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中的理政思想

老子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在一些人的印象里，老子是一位遁世远俗、玄之又玄的思想家。事实上，社会人生、治国理政等问题，才是老子思考的中心。从老子那些古老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明晓盛衰之道、成败之数。

大德非小惠。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也就是说，真正有大德、厚德的人，不刻意去追求有德，是以有德;一些人不愿意失去德的名声，刻意去追求德，反而失去了德。这句话看似矛盾，其实深含智慧。对于理政者而言，德的重要表现就是使人各得其位、各得其所、各得其利、各得所需。只要把人们的得利、得位及其途径、多少、高低等用合理的规则固定下来并严格执行，就是德的表现，不必刻意去求德施德，这样才会成全大德。相反，如果理政者总是为了德的名声，热衷于对个别人施小仁给小惠，搞“有求必应”，表面上看起来积了很多德，其实是偏私，是小惠个人、失德人民。

老子推崇“无为而治”，“无为”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无为”是要“道法自然”，顺应自然而不妄为。也就是说，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法则，根据实际条件采取适宜行动。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有其运行的内在规律，即“道”在其间。离开了这个“道”，事倍功半;顺应了这个“道”，事半功倍。“无为”，就要顺势而动，按照自然和社会法则，使其自行运转。“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要通过“无为”达到有为，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控制乱作为，即不妄为。秦亡汉兴，实行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出现了“文景之治” 的盛世，这是老子所讲的“我无事，而民自富”的例证。对于理政者而言，“无为而治”的启示在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自己的“无为”而引导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应通过控制、监督，限制权力的私自膨胀，防止乱作为。

老子认为天道忌盈。什么是“盈”呢?口满为盈，权大为盈，富奢为盈。口满，不仅难以兑现，而且招人记恨;权大，则生骄横，骄横必然侵害他人;富贵且奢侈，挥金如土，必然被食不果腹者怨恨。月满则亏，盛极则衰。老子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这句话点出了贫富无常的道理。怎样才能常虚不盈呢?关键是在成功的时候不忘忧患。有忧患意识，则无忧患;无忧患意识，则终忧患。也就是要做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乐不忘悲。

老子曰：“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细小之事如何才能变成伟业呢?老子认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说，根本的方法在于不断地积累。积土成山，积水成渊，天下大事皆由积累而成。所以，对于理政者而言，从小处做起，从一点一滴积累，抓好关键细节，方能成就大业。事物的发展在于积累的道理还启示人们，积小过会成大恶，千里之堤会溃于蚁穴。因此，理政者应当努力看得远一些、深一些，见事于初萌，防患于未然。

以“客”为名的称谓古已有之，而且比现在还要多（百度上列出的含有客字的词汇700多个，多数为古典）。常见的如门客、食客、剑客、刺客、侠客等。他们的行为介于职业与非职业之间，既是适应社会需要派生出来的谋生手段，也是非正统的文化现象，因而历史评价有褒有贬。上述网络新称谓，也应属于这一类，只是无所谓褒贬罢了。

“客”字的甲骨文，俨然是一幅简笔画：穹窿似的屋宇下，左方是背着行囊的旅人，右方是拱手相迎的主人。“客”字的本义就是外来者，它与“主”字相对应，表示宾从的一方，如客人、客座、客卿。延伸开来，凡属外来的或宾从的事物均可称“客”，例如，中医疾病学原理中就有“客气”与“主气”之分。客气与主气相得则和，客气与主气相克则病。

除了本义外，“客”字还表示服务行业的对象，如客官、顾客、乘客等；外出或寄居、迁居外地者，如游客、客籍等；人类主观意识之外的事物，如客体、客观等；奔走于各地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自由人，如说客、镖客、幕客、掮客等。至于“政客”，原指投机于政治的掮客，与政治家的称呼不同，含有贬义，如果把跻身政界的人通称为政客则是误用。

在以“客”为名的特殊人群中，因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渲染和传播，侠客的社会影响似乎更大一些。在我国古代，人们把那些重承诺、讲义气、轻生死的人称为侠客。在《侠客行》中，李白将侠客的形象史诗化了。“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读着这样的诗行，让人不由地陡增浩然之气，无形中唤醒英雄情结。

在古诗文中，以“客”为名的称谓除少量是专指外，大多是泛称，可以理解为某一类人。如，“贾客”指经商之人；“羁客”指旅行之人；“迁客”指流放之人；“真客”指修真得道者；“青眼客”则是指意气相投者。有些所谓的“客”，只是作为一种别称，存在于行文表述中，并不需要具体指认或当面称呼。如，墨客、骚客、看客、过客等。有些“客”则是以特征来命名的。如唐传奇《霍小玉传》中那个打抱不平的人穿黄衫，“黄衫客”就成了豪侠之士的代称。有些带有“客”字的名词，虽然古今皆用，但涵义有所不同。

其实，任何生命都是一个客观过程，人来天地间说到底都是“过客”，哪怕你闻达八方，富可敌国，也不可能成为这个星球的永久居民。不过，你既然来了一趟，就不能仅仅是“做客”，而是要做些有益的事情。

（《光明日报》2014年6月8日，有删改）

黄河文明是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齐名于世的大河文明，其求新求变的文化精神，使它在人类古文明史中独树一帜。而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重视，人们总是给这种平原流域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

这种认识误区，主要源自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基础性论述。

人类早期文明受到地理环境很深的影响，是没有异议的；平原流域文明有其保守性的一面，也可以找到不少例证。但我们也必须明白，对一种文明历史属性的判断，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实证的历史中。而一旦回到实证的研究领域，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黄河文明的古老基因中，持续活跃着求新求变的思想要素。

黄河文明的经典之作、出于周初人之手的《周易》的第四十九卦是“革卦”，意为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解释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仅表达了求变之意，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后世对“革卦”及其传文的阐释，也都强调了变革、革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革和发展。中国早期文明道路，就证实了这种历史的变革。就核心观念而言，夏代尊崇君主，殷代尊崇鬼神，周代尊崇礼法，三代各有不同的治国原则，文化观念的变迁也清晰可见。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同人类早期文明史上著名的几大文明相比也是较为突出的。譬如作为古埃及文明基本标志之一的象形文字，在长达三四千年的历史中并没有大的进展。而作为黄河文明主要标志的汉字，从殷商的甲骨文，经过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即从类似象形文字的甲骨文，发展到接近今天汉字形态的隶书，只有千余年的时间。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正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即使在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其政治体制的核心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等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有一个说法，说中国的这段历史停滞不前，这可以看作是黄河文明保守性的例证。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事实上，古代中国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上，创造了早于西方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公平选才的科举制度、取代贵族世袭的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马克思曾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这无疑是对黄河文明求新求变及其创造能力的最高褒扬！

对于黄河文明中求新求变的思想要素，我们要特别重视。它既是这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大河文明的独特之处，也是身处新的大变革时代的当代国人需要从先民身上汲取的思想营养和宝贵品格。

（摘编自李振宏《谈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乡土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反映对象的乡村开始逐步萎缩。相应地，乡土文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源于生活，当现实生活层面的“乡土中国”日益转变为“城市中国”，乡土文学的末日是不是会随之而来？对此许多人是深表忧虑的，甚至直接给出了“乡土文学消失成必然”的断语。但我以为不必过虑，城市化并不会必然带来乡土文学的消亡。

首先，对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乡土空间趋于萎缩的问题应理性看待。乡土中国的转型并不能随着乡变镇、县改市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住进楼房、“被市民化”后的农民，离真正从思想意识上“市民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会保留甚至影响到数代以后。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乡土空间的萎缩程度，可能并不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悲观。

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创作者一方得到佐证。许多写乡土小说的作家都自称是“农民”，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即便在进城多年，做了北大教授后也是如此。莫言也说自己的创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这类说法往往容易受到一些质疑，因为进城多年的他们早已远离农民生活，不再熟悉现实中的农民和乡村。“作为农民的写作”是个伪命题，这种质疑或许会有一定道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来自乡土的“新城市人”要想完全摆脱乡土的灌注，彻底告别农民式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却也的确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作家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又不完全是矫情或虚饰。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心态和思维方式更将长期存在。

其次，即便现实的乡土空间越来越狭小，城市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逆，也不意味着乡土文学就一定会走向衰落。事实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乡土经验也越来越成为对城市人来说充满陌生化的经验。新兴的城市正在变得千城一面，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审美疲劳。于是，在外出旅游时，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与自然更加接近的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村寨游成为旅游新宠，体验农家乐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乡土世界虚拟文本的乡土文学也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会伴随着城市人对乡土的怀旧和对一种乡村生活方式的追求而长久地存在下去。

现实层面也在对“城镇化”发展的单一路向进行一些补充或修正。于是“乡村振兴”成为“城镇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乡土正日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现代人旅游新宠和怀旧对象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乡土文学不会衰落和消亡。不但如此，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还可能会为乡土文学带来新的希望和发展契机。不过，在此过程中，乡土文学本身的转型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通过自身的不断调整来适应变化中的现代人的乡土想象和审美需求，乡土文学必能找到源头活水，重新焕发生机。

（摘编自史建国《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学的未来》）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特殊时期倡导粮食节约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有利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的底座。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

他指出，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2013年1月，习近平就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此后，习近平又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切实遏制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象。应当说，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是中央一以贯之的要求。

在特殊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无疑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坚决”一词，也反映出节约粮食的紧迫性，没有商量的余地。

就国际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全球粮食安全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今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量可能由1.35亿增至2.65亿；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也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会对全球粮食市场产生“历史性冲击”，这表明粮食安全在眼下是世界性的重大课题。

就国内而言，尽管我国连年丰收，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国内食品供应也保持了良好的运转，但是“中国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的态势还将持续。而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还在增加，叠加极端天气影响，使得我国粮食供求关系持续承压。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形成一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风气，十分必要。

实际上，增产与减损本就是确保粮食安全的两大基础。此前我国已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保证了我国粮食的稳定供应。在这种情况下，从“节流”层面减少粮食浪费，就是为粮食安全上好另一重保险。

需要看到的是，尽管十八大以来，各地采取出台相关文件、开展“光盘行动”等措施，大力整治浪费之风，“舌尖上的浪费”现象有所改观，特别是公款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但也应看到，即便是在疫情期间，一些地方浪费粮食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当前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重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就是继续拧紧公众节约粮食之弦，让节约粮食化为一种永久的风气。

粮食安全“关系千万重”，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厉行节约，反对餐饮浪费，实质上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逐渐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好”的转变，但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片土地上每天有14亿人吃饭，这是我国需要直面的基本国情。守住耕地红线、利用科技促进粮食增产之外，每个人也都要养成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习惯，居安思危，细水长流。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每个人只有时刻对粮食安全保持一种危机意识，“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个体力量方能汇聚成流，进而夯实我国粮食安全底座，增强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的定力，而这最终，惠及的是国民长远福祉。

（摘编自《杜绝“舌尖上的浪费”，绷紧粮食安全之弦》，《新京报》2020年8月12日）

①鲁迅运用中国传统的“国家身体”隐喻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资源，建构起个体与民族国家间的身体隐喻关系。这种隐喻关系贯穿下文三个著述文本，呈现出个体与民族国家身体隐喻关系的变化，反映出鲁迅在参与建构个体与民族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又对其深表疑虑。

②《自题小像》末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已然越出感士不遇的传统母题范畴。“血荐”指杀牲取血以献祭于神。“轩辕”不仅指黄帝，更是整个汉民族的象征。“我”所选择的，是以“血荐”的传统祭祀方式将个体与民族做了永久联结。中国古人以血祭神，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血”与“气”都是生命体精神的载体，血的融合也就意味着灵魂、精神的融合。鲁迅以“血荐”的方式，将“我”的血肉之躯化为牺牲，奉献于“轩辕”这尊民族之神，实现了个体与民族身体和精神上的永久结合，

③《摩罗诗力说》运用浪漫主义，首先提出“声”与“诗”两个关键词。“声”是民族精神，靠国民心灵感应代代相传，“诗”则由国民心灵感应民族精神所成。鲁迅像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一样，试图建立一国文化精神与国人心灵间的几乎是神秘主义式的联系，民族文化在这种联系中被赋予了生命体征。民族复兴的希望因此在于民族精神在国民心灵中得到重新表达。摩罗诗人之“诗”正是感应民族之“声”而作，其自我价值的终极实现，都在以一己之诗拯救一个民族之时，文中另一关键词是“血”。当诗人为民族奉献出自己的“声”与“血”，唤起国民，写成民族解放的至高之“诗”后，个体身体便得到升华，个体身体的“声”与“血”就是合国民全体而成的民族身体的“声”与“血”，个体身体由此升华为民族身体的象征。

④日本留学时代的鲁迅将传统的“血气”观念和浪漫主义的“心声”观念糅合，建构起理想的救国志士形象，完成了个体与民族的结合，结合的媒质是精神——“声”，表现在身体——“血”，呈现形式是“诗”。这种结合以个体将自己的身体化为牺牲，向民族身体奉献——“荐”的方式完成，使个体身体升华成为民族身体的象征，流着“炎黄之血”，拥有了理想身体的志士以已身承受民族身体苦难，个体价值既由此而达于终极实现，民族身体也将因为获得了新鲜血液而重获“新生”。

⑤“血荐轩辕”的仪式在《药》里以一种阴暗的方式得到重演。由夏瑜之血做成的馒头被作为民族象征的华家小栓吃下，完成了将个体献祭给民族的“血荐”仪式，却并未带来预期的“重生”。故事开始于代表生命的“血”，终结于象征死亡的“土馒头”，昭示着“血荐”的无效“民族”依然以拟人化形象出现，却不再是上古神王轩辕，而是病人青盲的华小栓。小栓的最终死亡在写实和象征层面上同时揭示出“血荐轩辕”最大的虚妄不在于民众如何不能理解志士，而在于由土馒头所揭示的“血荐”行为本身的无效

⑥鲁迅在《药》里重演“血荐“仪式，似乎专为消解当年苦心建构起的个体与民战间的血盟，而那个被从民族身体上撕离下来的个体身体应何去何从，随之成为纠缠他的一大鬼影。如何“改写”？《复仇（其二）》处理的便是这样的主题。

⑦不同于传统“医国之士-病国”的二元结构，鲁迅建构起了“医国之士”的个体身体与民族国家之间浪漫主义的命运共同体。“血荐轩辕”象征着他以已身殉国身的牺牲者情结，借助浪漫主义文学资源建立起个体与民族间的血盟，使他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医国之士”。然而，鲁迅骨子里清醒的现实主义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中这个“生病的中国”。由民族主义和浪漫激情建构起来的轩辕幻影在华小栓病入膏肓的身体面前灰飞烟灭，个人与民族间的分裂成为纠缠鲁迅一生的痛苦根源之一，一厢情愿的“血荐”最终只能成为无穷无尽的无意义的个体身体痛苦的展演。

（摘编自刘婉明《我•血荐•轩辕——鲁迅文学中身体隐喻的建构与改写》，有改动）

无论在学业或职业中想成就事业，都需要有两种基本德行。第一是“公”，公就是公道公理，一个问题的看法，一个事件的处理，都须依据一个客观的普遍的道理，对自己说得过去，对他人也说得过去，无论谁来看，都会觉得这是最合理的解决，学问也好，事业也好，都要尊重这种公道公理，才不至于发生弊端。公的反面是私，世间许多人许多事都败于私心自用。做学问存私心，便为偏见所蒙蔽，寻不着真理；做事存私心，便不免假公济私，贪污苟且，败坏自己的人格，也败坏社会的利益。其次是“忠”，“忠”是死心塌地地爱护自己的职守，不肯放弃它或疏忽它。把学问当做敲门砖，把职业当做营私的门径，就是不忠于所学所职，为着势利的引诱，放弃自己的学业或职业去做别的勾当，其行为也正等于汉奸卖国，都是不忠。忠才能有牺牲的精神，不计私人利害，固守职分所在的岗位，坚持到底，以底于成。忠是基本德行，有了它也就有了两种附带的德行，勤与勇，勤还是精进不懈，时时刻刻努力前进，务求把事做好；勇是无畏不屈，遇到任何困难，都必须拼命把它克服。懒怠与怯懦是治学与治事的大忌，它们的病源在缺乏忠诚与忠诚所附带的热情。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命运的主宰，每个人的江山都依仗自己的奋斗才打得来。这个世界是冷酷无情的，一个人如果想以寄生虫的心习，去侥幸获取只有勤奋的蜂蚁所能获到的花蜜，他终久必归自然淘汰。万一他成功侥幸一时，社会所受的祸害也就很大。一条寄生虫有时可以危害到一个人的性命，凡是关心学业、职业和事业的人，须记起这一番简单的道理。

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信仰?

何光沪

(1)我们的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

(2)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让道德腐败驻扎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3)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是超越了狭隘理智的信仰!

(4)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他的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太太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5)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捡到几千元钱后上交了，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答应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是“有毛病”。

(6)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好行为也很难。

(7)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8)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9)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淡薄的环境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10)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的”最流行的通称。

(11)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12)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学校，便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13)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自然科学有一些定义、定理，人文社会科学虽然没有这种叫法，但每个学科在基本理论上都有些公认的原理，而且无论是实证性文字，还是理论著作，也都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引据的准确可靠，论证的充分，推理的严密是所有的论文都应该做到的，这些就不用说了。对于该领域学术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所有研究论文都应遵循的原则。

按照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惯例，一篇有分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首先必须对当前的研究现状有一个简单的回顾，说明在此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进展到何种程度，还遗留有什么问题。国内在此问题的上做法比较灵活，但一般的学术专著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则一定要有这部分内容。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第一，说明自己在该领域掌握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是对重要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第二，说明这个课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第三，说明可供利用的成果和主要材料有哪些；必须要推翻的旧说是什么。所以对一篇有所创新的严谨的科学论文来说，这部分内容是不能少的。当然，这也不能成为“科八股”的第一股，无论需要不需要，都先引一大堆材料，自己却并无新见。有的学者是将前人的有关看法分散地在有关地方标出；有的论文虽然并无对前人看法的综述，但对学术界此前情况了如指掌，论文围绕前沿问题，所辨析很有针对性，也未必要在文前先作回顾。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

应该说，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无不借助于前人所奠定的基础，或从前人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为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写的《序》中，对我的研究方法，有三点特予肯定。汤先生的第一点说：

推翻前人的旧论，创立自己的新说，这是学术界惯用的公式。“不破不立”，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我国千百年来的学术遗产，是不是也存在个“有继有立”的问题？亦即善于在继承优秀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创立新说。这次我读逵夫的书稿，见他在不少的篇章里，首先是接受前人的学术遗产，然后层层论证，步步推演，结果竟得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其间，继承与创造，浑然一体，确实难得。

汤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国学根底深厚，又能吸收国外的新的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视学术的规范。他没有一篇论文是随感式的论述，都是扎扎实实，进行严密论证的。我在屈原研究上受到汤先生多方启发，也受到鼓励。汤先生上面所指出这一点，尽管我做得还不是太好，但确实是我在研究工作中所长期奉行的原则。

其次，采用前人主要观点、说法，应予注明。这一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学术道德的问题。收在本书中的论文，对文本、作者的考订与探索为多，我都尽可能做到注明此前学者的看法，自己同意者加以引述、利用；不同意者如影响很大，便提出商榷，加以辩驳。如《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中引述杨公骥先生之说四十余处，均以“杨公骥先生说”或“杨说”表明。其中《敦煌变文》校补部分，自己阅读之时写了一些札记，整理成文时，将当时所能找到的书、刊物都借来，一一查对，此前学者们已经谈过相同意见者即删去；意见有部分相同可资利用者加以引述，有所不同而不得不辩者，即加以辩证。

（节选自赵逵夫《古典文献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