承载着我国的历史记忆以及传统文化，同时也见证了城市的发展与演变。我们在对其进行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应着力保持历史原真性，进行活化利用，注重文化传承。

（摘编自马云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利用的三个关键》）

明亡之后，顾炎武曾走遍大江南北，访求碑刻，对其进行文字考释，详尽著录，以期证经补史，留下了《金石文字记》等重要著作，被誉为清代金石学的开山大师。在顾炎武的访碑之旅中，我们看到的是亡国遗民孤独而凝重的身影。

在真定府龙兴寺访《龙藏寺碑》时，他发现碑石虽为隋开皇六年所立，但立碑人的署名还是“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齐亡入周，周亡入隋，张公礼虽经两度改朝换代，但犹以前代“齐官”自居，这不正是“君子不降其志”吗？这份孤守深深触动了同为遗民的顾炎武：“兴亡迭代，为之臣者，虽不获一节以终，而心之所主见于称名之际者，固较然不易如此。”因此，他深感“今人不及古者”。

通过访求碑刻，顾炎武在不断反思明亡的原因。在山东邹平，他访得《中书侍郎景范碑》，传主是后周的景范，却被《山东通志》等书误认为晋人景延广。顾炎武不禁慨叹：“近代士人之不学，以本邑之人书本邑之事而犹不可信，以明白易见之碑而不之视。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士人空疏，遗忘历史，千百年后，还有谁能不忘故国、坚守基于种姓的华夷之辨呢？

顾炎武的孤独坚守与他只身访碑的形象默契相映。《金石文字记》中的顾炎武似乎一直在踽踽独行。李光地在《顾宁人小传》中描述顾炎武“骑驴走天下，所至荒山颓阻，有古碑版遗迹，必披榛菅、拭斑藓读之，手录其要以归”，更有一种荒野中吊愁今古的孤独旅者气质。

百年之后，金石学兴盛，乾嘉之世的金石学者们对碑刻广泛搜求，考释缜密，用以证经补史，裨益书学。不仅如此，当时收藏之风大行，金石更是可供赏玩的艺术珍品，金石学也成为当时崇古之风下成名获利的捷径。

（节选自缪吾《“亡国”与“亡天下”的金石学》）

材料一：

“汉服”是自古存在的中华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但因为历史的原因，并没有得到自然发展，期间断代了300多年。而这300多年，恰恰又是全球化大变革的年代，不仅有着历史上频繁上演的“改朝换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还有着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变迁。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近乎翻天覆地的变化。此番对汉服的接续，不仅是要找回其外观样式，还要重新拾起传统，使其扎根于现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老树发新芽。

对于当下的汉服而言，若要找回这一系列的传统服饰，找寻古代汉服的外观样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要跨越古代到现代的门槛。这两步，需要同步尝试与探索。复兴是推动民俗服饰的形成，带动更多的传统服饰挖掘、保护与传承，因此我们不能有着先考据还原，再传承接续之说。

对于这个必须同步经历的两道坎，我们只能同步完成，无可退缩与逃避。

“汉服”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同时还泛指其一定范围内或其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秩序及内部联系组合而产生的整体，是不同的小系统所组成的体系。作为集合概念的体系，我们的目的是推动它重新成为一种活着的文化组成部分，而不是零碎的边缘化记忆和古代款式的生搬硬套，更不是对于某一朝、某一代服饰的全面复盘。过去的零碎元素和款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中都会有着一定的缺点与不适应性。所有的事物都应当“”。有观点认为，汉服是从明朝断裂，所以就要从复原明朝开始。看似有道理，但可行性不高。同样还是因为时代的问题。今天人们的审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古代的服饰的确很美，也有一定的价值，现在的我们也可以穿着，但不应局限于此。另外当今的社会形态、文化、工艺等都有着一定的改变，实际上已经无法完成百分之一百的复原了。

即使拿来了一样工艺的面料，如何穿又会是另一个大问题，过去有着《舆服制》，有着以紫为尊，以黄为禁的习俗，即使照搬了其古代服饰的样式，没有其实际的身份、对应的穿着场合及文化内涵，这一件衣服如此穿到大街上真的合适吗?

所以这里的核心是传承，但绝不是随意“改良”，是根据考据后，经过总结与归纳之后的古代服饰发展脉络和文化内涵来做接续与设计，绝不是随便想象发挥。做个比喻，一座森林烧毁了，我们要在原有的土壤与根基上种植新的树木，采用现代化基因工程或者其他手段，重新培育一座森林，使其能够服务现代人、有实际意义。研究原土壤、根基和遗迹是为了确保新树能够更好的生长，是其为重建的研究手段，而非是研究目的。

体系的重构，类似于森林的重建。既不可能找到原来的残根重新栽植，因为已经不可能了，但也不是我们随便买一些树苗种植就可以的。如果随便发展就没有了传统的接续，这里的现代汉服体系，是指经过现代化建设之后的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体系在这里，是指一种活态的文化门类，有着自我发展脉络和动力，适应现代社会自然发展，回归到如同我们的语言和饮食那种没有断代的状态。

这也正是汉服必须要考据，但又不能唯考据的重要原因；又是汉服要传承，但又不能照搬明朝的重要原因。这里的体系是回到汉服复兴的初心，在民族学的框架下，填补民族服饰领域中空白的汉民族服饰。

（摘编自梦玥、若木《复兴的汉服，接续的传统——重新认识回归现代的汉服》）

材料二：

现代汉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手艺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代青年彰显文化自信最鲜明的表达方式之一，也成为向世人传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

汉服的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现代汉服是现代人继承古代汉服基本特征而建构的民族传统服饰体系，主流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平中交右、宽禒合缨”八个字，它不仅是对外观的描述，更蕴含了与中华文化息息相关的内涵，充分体现中华服饰崇尚含蓄内敛、端庄稳重的气质与美感。

总而言之，汉服与西式服饰的差别，在于汉服几乎所有部件和结构都有相应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即在自然之中寻找规律，进而赋予文化的解释。又如“圆形袖口”“衣裾平直”等结构特征，不论最初是出自工艺或其他客观原因所致，但最终一定会赋予文化的解释，体现“规矩方圆”的文明理念。制衣理念的差异，表现为审美趣味的不同。从结构上看汉服是平面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就会随之呈现不同的曲线，其行云流水般的外形，给人以随风而动、潇洒飘逸的感觉。这一点与崇尚开放性感、强调人体曲线审美的西方服饰，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服饰类别，表现出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差异。

（摘编自杨娜《现代汉服的文化密码》）

材料一：

①我们一旦将“经验”区分为经历和对经历的体验，记忆在写作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就不难理解了。经历是无法即时描述的，更无法使之客观化。我们所经历的事实，绝大部分转瞬即逝。我们无法做到一边经历某件事，一边将它书写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作家所描述的经历无一例外都是记忆中的经历。

②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经历与写作之间的“时间距离”，将这种距离的作用极端化和简单化。看来也没什么道理。有一种说法，作家将个人的经历在记忆中保存得越久，写作将会越客观，就如同封在坛子里的酒，时间越长，其味道越醇正。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每位作家想必都应该在弥留之际才开始自己的创作。不过这样的说法也提醒我们，将刚刚经历的事件立刻表达出来，的确更容易受到社会意识以及作家个人的偏见、习惯、写作目的的影响。另外，经历在记忆中的发酵，也可以使经历的性质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距离确实起到了某种作用。

③有人十分形象的将写作比喻为反刍：草料进入牛腹，只是储存，未及消化，营养尚未被吸收，而写作则是对记忆中的经历进行反刍。当然，反刍并不是一次性的，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就是说，在生命的不同时段，只要愿意，作家随时可以对记忆中的任何一种储存物进行反刍，从而完成对材料的多次使用。

④你和父亲去钓鱼，河边开满了金银花，你们在烈日下坐了三个小时，最后在日落时分钓到了一条大鱼。第二天，你去上学，把这件事告诉同学的时候，由于钓到大鱼并享用美食的骄傲尚未消退，你讲述的重心也许会集中于那条鱼的大小重量，而那三个小时的完整信息自然会被简化。我们知道，讲述本来就是一种选择性行为。通过选择，这个故事中有太多的内容被忽略掉了。记忆中的大部分元素仍然在酣睡，但这不能说明这些元素不存在，只是经历在记忆中尚未充分发酵，假设二十年后，当你再次来到这条河边，你发现河流的原址上矗立着厂房，如果你猛然回忆起当初跟随父亲去河边钓鱼的情形，你是否会想起清澈的河水，天空中的白云在水面上投下的斑驳阴影？是否有物是人非、沧海桑田之感？

⑤经历在记忆中的灵光重现虽然依赖于时间距离，但我要说的是，时间距离却并非是真正关键的因素。哪些记忆内容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渣泛起，取决于作家的召唤。这种召唤的契机多种多样，但经历的“重复”也许最为常见。“重复”所引发的回忆究竟要将我们的意识导向何方，我们事先并不知晓。

⑥促使你回忆起与父亲去河边钓鱼情形的契机，也许是你再次回到那条河边，也许是你再次见到一朵金银花或闻到一缕花香。此时，你是否会回忆起二十年前河边的金银花丛那醉人的幽香？回忆起温暖的阳光下植物卷曲的叶子？在这里，现实境遇的真实感让位于回忆中感觉的真实感。这些被感觉所唤起的内容，可能是已经被我们“遗忘”的记忆，这些内容其实仍然存在，只不过暂时沉睡在记忆之中，因此有人称之为“非意愿性记忆”。

⑦我们的理智总是希望将记忆简化成可以把握的内容加以储存、识别和归类，可实际上，写作有时就是要敞开一个理性无能为力的世界，呈现那些曾被省略的非意愿性记忆。构成文学作品真正质地的，也许不是可以被理智归类的现实“经验”，而是有待完成的诸多可能性。

（节选自格非《文学的邀约》，有删改）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了农村的僵持与保守，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对一直困守在土地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诱惑。特别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骚动，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产生怀疑与不满。

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

路遥三年准备、三年创作，为了扩充视野、掌握资料，他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包括近百部长篇小说，前后近十年的报纸以及其他相关书籍，过着“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生活，同时，他还奔波于社会各阶层体验生活。

第一部初稿的写作是在一个偏僻的煤矿医院开始的，从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可以看到他对文学事业执着的信心和付出的代价：“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第二部初稿的写作是在黄土高原腹地的一个偏僻小县城进行的，因为生活没有规律，路遥身体严重透支，最后病倒了。后来吃了百余副汤药，身体略有恢复，他依靠一股精神力量，继续写作。第三部的初稿改在榆林宾馆进行。1988年5月25日，路遥终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

（摘编自《平凡的世界》创作背景）

家谱家训：传承君子之风

君子文化浸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通过家谱、家训等渠道，使传统伦理在家庭落地生根，转化为家庭成员的做人信条和生活习惯。

每一个人都诞生并生活在一定家庭之中，每个家庭在世代繁衍和薪火相传的同时，都会或隐或显地积淀并形成某种价值观念和德行风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家风。一般说来，家风既包括有文字及实物遗存的有形部分，也包括仅是口头和行为传授等随时消失的无形部分，有形的部分以家训、家谱等为载体，固然有助于家族文化的传递和弘扬；无形的部分如长辈的言谈等虽然往往随生随灭，但它多半留在后辈心中，对家族成员的成长和家族风气形成同样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家国同构”观念，一方面，家是国的细胞，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正是这种水乳交融的家国同构理念，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家族的家训、家谱等，虽然具体内容互有差异并各具自己特色，但其中所宣扬的立身处世、持家兴业的规则和教导等，基本都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主流价值体系的集体认同之上。君子文化作为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标识，与历代著名家训、家谱秉持和崇尚的做人理念及价值观念等高度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毋宁说，众多家训、家谱所传达的励志勉学、入孝出悌、勤俭持家、精忠报国等优良家风，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具体细化，不仅堪称个人和家族成长兴旺的座右铭与传家宝，也是君子文化从庙堂走向民间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

君子文化与家族文化融合，在家训、家谱、家风中扎根开花，不仅有助于崇德向善之风在家族里世代相传，还能够由家族推向村邑、由村邑推向国家。清代宰相张廷玉作《王氏族谱序》说：“故君子之用心，必将使人知族人之成本于一气，则孝弟亲睦之意，油然自生。而婚姻洽比之风，因之可以浙及由一家以推于一乡，由一乡以推于天下。风俗之美，教化之成，未尝不由于是。此谱牒之设所为深有功于世道，而君子详慎之不敢忽也。”社会风俗之美，正是通过“由一家以推于一乡，由一乡以推于天下”的形式，逐步改善并蔚成风尚。

以家训、家谱为主干的家族文化，与君子文化看似概念不同、内涵相异，但两者的思想来源和核心理念却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谈论的中心都是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兴家立业等问题，而得出结论或者说给出的答案，又十分相近。君子文化为什么能够沉入并浸透历代家训家谱而成为普通百姓广泛认同的价值导向？为什么历代世家望族的家训、族谱等总是以君子文化为主调凸显家族文化特色？其原因和奥秘都在这里。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文化浸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材料一：

据今年中国书店大会发布的数据，我国实体书店扩张速度惊人，越来越多的“最美”“高颜值”实体书店涌现出来。从十年前的消亡危机到今天的复兴，实体书店经历了化茧成蝶的蜕变过程。

高晓松最近把他名为“晓岛”的书店开到了北京。“晓岛”很火，一跃而成文艺青年们“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晓岛”似乎并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书店。例如，这家书店并不靠卖书养活自己，所做的文章也并不是落在书籍的内容、取向、稀缺度等方面上，而是拥有更加个性化的配方：“晓岛”收藏了高晓松亲自从洛杉矶背回来的黑胶唱片，高晓松自己写歌用的吉他也挂在二层，看上去像一件“圣物”。

“晓岛”的非典型性背后，正形成着一种新的典型性。我甚至不太清楚“书店”是否真的是其身份的首要本体。它可以成为我们搬来电脑消磨一天从容码字的处所，也时常成为同仁雅集、传播文字的特定平台。在一个电子书阅读盛行、纸质书网购普及的时代，这种广义的“与书有关”，或许正是独立书店于今日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人们在此用眼睛以及其它肉身感官，共同完成综合意义上的“看”。我们无需进入实质的、深度的阅读环节，有时甚至不必翻开书页以摄取知识，而只需要充分而熨帖地感受到书的空间环抱，就已足够。

（摘编自李壮《从看书到看书，从书店到书店》）

材料二：

移动互联时代“万物皆媒”。从媒介学视野看，实体书店不仅是承载书的空间容器，其中的空间营造、物件陈设、结构布局等都是传达意义的媒介。

当代的许多实体书店，本身具有独待的空间句法。1992年服务营销学专家比特纳提出服务场景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依靠人而建立起来的有形环境”，其中氛围条件、空间陈列功能性、符号象征和人工制品是构成服务场景的三个维度。实体书店中书籍、空间与陈列的搭配组合以迥异的视觉风格营造美异化场景体验。成都的“侘集本屋书店”为凸现“建筑与生活”主题，在书店空间用圆柱形书架搭建“书塔”象征城市楼群，书架间空间象征“街道”“广场”等，其空间陈设具有高度的可阅读性，而建筑类书籍则构成嵌入空间的肌理，形成空间与书籍二者的互文，为读者营造沉浸式的场景体验。此外，物件、收藏、文创品等都是实体书店空间句法的构成要素，彼此交融互嵌，塑造出具有辨识度的空间场景。

以独特空间为依托，许多书店致力于营造动态的知识场景，以解构传统的单调阅读。互联网、电子阅读设备塑造着当代人的新阅读习惯。仅凭纸质书零售，实体书店已难以满足数字化生存者的阅读需求。解构静态“书”，转变为围绕“知识”“阅读”等核心价值的动态阅读成为实体书店的突围之道。举办读书会、沙龙、讲座，以“流动之书”带动大众参与、分享与讨论，既活化利用书店空间，也能够推动全民阅读氛围的形成。台湾诚品书店设“诚品讲堂”，以“知识的载体，人文的发声”为宗旨，邀请当地学者讲座，鼓励受众深化思考以延伸阅读。

还有的书店通过空间位移，搭建多元的生活场景。实体书店的空间优势是营造场景的基础。在洞察读者心理基础上，实体书店空间成为多元生活场景的连接点。无印良品书店将书籍业态与实体空间嫁接，按照用户日常生活场景重新布局，例如在“食”这一功能分区陈列饮食类书籍，周边同时摆放餐具、食物原材料以及零食，使用户沉浸于饮食场景中，同时书籍也更真实地嵌入生活。

随着实体书店空间形态与功能整合，实体书店未来将成为城市触媒，激发城市交往与传播的多维场景。桑内特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是人们相遇的场所，创造了陌生人相遇的戏剧舞台。实体书店在传统“售书主业”之上，发展出多种附加功能，创造了陌生人相遇交往的机会。在实体书店空间优势上叠加服务性功能，以满足社区公众日常生活需求，又使书店成为激活社区生活网络的节点。实体书店最终将能激活城市文化，成为城市的“文化地标”“精神灯塔”。

（摘编自李淼《“去”书店：基于场景的实体书店转型策略与实践》）

材料三：

人的认知是情境性的。环境作用于感官，影响着认知。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阅读的时候，身体对环境的感知、与环境的接触、环境带来的视觉甚至味觉差异、媒介带来的情绪体验等，对阅读活动及其认知效果，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代社会屏媒介的移动阅读优势，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传统的阅读观念和行为，既然阅读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抽出一个单独的阅读时光，在一个安静而独处的环境之中进行阅读呢?利用等车、等人、办公间隙等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不是更加便利、经济的一件事情吗?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在广场、地铁、商场、公司各种人声鼎沸的环境中，通过一张屏幕进行着阅读。阅读从正襟危坐、带有仪式感的专门行为，逐渐变成了其它活动中见缝插针”的伴随性行为。这样看来，实体书店阅读所具有的独特的场景感、仪式感，正与碎片的屏阅读相反，指向了一段完整的时光、一种沉浸的氛围。

（摘编自王颖吉《身体与阅读：从具身认知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