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乡土中国》中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几篇文章，讲的是家、国、天下三者的伦常关系在社会学上的意义。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是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不断推衍出去的同心圆，这就是“差序格局”。无论是民间还是绅士，这条伦理道德秩序都是共通的。

“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而且重要的是，“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他强调：“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这意味着在他看来，这个差序格局中“家、国、天下”的层次差等在当代社会仍旧需要延续下来，不过相对应的转变是“国”从皇帝之家转为“民族”之家。对于这个转变，费孝通在这里没有进一步延伸，不过，单纯从血缘的角度并不足以解释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就是任何社会的人群居处，总是得与“别人”交往，简单说就是得有联姻的基础；若只有差序格局，那么除非出了九族，不然没有婚姻的可能。近的如邻里，远的如不同民族，其中的关系要比这复杂得多。

（摘编自王铭铭、杨清媚《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材料二：

《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一词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社会特征。

一是差序格局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中的“序”，即有等级之意。在儒家文化中，我国社会结构尤为注重人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君臣、父子、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等都有着严格的伦理界限，不可逾越。“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紧紧弥合在一起，可以说，差序格局是伦理纲常、等级有序等儒家伦理存在的社会基础，礼治秩序从文化上不断塑造着、强化着差序格局的存在。

二是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在家族中，以己为中心，血缘关系越近，关系网络就越紧密。依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言，五服之内一般被视为差序格局的里层，五服之外则可伸缩，弹性度较大；外戚中，更是“一表三千里”。从广泛意义上论，地缘、友缘、学缘、业缘等关系有时也纳入差序格局中的关系范畴。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等民谚俚语对这种情形作了生动的描摹。差序格局“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中心势力愈雄厚，“格局”就愈大，反之就越小。

三是差序格局的壁垒性。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体现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当资源稀缺时，如何分配资源，在没有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往往由个人依据与“己”关系亲疏远近这一标准进行。离“己”愈近，得到的资源可能就愈多。究其实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保持已有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同时具有强烈的排外性。而在整个社会中，差序格局则成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与自由流动的结构性壁垒。

差序格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被现代因子影响和浸染，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差序格局旧有的特质。有学者对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作了拓展，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城乡差序格局、权力差序格局等。

（摘编自陈占江《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

材料三：

当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急剧转型、农村面貌已经翻天覆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阅读《乡土中国》，我们还可以从这样的阅读中得到颇具价值的启示。因为作者所关注的并非只是当时的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的问题。

我们可以引用梁治平在其《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印证上述观点：“一个被称作传统的东西，如果确实符合传统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今人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对传统的兴趣，恐怕主要是从这里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也表达了上述观念：“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

明白了“传统”的此一层面的意义，我们即可重新看待和挖掘《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如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出的乡土社会理论中的差序格局概念可能无法适用于当代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我们可以继承和发展差序格局理论，聚焦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法则的研究，从现实中发现中国人注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交往关系的传统。

（摘编自胡成《<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重建》）

材料一

当今是数字化的信息时代，阅读载体趋于多元化发展，网络小说、电子杂志、电子书等数字化阅读方式层出不穷，成为了和传统阅读并驾齐驱的阅读方式，如今几乎大部分经典畅销书籍都能在网络上找到其电子版本，甚至是有声图书，虽然目前纸质书籍并没有受到重创，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愿意购买纸质图书，正如英国情报学家K·J·麦克格雷所指出的：没有任何一种媒介可以完全取代另外一种媒介，总的情形是相互补充并逐步统一起来以解决一个特定的交流问题。但毫无疑问，新的阅读方式已经分流了传统阅读的部分受众。

（摘编自《当今国民阅读习惯与趋势探讨》）

材料二

材料三

当今社会，人们习惯于畅游互联网，有时间读书似乎成了一种奢求。虽然精神食粮不再匮乏，各类书籍品种丰富，应有尽有，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却很难再见到人人都爱读书的场景。读书的习惯都去哪儿了，引人深思。

“全民阅读”今年已是第五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400多个城市建立了区域的阅读节、阅读月，开展了传统文化讲学、经典诵读、亲子阅读等主题阅读活动；由多家出版社出版的50多种图书入选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国家有关部门推荐的中国好书。全民阅读的倡导，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通过多读书，读好书，去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而增强文化自信，进而达到全民悦读。“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全民阅读更应该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从小把古代经典嵌在脑子里，薪火相传，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四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曾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读书时注意抓住重点、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实际上，他追求的是读书会意，着重领会书中深含的旨意，而不死抠个别字句。

苏轼在《又答王庠书》中就侄女婿王庠“问学”，介绍了他自己首创并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他认为，每一本好书都需要好好读它几遍，日久天长，必有所获。

在叶圣陶先生看来，以“整本的书”为教材，“就学生方面说，在某一时期专读某一本书，心志可以专一，讨究可以彻底。在中学阶段内虽然只能读有限的几本书，但是那几本书是真正专心去读的，这就养成了读书的能力；凭这能力，就可以随时随地读其他的书以及单篇短章。读整部的书，不但可以练习精读，同时又可以练习速读。如此说来，改用整本的书作为教材，对于‘养成读书习惯’，似乎切实有效得多”。

（摘编搜狐网）

材料五

二战后，联邦德国政府在制定重建家园计划时，仍留出专门资金用来推广阅读。“阅读是教育的基础”这一理念已成为全德国的共识。德国人非常注重阅读的娱乐功能，提倡快乐阅读，他们用书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培养阅读的兴趣，让孩子更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参与到阅读活动中来。德国人更喜欢纸质图书，认为真正的阅读源于书，而非实时消息。他们更愿意阅读有价值的，即便是长篇大论的文章，而不是阅读那些无用的、八卦的、没有任何营养的花边消息。德国平均每个家庭藏书近300册，人均藏书100多册。他们认为，“一个家庭没有书籍，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户”。

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很小，但在创新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以色列平均几千人就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以色列有句老话：“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以色列人以此激励自己，养成了求知好学的习惯。犹太人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犹太民族不仅涌现出的科学家多，而且拥有亿万家财的富贾巨商也居于世界各民族之前。在美国，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中，犹太人就占了一半之多。许多人把犹太民族称为善于学习，积极思考的民族。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一：

2019年1月24日，华为北京研究所，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一一华为天罡正式发布。

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华为在5G领域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为AAU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解决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问题。

2018年，华为奏响5G规模部署的序章，率先发布全系列商用产品，率先全球规模外场验证，率先开始全球规模商用。截至2018年底，华为已完成中国全部预商用测试验证，推动了5G进入规模商用快车道。目前，华为已经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2019年1月9日，华为“5G刀片式基站”凭借创新性采用统一模块化设计等技术突破，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基站实现所有单元刀片化、不同模块间任意拼装，使5G基站的安装像拼装积木一样简单便捷。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华为全系列全场景极简5G解决方案，在兑现5G极致性能和体验的同时，能够大幅提升部署和运维效率，使5G部署比4G更简单。”

此外，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还发布了全球最快5G多模终端芯片——Balong5000（巴龙5000）。这颗全新的5G芯片，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这是先进技术和设计的体现，用户也不担心网络问题，它能够在单芯片内实现2G、3G、4G和5G多种网络制式，可以有效降低多模间数据交换产生的时延和功耗，显著提升5G商用初期的用户体验，在5G领域无疑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成功。

（摘自《华为天罡奠基极简5G》）

材料二：

互联网数据中心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全世界的智能手机排名前五的出货量（以百万为单位）、市场占有率和年增长数据。

材料三：

美国彭博新闻社2019年1月24日发布题为“美国恐惧华为的另一个原因：物美价廉”的报道：在美国俄勒冈州东部的偏远地区，华为远非美国官员口中的来自中国的“大坏狼”，而是通往21世纪的生命线。

东俄勒冈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约瑟夫·弗兰内尔说，这家中国最大的技术公司生产高质量网络设备，卖给农村电信运营商的价格比其竞争对手少20%到30%。华为的设备还帮助二十多家美国电信公司向许多最贫困、最偏远的地区提供座机、移动服务和高速数据。事实上，包括弗兰内尔的公司在内的一些电信企业并没有联邦政府补贴，它们在向偏远贫困地区提供服务时成本较高。但华为能让奇迹发生。华为在网络设备制造方面已成为世界领先者，它正在努力主导被称为“下一代无线技术”的5G。

“他们（华为）的设备非常非常好” ，同时担任俄勒冈州议会宽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弗兰内尔说，“我们还没有在市场上找到类似的设备。”正是因为物美价廉，并且其领先的技术和优惠的价格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华为令美国政府担忧起来，并试图破坏这个“奇迹”。

（摘自《关媒：美国害怕华为的另一个原因》）

材料一：

伴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眼下的新能源汽车，无论是续航里程还是电池寿命，都有大幅增加。国家工信部规定，从2016年起乘用车生产企业对电池、电机等核心部件必须提供8年/12万公里质保，目前上汽荣威、比亚迪、江淮新能源等品牌都作出了动力电池8年/15万公里的质保承诺。同时，在首批新能源车已开始批量报废的背景下，电池回收体系正在逐步建设中。

在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包括动力电池的成本、使用率、回收体系等方面的问题，未来都将进一步得到改善。此外，专家还提醒，电池的衰减和使用寿命跟使用方法有很大关系，因此车主应学会科学用车：“最好的做法就是频繁充电，让它保持电荷在中等水平；其次在驾驶习惯上也要减少急加速和急减速，最后就是要避免在高温下经常使用。”

（摘编自陈丽《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及梯级利用体系已经起步》）

材料二：

一般情况下，如果容量性能降到30%以下，动力蓄电池就不再能梯次利用，只能拆解报废。电池被拆解后，可回收其中有利用价值的再生资源，例如钴、锂、镍等贵金属。这些资源将再次转化为电池的制作材料，这是构建动力蓄电池全生命周期价值链回收利用体系中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环节。

动力蓄电池的拆解方法可以分为物理拆解和化学拆解两种。由于化学拆解中使用的强酸强碱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所以这种方法没有受到鼓励。除了拆解过程可能造成污染，高成本也是阻碍退役电池回收再生的难题。据相关拆解企业负责人介绍，广泛使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回收价值较低，处置成本过高，再生收益远不抵其再生成本，这大大影响回收企业的积极性。

除了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回收成本，发放补贴也是业内广为认同的方案。为了实现精准补贴，部分地区仿照家电回收补贴的做法，设立专项基金；不过，是否适合补贴、如何制定标准、怎样具体操作，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摘编自《新能源汽车旧电池该去哪？电池回收启动溯源管理》）

材料三：

目前，废旧电池再生利用行业已有一定规模，并实现了产业化。有关企业大多由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发展而来，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中部地区具备相应工业基础的中小城市。

行业已具备较成熟的设备和工艺，但是仍有技术升级空间。拆解方面，一些企业已经开发出了“自动化拆解成套工艺”和“电解液与隔膜拆解回收工艺”。再生利用以湿法冶金及物理修复法为主。湿法冶金方面，已经开发出了“定向循环和逆向产品定位”工艺和“液相合成和高温合成”工艺。物理修复方面，也已经实现了对电池单体自动化拆解、粉碎及分选，再通过材料修复工艺得到正负极材料。但是，行业还存在锂金属回收率不高、多种电池回收处理兼容性不强等问题。目前，与再生利用相关的国家及行业标准正在加快研究制定。

（摘编自《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调研报告》）

材料四：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回收拆解及梯次利用行业发展白皮书》）

对称加密是指需要对加密和解密使用相同密钥的加密算法。由于其速度快，对称加密常在需要加密大量数据时使用。它要求在数据传送前，发送方和接收方必须商定并保存好密钥。每对用户每次使用对称加密算法时，都需要使用其他人不知道的独一密钥。

与对称加密算法不同，非对称加密算法需要两个密钥：公开密钥和私有密钥。如果用公开密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只有用对应的私有密钥才能解密。非对称加密算法使用过程如下：               A要向B发送信息，A和B都要产生一对用于加密和解密的公钥和私钥；

A将自己的私钥保密，公钥告诉B；B将自己的私钥保密，公钥告诉A；

A用B的公钥加密信息并发给B；B收到信息后，用自己的私钥解密A的信息。

材料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级响应，迅速采取措施.其中重点人群强制隔离甚至封城这样的措施，涉及一个必须思考的伦理问题：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的关系。

公共健康所要保护的，是每个人的健康。当某个社会成员染上了某种传染病，社会有责任对他进行医治。然而，仅仅进行医治是不够的。如果任其自由行动，其疾病将会传染给他人，从而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对此，从公共健康角度出发，不仅要对传染病人进行积极的治疗，还要从保护其他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出发，限制传染病人的行动自由。

在危及社会全体成员健康的疫情面前，限制个人行动自由是正当合理的。当公共健康与个人行动自由相冲突时，将公共健康置于优先性地位考虑,体现了党和政府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和立场。

(摘编自龚群《公共健康及其优先性》，《光明日报》2020年2月17日)

材料二：

公共健康关系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共生共存。当公共健康处于良好状态时，公共健康将维护和促进个体健康；当公共健康发生危机时，公共健康将威胁到个体健康的安全。当公共健康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人的某些权利,是维护公共健康所必需的，是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

政府在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发生冲突、采取干预措施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必须尽量最小化。以公共健康为理由而牺牲某些人的权利，只有发生真正危及公共健康的事件，并真正需要某些人做出这种牺牲时才是合理的。因此，在践行社会正义时，公共健康不能要求公民无条件地随意牺牲个人权利。

在公共健康实践中，当个人的自由、隐私、财产等权利为了公共健康利益而牺牲时，国家和社会必须对这种牺牲作出适当的补偿，否则，是违背社会正义的。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也为这种补偿提供了法律依据，它规定，“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对个体为公共健康所做出的牺牲，给予适当的补偿，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应有之义。”

(摘编自李伦、喻文德《论公共健康的社会正义问题》)

材料三：

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个人隐私权和促进公共健康是一-致的。公共健康取决于公众的信任与合作，如不能保护个人隐私权，就难以鼓励个人去参加公共健康项目，如疾病的筛查、对有密切关系者的告知及医学治疗等；然而，二者又是相冲突的，社会不可能在强调维护健康信息的公共利益的同时，又能充分保护个人隐私权。为了公共利益，政府需要并且有权力取得、利用、保留及传递这些健康信息。然而这种对个人健康资料的系统化获取使个人隐私面临巨大的风险。而如果过度保护隐私权，严格限制可辨认健康数据的系统化收集，可能导致政府无法获得健康数据,从而无法做出保护公共健康的理性决策，导致危害大量处于危险地位的第三人。

因此，在平衡政府保障公共健康的公权和保护个人隐私权之间，需要确立一个平衡点。如何在强力保护隐私权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个人健康信息在公共健康中的价值、促进公共健康的保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摘编自李燕《限制与保护：公共健康领域的个人隐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