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家风是映照人格的镜子，亦是作风的源头活水。以涵养家风助力作风建设，能让好家风与好作风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我们只有以德治家、从严管家、廉洁齐家，才能涵养家风，使好家风薪火相传。

以德治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事例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得到了深刻启示。作为家庭的顶梁柱，一家之长的作风会影响家风的形成。人品好，家风就好，家庭就和睦，子孙多贤达；反之，如果律己不严，教子无方，就会导致家风败坏，让家人蒙羞。

从严管家。家风反映一个家庭奉行的立身做人原则，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价值观念的缩影。时下，虽然不提倡“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但治家之道，不可失之于宽，对家庭成员必须严格教育管理。家风正，则政风清。

廉洁齐家。周恩来专门召开家庭会议，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革命前辈严格的家规、纯正的家风，彰显着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风范，为我们立起了标杆。

不论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以好家风带动好作风。

(摘编自罗建刚《把准家风的时代脉搏》

材料二:

家风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是有效的德育方式，对提高国民道德意识、内化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德育功能，在涵养个体人格、稳定家庭方面彰显了重大德育价值。家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高度概括、深度凝练将其抽象内容具象化，在“实”字上聚焦，有助于把握家风的核心和实质。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好家风的思想根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好家风的价值导向，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既是家风形成的基础，又通过家风传承发挥着教化、规范人们价值观念与道德行为的作用。优秀家风以实现人和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和谐统一为目标，因此，在处理家庭内外部关系时要秉持孝亲爱幼、兄友弟恭、琴瑟和鸣、睦邻友好的和谐友好家庭观；在子孙后代的培养教育方面，要践行博学笃志、谦和好礼、团结友善、明礼诚信、敬业爱国的进德修业家庭观；在家庭生活治理方面，要践行勤俭节约、力戒骄奢、遵守家规的勤勉持家观，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家风。总体来说，优良家风的内容体现在孝悌之道、勤俭之道、重品崇德、诚实守信、和合之道以及家国情怀这六个层面。

古往今来建设和传承家风的普遍载体是家训、家规和家书以及家谱等。优良家风可以通过家庭中长辈的口耳相传、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传递给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优良家风的书籍和典故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强烈家国情怀的承载方式，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包含的价值观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上尊老、下爱幼、和邻里、亲家人”等传统，家训向后代传播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也是家庭教育的基本形式。在特定节日，家长可在祠堂、家庙等场合，向家庭成员宣读家训，使大家对家训产生一种崇敬感，潜移默化地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从而营造良好家风。

良好家风的培育，需要内化与外化相兼顾。在现代社会，大多数家庭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只关注子女的学业成绩，对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较低，缺乏家庭道德教育。有些家庭虽重视家风教育，但仅限于从表面上使家庭成员严守基础道德底线，实际上未能传承优良家风，家庭德育功能严重弱化。因此，每个家庭的长辈特别是为人父母者，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优秀的家风家训，在无形中引导和教育家庭成员。一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传统节假日如清明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等，注重思亲报本、鼓励艰苦奋斗、积极传递家风正能量、提升责任感。二是开展如感恩、责任、诚信、环保等家风主题日，以不同主题来实践优良家风，将优良家风观念融入个体的日常生活。

(摘编自师晓娟、万红艳《新时代我国家风建设的三个维度》)

材料三:

家训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家规是家庭的基本法则，家风是家族子孙体现出来的处事风范。家训，是先祖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多年过滤而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是家族最宝贵的财产，是每个家族成员的精神源泉。家训是融化在人们血液中的气质，是沉淀在人们骨髓里的品格，是人们立世做人、工作生活的格调。

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家训。《三字经》曰:“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的“义方”实际就是良好家训，诚信礼义、克已利人。以此为教，家门和睦，子孙昌盛。历览前代先贤，如诸葛亮、曾国藩、林则徐，都是家训熏陶的干才。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曾文正公家书》与《朱子家训》一样，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家教经典。《曾氏家训》诲弟篇曰: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为处世为人之本，不应存当官发财之私念。这些金玉良言，现在读来，仍觉质朴可贵。

培养美好的家风，必须传承良好的家训。家庭要通过家教传承良好的家训，培育美好的家风，给子女们的人生系上良好品性的“第一粒扣子”，进而影响和带动社会上的其他人。

(摘编自江忠宝《传承良好家训培育美好家风》

材料一：

解绑“夜经济”是“疫”时之需吗？我们希望答案是否定的，但疫情绝对是开放“夜经济和地摊的强力催化剂。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全面暴发并逐渐扩散至海外以来，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疫情过后就业民生摆在了更突出的位置。4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6%，而且城镇调查失业率中并未包括个体工商户等大量未就业人口，情况比想象中更糟糕。

倡导“夜经济”能带动就业吗？以成都为例，自3月以来解绑政策直接增加了3．6万个流动摊位，带动10万人就业，即一个摊位平均需要三个店员，也就平均带动三个劳动力就业。根据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最新研究，全国个体工商户数为9776．5万，比同年第四次经济普查的6295万多出54．8%(2018年)。个体经营户全年营收规模为13．1万亿，约占社会零售总额的34．4%，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目前，扩大内需是国内最紧迫的问题，发展街头巷尾的小店、小摊，是刺激需求、就业两端的良方。但本质上，拓展消费的场景，延长消费的时间、增加消费的客群，才是扩大内需的手段。以摊位为起点，“夜经济”将消费时间从白天延伸到夜晚，店铺、地摊、夜市通过低廉的价格、便捷的购买将客群在夜晚吸引出来，从而增加更多消费机会。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何在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冲击时，保民生、保就业？解绑夜经济与地摊业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将“喝水人”变成“挖井人”的政策措施，保证在中国产业调整与升级的转型阵痛时，不让失业下岗人口变成改革开放的对立面。

如何发展“夜经济”呢？小而美的地摊生意是起点，因地制宜发展“夜经济”，拓展消费场景是长久之策。鼓励发展夜间经济和地摊文化，不同城市的发展能效不同。气候和交通是制约夜经济发展的要因。

根据滴滴《城市交通出行报告》，城市夜间出行活跃度排序是深圳>广州>上海>北京，显然气候和纬度影响较大。其次，对比主要城市地铁营运时间，在超过平均营运时长的城市中仅有北京一例居于北方。

结合纬度气候环境和24小时商业营业比例，可将全国主要城市划分为四个梯队。爽朗豪放的西北人喜欢大酒大肉的西北菜，青岛人可以靠海吃海，而地摊夜市上撸串喝酒大快朵颐却是全国人民都喜爱的。而广州为“夜经济——成熟市场”，广州经济发达、气候温暖，还拥有较高比例全天营商环境。漫步在广州的夜晚，我们深感舒适宜人与安全，在这样的城市发展夜经济与地摊自然是事半功倍。

目前，全国已有27地出台了鼓励发展地摊的相关文件，政策密集出台的背后需要有与“夜经济”和地摊文化相应的配套措施。重振夜间经济与地摊文化仍在路上。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白昼和黑夜，都应该是一座城市的生机与魅力。振兴“夜经济”，绝不仅是“疫”时之需。城市需要秩序与安定，需要就业与民生，也需要烟火人间。

(摘编自2020年06月25日大七环都市圈智库《夜经济，是人间烟火，更是城市之光》)

材料二：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建设的加快，大众居民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夜间消费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近年来，不断有经济学家通过城市夜间灯光的变化作为衡量国家、城市是否繁荣的重要指标。由此可见，夜间消费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城市夜间经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夜市，而是一种基于时段性划分的经济形态，一般指从当日下午6点到次日凌晨6点所发生的三产服务业方面的商务活动，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第二时空的进一步延伸，其业态囊括晚间购物、餐饮、旅游、娱乐、学习、影视、休闲等。

夜间经济的概念针对的是现代城市，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工作节奏的加快，人们需要更多时间、空间来释放压力。白天忙于工作，使许多人把购物和休闲时间转移到晚上，夜间维度的经济发展已成为整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空间。同时，也具有一系列的社会效益，对城市社会的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如增加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等。

(摘自腾讯网2019年2月《崛起的夜间经济》)

材料三：

“夜经济”，消费的是金钱，也是时间。从三四十年前的伦敦、巴黎到纽约、东京，到今天的北上广深，“夜经济”是经济社会繁荣的产物，是劳动者闲暇时间增加的结果。依托现代劳动休息制度，“夜经济”是休息日消费方式的纵深化，不是“熬夜经济”。

“夜经济”、夜生活，从欧美日到中国，都不是对工作不闻不问、对休息不管不顾。各国“夜经济”高峰总体上与周末、节假日高度重合。“夜经济”是经济繁荣发展、休闲时间增加的历史产物，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进步、劳动效率提高、生产力发展。当生产线取代手工作坊，收割机取代了镰刀，人们就有更多闲暇时间。20世纪70年代，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上升后，国民幸福感不升反降，被称为“收入——幸福悖论”。经济学家计量分析休闲时间与产业效率相关性之后，各国开始大力推动休假制度改革，保护劳动者休息权利，倒逼劳动效率提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群众闲暇时间持续增加。2019年，我国法定节假日115天，占全年时间的31%，一年之中，三分之一时间，我们可以享受夜生活、体验夜文化、拉动“夜经济”。这是与传统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不同的工作生活表，既扩大了假日经济的广度，也推动了假日生活的深度。向时间深度要潜力，鼓励夜生活、拓展夜文化、发展“夜经济”，是合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摘自2019年10月人民日报《“夜经济”不是熬夜经济》)

材料四：

夜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指标。有研究者发现，全国夜间经济消费东西差异明显，北京与东南沿海最活跃。这对于忙着引才的各地，或许也构成启示：既然年轻人喜欢夜经济，那么打造更有吸引力的城市夜经济，培育更适合年轻人居住的休闲环境，也能成为一种“软业态充分的生长空间。夜经济，也需要城市治理升级。比如，公共交通的运营时刻与便利程度直接影响人们的夜间出行。不论是消费者，还是餐饮、休闲领域的服务人员，都仰赖便利的公共交通。如果他们都不得不赶着时间回家，夜经济便无从谈起，这是需要十分注意的一个细节。除此之外，治安状况和停车便利程度等，也都是提升夜经济品质的必需品。最近，上海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了“夜间区长”和“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制度，这意味着夜经济的城市竞争，正进一步拓展到治理层面。一方面，夜经济需求比想象的更旺盛，增长潜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诸多有价值的商业与文化资源，还有待激发。在餐饮消费、购物消费与城市灯光秀之外，如何给消费者创造更加多元、差异的夜间消费场景，或将成为城市竞争的一条新赛道。

(摘自《人民日报)2019年6月《夜经济成为城市“软实力”》)

材料一：

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西方学术界便提出了“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并不是指名义上的平等——机会平等，而是要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度和方法是适合每个人的特点的”的观点，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公平是让学生最大限度地获取知识，并突出学生作为个体所具有的个性。

在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协助其成员国制定教育政策等而准备的文件中，教育公平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公正，就是要保证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等个人和社会因素不妨碍人达到其能力所允许的教育高度。第二个含义是覆盖，就是要保证所有的人都受到基本的、最低标准的教育。例如，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读、写和做简单的算术。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公平一要做到“因材施教”，使人充分发展；二要保证所有的人都受到最低标准的教育。教育公平不是平分教育资源，不是“让所有的孩子接受一样的教育”。这还意味着把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人和社会因素纳入入学标准，用这些因素把部分学生挡在学校大门之外，妨碍这些学生发展的做法是违背教育公平原则的歧视性做法；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机会均等，择优录取）的入学标准是符合教育公平原则的。

（摘编自网络）

材料二：

教育公平根本上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从事现代化大生产的人不能在家里、田野里或作坊里采用古老的“师徒制”形式培养，必须在现代的学校里接受制度化的正规教育。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人要想获得合格的、能够源源不断地为自己赚取利润的劳动者，也必须拿出钱来向他们提供最基本的教育。现代化的机器大工业使得现代公共教育成为可能与必要。现代化大生产的出现，使得扩大教育机会、人人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不再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不持续地提高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现代化大生产就不能跟上科技革命的步伐。

教育公平是现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在教育领域内的体现。教育公平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更直接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文化中“自由”“平等”“正义”等基本价值观念，构成了教育现代性的基本内容。教育现代性包含着许多丰富的内容，如教育的生产性、教育的科学性、教育的世俗性、教育的终身性、教育的普及性、教育的民主性等。这些教育现代性的特征既是社会现代性的反映，也构成了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素质和有现代社会生产与生活能力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公平与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价值需要。教育公平是教育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应该被视为一核心的部分。教育公平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凸显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地位与价值。

（摘编自石中英《教育公平的主要内涵与社会意义》）

材料三：

目前教育活动中众多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最终都可以归为政策和制度问题。所有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最终都可以通过政策活动，利用制度创新和变迁进行调节。制度创新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途径，包含多方面的内容。

首先，要使教育制度具有可选择性。我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具有鲜明的单一性、不可选择性，甚至强迫性，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相衔接、单一的课程制度等。恰恰是这种单一性、不可选择性、强迫性导致许多教育不公平现象发生。教育制度具有可选择性就是在教育制度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上，为受教育者提供多种选择机会，提供多样性的制度安排，由受教育者依据个性和需要进行选择。提供多重、多方向选择，可以变独木桥为立交桥。

其次，要建立地区间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教育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更为严重的是，在改革过程中，城乡教育之间、东部地区教育与西部地区教育之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建立全国性的、区域性的乃至校际的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逐步缩小经济、社会、教育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学校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异，是促进教育公平的一个有效的选择。

最后，要在决策活动中建立利益平衡机制。通过教育决策的集体选择，最大限度地整合、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教育公平。这样的利益平衡机制是社会和教育的“安全阈”，能够最大限度防止不公平的政策活动的发生。

（摘编自刘复兴《我国教育政策的公平性与公平机制》）

材料一：

近些年，人们欣喜于一批独具匠心、堪为文化地标的新建筑陆续问世，对于一些怪诞丑陋的建筑也议论颇多。建筑的美丑、适宜与否，直接体现设计建造者的审美品位，深层次看，则涉及当代建筑如何继承与创新的重要问题。妥善处理建筑文化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成为激发造型创意、延续民族风格、提升文化品位的重要环节。

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多半生活在平原地带，建筑以泥土砖木结构为主；欧洲国家多处于丘陵地带，建筑以石拱廊柱构造见长。人类在建筑材料的选择、配搭以及营建中起主导作用，人们的语言、习俗和情趣等，共同凝结为民族意识，渗透于建筑的每一条肌理、每一个细节之中，最终固化为特有的建筑风格，形成文化认同。

建筑在实用和审美功能之外的文化象征意涵，常常和特定的民族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建筑设计建造者，在把握本土与外来关系之时，对这一点尤其需要精思熟虑，尊重建筑的“本土性”。“本土性”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全球化时代中的各个民族，汲取外来建筑精华为我所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拿来”不是照搬照抄，不是贪大求洋。在继承传统文化基因基础上借鉴外来建筑优长，在洋为中用、融会中西的深度化合中发扬光大我国建筑传统。

传统的沿革存续是动态的历史进程。如果不能吸纳与兼容现代科技和新的审美元素，如果没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如果无法激情洋溢地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风尚，建筑艺术不可能保持长久而旺盛的生命活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许多固本出新的成功案例无不诠释着这一朴素的道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孔子研究院、苏州博物馆和宁波博物馆等大型场馆的设计，不仅保留中国传统建筑的恢宏壮观，还结合时代需求，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或吸收地域文化，或融入民居特色，为文化传承留下宝贵的建筑范本。除场馆类建筑外，民居建筑亦如此。像北京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杭州富阳东梓关回迁农居、红河元阳哈尼族民居改造、湖州安吉景坞绿色农居、山东凤凰措的翻建项目等，力求把古典民居的韵致和现代生活理念密切结合起来，妥善处置私家房舍宅院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把当下生活的烟火气融入古典山水园林之中，在市井的喧置之地开辟一方闹中取静的洞天，让人体验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意境。

建筑属于复杂的造型艺术。外形美观大方、结构精确合理；布局舒展流畅、内饰优美和谐；既尽可能开掘实用空间，又赏心悦目、给人以安全舒适之感，是基本诉求。除了建筑语言要协调不“乱搭”外，还要充分考虑如何与周边建筑以及环境相协调。一座好的建筑，一定非常重视与周围环境的“对话”关系。比如苏州博物馆，白墙黛瓦和山水园林等元素，使建筑融入文脉传统和地理环境，玻璃、钢铁结构在室内借到大片天光，满足现代博物馆实用需求，立体几何形天窗与斜坡构成极具识别度的屋顶造型，整座建筑与周遭环境和谐天成，又透露出鲜明简洁的现代感。在与时空环境“协调”“对话”基础上形成的造型差异，使建筑的艺术个性经得起端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建筑为追求“网红效应”，有的作异好奇、贪大求怪，有的结构扭曲、意象混乱，既不美观又不实用，既造成浪费又破坏公众审美口味。

社会急需且期待给人以美感与震撼的新颖创造。在科技高度发达、新材料新技术不断涌现的今天，只有紧跟时代潮流，充分发挥设计与建设者的艺术个性，让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竞相迸发，建筑行业才能涌动蓬勃朝气，不断实现当代建筑营造的突破。

推动当代建筑固本出新，需要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拿出高远的眼光、见识与情怀，立足当前、面向未来。要用造型生动、风格多样的新型建筑，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开辟适宜空间，树立鲜明文化地标，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我们时代的标志性文化遗产。

（摘编自云德《当代建筑应留下传世的文化地标》）

材料二：

城市文化地标或深植于历史文化，或投射着时代风貌，以鲜明独特的符号形象，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和文化象征，与人们产生紧密的情感连接、文化认同。地标建筑是有“生命”的，其生命力来自生活。人们喜欢将博物馆、剧院、书店称为文化地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直接连通着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生活。到一座城市先逛博物馆，人们才能加深对这个城市的历史过往和现实文化的认知。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为例，建院以来，为观众带来1万多场演出，开展大量艺术普及演出活动，观众和粉丝遍布全国。正是那些传播文化、服务公众的不懈努力，使得文化地标的形象更加亲切、更加持久。文化地标承载着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打造新的文化地标，必须丰富其审美内涵，完善其服务功能，让其在与公众的“紧密连接”中收获持久口碑和影响。

（摘编自智春丽《打造有生命力的文化地标》）

材料三：

泉城广场是山东省会济南的中心广场，南屏千佛山，北依大明湖，西临趵突泉，东眺解放阁，仿若湖光山色中的一颗明珠。广场东西长790米，南北宽280米，占地面积330亩，地上绿化面积8万平方米，水面面积约2万平方米，集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功能为一体。2002年8月，泉城广场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联合国国际艺术广场”称号，泉城广场成为中国第一家获此荣誉的城市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将近四十米的泉标；采用天蓝色为主调，明珠镶嵌其中，构成了一个隶书的“泉”字，造型流畅别致，如水翻腾，而后一泻而下，再现了“趵突腾空”的绝美画面。

材料一：

“一到每年的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变成了热线，其中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高考考生填报志愿时会感到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的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过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二：

高中阶段的学生要对自己的潜能和职业有个大致了解，但还要意识到想从事的职业未必是能从事的职业。学生在设计职业发展时，不应该只是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适合某种工作的能力。因为未来是多变的，能够适应这个变化很重要。这一方面需要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教师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倾向，树立适合自己的职业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专业的性格、兴趣、能力等职业生涯规划测试，参照老师、家长和朋友对学生的评价，帮助学生更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想从事的职业和能从事的职业两者的最佳结合点。

以往，高中生在进行学科选择和填报志愿时往往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实用主义影响，关注最多的不是未来的发展，而是薪酬、升职等利益问题，最终选择一些热门专业。但这些热门专业未必是热门职业，而且等学生毕业的时候，这些专业是否依然热门都是未知数。因此，要帮助学生建立自己和职业生涯的联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意义感，避免学生因盲从利益取向而做出的并不明智的专业选择。

据调查和统计，在影响职业生涯规划发展的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年级、学校性质、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职业生涯规划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发展水平越高。

（节选自搜狐网《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材料三：

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新高考改革关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学生个性特长的全面发展以及学生的学业安排和规划。因此，学生如何安排课程、如何考试、如何选专业、如何录取、如何自我管理等取代“唯分数论”，成为高中生涯教育的关键。目前，我国生涯教育发展相对缓慢，在高中教育阶段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生涯教育有助于促进学生自我认识。高中生涯教育不仅包括学生三年学业规划，也包括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高中三年学业规划，即高中阶段学生对高中课程的整体选择和安排、对未来大学专业的初步选择、对未来大学的选择等，只是学生整个人生生涯规划中的初始阶段。它直接影响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影响人的终身发展。因此，生涯规划必须建立在客观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在新高考背景下，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业规划、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不断调整并继续发展的。但任何一个阶段的规划都应建立在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的基础上。正如台湾师范大学副校长宋曜廷所说，学生应在“知我”的基础上进行规划、抉择，进而进行职业选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各项课程、活动等较之初中明显增多。“走班制”浪潮下，学生的课程选择已多达20种（6选3）或35种（7选3）。再加之高中阶段各种选修课和活动课，学生的选择权大幅增加。而学生的选择又直接影响着学生大学专业和学校的提前规划和选择。因此，学生在高中阶段需自主规划升学。即在学生人生的初步选择阶段，高中生需要客观认识自我，学会选择，培养初步的人生规划能力。在新高考改革下，学生学会选择是其高中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基本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建立在自我评估、自我分析后的选择，才能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未来人生的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新高考改革强化了学生的自我认识和自我选择，要求学生了解自我、了解社会、了解专业，全面考虑，有目标地选择高中课程和大学专业。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力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材料一：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凝结着人生与时代的经验智慧，富于文化内涵和鲜明时代特征，是一个民族的特殊表情，往往成为人们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的形象体现。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每到国家民族面临考验的重大关头，优秀作家总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家国情怀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始终把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生活放在创作的首要位置，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宝贵品质。我们从现代经典作家作品中，可以看到民族精神成长的轨迹，也同样能够从抗震救灾、抗击非典、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的现场，感受到当代中国作家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坚定自觉。

杰出的作家之所以为世人尊敬，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能世代流传，根本在于作家将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创作自觉地融入时代发展的大势之中，自觉地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否以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的担当，与国家利益心心相印，同民族大义息息相通，是检验一个作家品格的试金石。

当前，抗疫斗争还在继续，广大中国作家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时代使命，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战胜疫情提供精神支持。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做好作协工作的政治要求，广大中国作家有责任、有义务心怀祖国人民，响应时代召唤，推出更多记录伟大时代，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激励全体人民奋斗热情的优秀作品，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展现文学的力量，实现文学工作者的真正价值。

（摘自《文艺报》2020年6月24日第1版）

材料二：

记者（澎湃新闻）：疫情过后，您会对这场疫情进行写作吗？

李修文（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事实上已经开始了，我原本以为自己这么快就动笔是不可能的。所谓修辞立其诚，可能是因为最真实的命运来到了身边，对着什么去“立其诚”已经成为了一种直觉吧，所以也就开始写了。不过依然很困难。

这一次的灾难，为什么极难书写？因为它不是一场突然到来又突然结束的灾难，而是在长时间内对人进行考验。如果你不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提炼，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和你的写作互相抵消了。如果真是这样，死者的尊严何在？人与灾难进行对抗的尊严何在？写作的尊严何在？

我们的一些作品为什么被诟病？就是没有更加仔细地去辨认，没有更加深入地去倾听，其结果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任由一堆感叹号大行其道，没有严正的态度，没有一颗一起承受的心，没有相匹配的伦理和美学，那么，实际上，你的职责就并没有帮你去做值得做的事。

记者（澎湃新闻） ：您觉得，一个作家写灾难，或者说灾难里诞生的文学，其路径在哪里呢？

李修文（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杜甫之所以伟大，其中之一的原因是他的作品能“以诗证史”。任何人都有写作的自由，但你应该面对自己的心、别人的心，更真诚也更真实地写作；你应该尽可能地增强你写作的有效性，尽可能地去触及灾难中人的精神境遇。

你看去年大家公认的两部最好的长篇小说，《云中记》和《人，或所有的士兵》，一部写汶川地震，一部写香港沦陷，文本与历史都相隔了很长时间，但是，历史却在文本里得到了复活，死去的亡灵又一次在地底挪动了他们的踝骨。对于灾难文学，我所理解的基本信条没有发生变化：写灾难的目的，就是要去反思灾难，从灾难中得到精神上的成长。当然，因作家自身气质相异，理解也会不同。

另外，此次灾难不同于抗震和抗洪，作家们其实极难深入现场。然而作家们尤其是非虚构作家，如果不深入进去，可能陷入写作的疑难。据我所知，情况得到好转之后，已经有好几个优秀的非虚构作家展开了采访，我和湖北省作协的诸位同事也正在为这些作家做着服务。

灾难文学要与死难者、战斗者的尊严相匹配。

（摘自《澎湃新闻》2020年4月14日）

材料三：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涌现出的伟大的抗疫精神，被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并热情地表现出来了。报告文学作家李朝全、纪红建、李春雷、曾散、普玄、张培忠、许锋等人深入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一线，在细致深入采访的基础上，迅速写出一大批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上，真实报告了疫情情况，写下全国人民尤其是湖北人民抗疫斗争的感人事迹，塑造了由武汉一线医护人员、支援湖北医疗队、部队医护人员和许许多多抗疫一线的普通人、志愿者共同组成的英雄群像。

这些走向抗疫一线的报告文学作家，并不是严峻现实的局外人。他们自己所处的城市，也是中国抗疫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家和我们每个普通人一样，都身心疲惫地经受着疫情考验，也都会不同程度产生担心甚至恐惧的心理。然而，他们到一线后，看到的是那些勇敢前行的人们，看到的是与病魔的斗争，看到的是奉献与牺牲。他们笔下的人物，是普通人，有喜怒哀乐、人情世故，有生活的困扰，甚至有命运的不幸。可是他们却在斗争中显现出与普通人不一样的本色与品格。通过这些人物，报告文学弘扬了社会正能量，给人以信心、给人以思考、给人以力量。

（张陵《抗疫报告文学：书写大爱，礼赞英雄》《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4月13日）

材料一：

保持社交距离是指，在两个人或更多人之间建立起一道由物理距离构成的屏障，从而阻止或抑制病毒的传播。世界各国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强制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从而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保持社交距离的目的是防止人员混集导致病毒传播。自我隔离是保持社交距离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的更加明确，是防止已感染人群或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群将病毒传播给他人。在目前的疫情状况下，保持社交距离也许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最新计算机建模研究警告说，除非有疫苗或特效药问世，或采取激进的隔离措施，否则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也许需要维持到2022年。这是因为。假如病毒存在季节性变化。疫情仍有反复的可能。

保持社交距离成为抵抗新冠病毒的重要策略，自有其原因。有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得病早期传染性极强，潜伏期病毒携带者也有传染性。假如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依然正常进行社交活动，在两个月之内，可能会使近6万人感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新冠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也会将病毒传播给他人。这些人也许不知道需要自我隔离，但如果能自觉保持社交距离，也能在无意间阻止病毒的传播。已经有证据显示，与他人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避免出现病毒传播的多米诺效应。对武汉疫情的研究显示，大规模管控措施的实行让武汉的基本传染数从2.35 降到了接近于1。而当基本传染数达到1时，病例数就不会再继续增加。

(摘编自叶子《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究竟有多重要?》)

材料二：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数千年来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礼仪。但完备不等于科学，现代社会讲求科学；完备也不等于简便，现代生活方式要求礼仪简便易行，而不能繁琐或不周。握手礼不科学者有四，繁而不周者有三。易传染疾病；多握之后易疲劳；握后常不能及时洗手，给健康带来隐患；明知有传染病却因害怕失礼而不得不握：此四者为不科学。十数人须一一握手颇费时间，数十人不能遍握而于无意中造成亲疏之别，群众场合只能握其代表：此三者为繁而不周。有此四不科学三不周，握手礼作为相见礼应当废除。

拱手礼可以全面避免上述“七累”，此为显明之理，不再具论。其实，拱手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礼节。《礼记.曲礼上》：“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论语.微子》：“子路拱而立。”而握手礼是近代的舶来品，既然存在诸多弊端，不如重行拱手礼。

拱手礼的好处至少有五条。其一，避免了上举“七累”，已是于我民族功莫大焉。其二，当前疫情严重，需要全面防治，不但需要有医疗保障，有诸多净化环境的科学措施，还要有改礼惠民的人文措施。废“握”改“拱”，不费一钱一物，可谓“一举手之劳”，而风气所开，顿可“防患于未然”。其三，今后若有甲肝、乙肝或其他接触传染的病毒、细菌，至少不会因每日几十亿人次的相互握手而辗转传播，害我人民。其四，拱手礼作为传统礼节，有很高的文化认同度与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五，拱手礼颇有特点，潇洒自如，仪态端庄而礼意浓切，颇具中华文化的魅力，若能成为“国礼”，则为又一朵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礼花”。

(摘编自项纯文《倡导以拱手礼代替握手礼》)

材料三：

据媒体报道，4月4日从上海站始发的列车上，有乘客因摘口罩吃饭引起其他乘客不满，引发双方冲突。这提醒我们在继续关注疫情的同时，也要直面常态性的疫情防控可能给社交距离、社会行为规范乃至社会心态带来的微妙变化。

高铁毕竟不同于地铁可以完全禁止进食，铁路部门也没有相关禁令，那么，坐高铁进食也就很难用违反相关规定来定性。但从防疫角度来讲，这样的行为引起一些乘客的担忧不无道理。这种模糊的界限，其实更需要具体情境下的个体去把握，不能完全用规定去裁定。如列车员就可以建议乘客错峰进食，并且在进食前与周边乘客进行沟通。这或许增加了高铁进食的复杂性，却有利于减少误会乃至冲突。

疫情是对社会的全方位考验，自然也包括行为模式、社交规范等。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亲密”关系的界定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行为习惯。疫情发生后，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再次出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还未适应分餐制的社会来说，普及公筷、公勺与其说是一种就餐礼仪的改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观念的更新。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疫情的特殊性，讨论疫情下的公共社交规范，可能不完全适用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群已权界”。美国作家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就有过这样的论断：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作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我们或可将之理解为，传染性疫情也可能引发道德危机。正常的社交距离在疫情时期可能面临挑战，一些看似正常的行为可能被视为是“不道德”的，如高铁进食引发争议。再比如，疫情可能加剧群体心理的“敏感化”，容易催生非理性过激反应甚至是歧视。像个别地方对于疫情重点地区人员予以标签化对待，甚至严重到恐慌的程度，这是非理性的，也不啻为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这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这是疫情期间被广泛宣介的理念。但落到现实中，它需要体现在每个人的具体行动中。应该明确的是，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并不等于冷落、冷漠和互相排斥。相反，面对传染性疫情，最需要的是社会各个单元、个体的互相包容、配合与合力应对，任何“以邻为壑”的做法都将放大疫情带来的伤害。

(朱昌俊《重视疫情防控带来的社会心态变化》)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农耕文明催生了数以万计的乡村聚落。在自然和文化的共同约束下，当地居民通过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适应和改造着周边的自然环境，塑造了独特的景观形态和社会关系。这些保留至今由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就是乡村遗产，也是研究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的“活”文本。因此，乡村遗产兼具“历史文化遗产地”和“乡村生产生活承载地”的双重特征，包含了山体、水体、建筑、植被等有形的物质层面，也蕴含了哲学观、生产技术、生活智慧等一切无形的精神层面。

在遗产保护领域，价值认定是保护的前提。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通常被理解为历史、审美和科学价值。所以，对乡村遗产的认知与保护首先应以价值为导向。作为乡村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建筑是指散落于村镇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除了一般的居民住宅外，还包括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祠堂、商铺、作坊、桥梁等建筑。乡土建筑是乡居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其建筑形态和建筑装饰等更为多样复杂，与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密切，很多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建筑中包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乡村遗产视野下审视乡土建筑的价值时，不仅要关注建筑本体的价值（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包括建筑自身的历史久远度，与重要事件、人物或文化的关联度，某一地域或民族建筑类型的代表性，或者艺术审美上的价值），更要研究其背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摘编自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乡村遗产视野下的乡土建筑》）

材料二：

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应尝试在原生土壤中理解、尊重当地居民关于遗产的种种认知和实践行为，协助他们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保护道路。

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的永泰庄寨与不同家族的迁徙繁衍有关。诸多家族搬迁到永泰后，开始建造居所。一些家族在营建过程中更注重安全性，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间。由此可见，永泰庄寨正是“家文化”的社区凝聚力的外在表现。而面对部分庄寨倒塌损毁等残损现象，所采取的保护手段要重在通过现代的组织方式，强化庄寨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传承，增强当地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所以，对庄寨的修缮既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另外，运用文化景观的方法和视角重新认知乡村遗产的价值，注重挖掘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景观内涵和文化观念，是近年来乡村保护的一个重要突破。

对当地居民来说，乡村文化景观是他们悉心培育的结果，蕴含着他们和自然共处中摸索出的生存智慧与相处模式。在西南地区的一些村落中，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对各类自然要素的灵活运用，包括气候、土壤、水体、石材、动植物等，如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石阡楼上村古建筑群等。与之互为表里的是敬畏自然、亲近自然的观念，这是他们所秉持的遗产观念，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

进行乡村遗产保护，我们还需要将它放在城乡关系的视角下进行定位。明清时期，商业氛围有所改善，江南市镇经济发达，不少乡村集市朝着市镇方向发展。同样，在现代频繁的城乡往来中，乡村向城镇“破界”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比如位于浙江省兰溪县的诸葛村。历史上，诸葛村村民借由水运条件，在勃兴的兰溪药业中脱颖而出。中药业、商业和农业的并行，塑造了诸葛村的文化面貌，城乡间互动更加频繁。从其古建筑与村落格局可见，业态的更新与诸葛村乡村遗产的成型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上世纪90年代后，诸葛村逐步走出了一条旅游利用、文物保护和社区发展的融合之路。2018年，诸葛村带动400余位当地村民直接从事旅游业，年接待量达60余万人次，旅游年综合收入破亿。通过对家园的共同维护和旅游产业的开发，诸葛村的集体经济和社区凝聚力得到了较大提升，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了解乡土文化的平台，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乡村遗产价值转化，这在中国众多乡村遗产保护案例中是较为难得的。

（摘编自刘邵远、杜晓帆《乡村遗产：田野中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过发展的“外源型”和“内源型”争论。最典型的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由于采取“外源型”发展模式，试图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复制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无功而终。到20世纪90年代，内源型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了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推介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内源型发展模式指的是“基于社会本身的文化特征和行为结构，来构建自己的发展方式”。内源型发展战略否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否定了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的模式。

历史文化资源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与现实载体。在各个村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是各个村落独特的文化资本，也是各个村落内源性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挖掘、利用和提升乡村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乡村成百上千年积淀下来的“静态”历史文化遗产，转变成为与乡村现代化进程有机嫁接起来的“活态遗产”和“动态遗产”，成为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编自李宇军《用好乡村历史文化遗产》）

“人淡如菊”的华裔女建筑师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3月18日，作者张红、李佳佳，有删改）

材料一

流经中国九省区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滋养的土地创造出了璀璨的黄河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文化作为一种大河文化，是一种具有黄河地理特点的旱地农耕文化，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它起源早，成熟快。黄河流域拥有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先民们很早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业文化。在距今7500年左右的河北磁山和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炭化的粟类，家畜、家禽的化石以及石斧等生产工具。殷商时中国的蚕丝纺织已达到较高水平，卜辞中屡次出现桑、丝、帛等字。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的造字方法、单字数量和笔画工整程度都表明其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因此汉字的起源应该很早。文字的产生使黄河文化迅速成熟。现在，有些历史悠久的黄河文化遗址、文献遭到了破坏损毁，黄河文化中的优秀内核也遭到破坏和侵蚀，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刻不容缓。

黄河文化的另一特征是政治色彩鲜明，这与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的特点有关。旱地农业必须以水利设施为基础。人们共同关心、治理与他们的生存休戚相关的水利问题，从而养成了关心社会问题的文化心理。另外，治水斗争和水利灌溉事业也需要形成集中的社会权力，从而促成了国家的产生。儒家学说就是在这种关心政治的文化心理下逐渐形成的。孔子几乎把一切问题都看作是政治问题。在他看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即是一个政治问题，读书学习也是为了参与政治。政治问题在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占有最重要、最突出的位置。这就是黄河文化、儒家精神最重要的特色，其中熔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范、价值理念和民族心理。

黄河文化绵延发展数千年，虽不断遭受外部文化的入侵，但始终保持其道统，显示出强大的同化能力。黄河文化以它博大的胸怀，吸纳周边多种原始文化，形成了文明国家。中国对外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政治外交也主要兴起和发展于黄河流域。早在汉朝，中央政权就曾派遣张骞等人出使西域，开辟从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建立起中原王朝与西亚和欧洲的政治、贸易等联系。这条通道也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通道，即丝绸之路。千年来，丝绸之路上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对外文化交往极为活跃。在交流过程中，黄河文化不仅扩大了自身影响力，也不断从其他地域和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展示了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的特点，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历久弥新，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创新动能和发展活力。

（取材于牛建强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黄河在造就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灿烂文化的同时，也曾因频繁改道、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治理黄河一直是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

黄土高原地区总土地面积64.06万km²，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决口改道频繁，“黄泛区”良田沙化，风沙弥漫，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黄土高原坚持不懈地开展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使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面积、强度减小，沙尘暴次数减少，自然生态得到有效修复，构建了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扭转了黄河下游决口改道的历史。70年来，黄河岁岁安澜。

黄河治理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断流。黄河断流导致了严重的水环境污染、河口湿地萎缩和生物多样性衰减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自1999年我国实施黄河干流水量统一调度等政策以来，黄河下游再没有发生过断流，沿黄湿地补水需求得以满足，河流湿地面积增加，河道基本生态功能恢复，黄河生命健康得以维护。

此外，通过强化流域内节能减排、工业污染治理等措施，黄河水质恶化趋势得到遏制，黄河干流兰州、包头、潼关等重要河段水体水质明显好转，水体功能恢复，为水生生物的繁殖、栖息提供了支撑，为水生生态系统的修复提供了保障。

黄河治理还有巨大的社会效益。黄河决口历史的扭转，避免了大量的人民群众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避免了道路、生产生活设施以及引黄灌溉系统等遭受破坏，为黄河流域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保障。黄河作为我国重要的供水水源，为山西、鄂尔多斯等国家重点能源基地提供水源保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减少了入黄泥沙，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增加了区域内耕地面积，促进了当地脱贫致富。引黄灌溉、引洪放淤等措施还有效利用了黄河水含沙量大的特点，放淤改土数十万公顷，形成了良田，为粮食连年增产提供了重要保障，不仅满足了流域内的需求，还供给流域外其他省区，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治理黄河70年取得了巨大而辉煌的成就。为谋求黄河长治久安，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支撑流域及相关地区可持续发展，今后还需要继续加大黄河治理开发与保护力度，让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

（取材于李文学的文章）

材料一：

将李子柒置于中西文化碰撞的大框架下，某种程度上将讨论引上了歧路。聚焦传播链条的两端，李子柒现象并不复杂。

对传播者来说，不论是设计好的画面场景，还是出海YouTube，都逃不过自有的商业逻辑。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流量是生存法则。

对视频的受众而言，第一位的始终是好看，不仅是种种形式感，镜头画面、服饰和举止，还包括通过视频流淌而出的治愈人们心灵的那种安心妥帖的四时有序、自食其力。这与日本导演森淳一的《小森林》系列、梭罗的《瓦尔登湖》中流淌出来的力量并无二致。“诗意地，人栖居在大地上。”数百年前，荷尔德林就以此来反抗生活的刻板化和碎片化。对于21世纪被钢筋水泥围困的观看者而言，李子柒的视频在某个瞬间还原了生活本身该有的样子，成为诗意栖居的寄托。

“我们缺乏新的语言、观点、隐喻，用着古老的过时的叙事在形容新世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说。在李子柒的叙事中，我们找到一种可能。

（摘编自肖涌刚《李子柒：不虞之誉，求全之毁》）

材料二：

李子柒的视频，以中国传统美食文化为主线，用时间跨度极大的镜头记录了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一日三餐、四季流转的农家生活，绘就了一幅田园牧歌的美好画卷。她凭借视频在YouTube上收获700多万粉丝，影响力堪比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相较于外网的齐声点赞，国内则质疑颇多，很多人觉得她的视频总在中国农村的旧式耕作生活上打转转，展示中国的“落后”，迎合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是负面文化输出。

持有这类看法的网友，潜意识中将叙事背景设定为超现代的工业社会，参照系大概也是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在好莱坞大片中，在漫威构建的超级英雄世界里，出镜率颇高的元素无外乎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炫酷拉风的豪车战机，或是未来感十足的“黑科技”，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家对“先进”一词的认知。

礼赞工业成果无可厚非，可讴歌田园生活就是展示“落后”吗？事实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并无绝对意义上的先进与落后。至于有人质疑李子柒镜头下的农家生活不真实，更无必要。艺术源于生活必然高于生活，田园牧歌不一定要唯浑身污泥才是真实，朱光潜早就说过，完全依葫芦画瓢把现实复制到艺术作品里，难有美感。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草原。李子柒的故事让不同文明之间实现对话和交融，与其说迎合了外国人对中国旧式田园生活的想象，不如说戳中了在钢铁森林中栖居太久的人对田园诗意的怀念与畅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返璞归真，爱生活、爱家乡的朴素情感，往往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让不同肤色、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心生共鸣，心有慰藉。

在李子柒视频高点击量的背后，其实是西方世界对崛起的中国之好奇。他们以视频为窗口，探寻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奥秘与魅力。崛起中的东方古国，不仅有高楼大厦、大国重器，还有“一箪食，一瓢饮”的田园诗意。而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农村，新的时代也需要新的答案。原生态，并非只有“土味喊麦”一种打开方式，雨后山林、农耕日常、酿酒品茗的农家日常，倾注美感同样可以从中找寻到充满生命力的鲜活表达。

与其纠结李子柒的视频算不算文化输出，或许我们更该思考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化输出。文化输出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长期过程，期待更多“李子柒”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既富有独特的传统文化内涵，又不断向现代化前行，丰富、多样、精彩的中国。

（摘编自范荣《田园牧歌怎么就不是文化输出》）

材料三：

有种看法认为，李子柒传播的是偏生活化的简单意象，其视频内容过于肤浅，过度娱乐，而且向外界展示的是一种“落后”的乡土生活，不能反映一个立体的中国。这显然是一种误解，李子柒制作内容的出发点是卖货，不太可能肩负起“展示中国”的重任。另外，把乡土生活理解为“落后”，未免有点妄自菲薄了。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传统乡村或许有不相适应的一面，但农耕文明里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等精神，难道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文明吗？

文化传播里有“文化折扣”的概念，说的是一种复杂的文化要跨文化传播，往往会因为受众的理解困难和障碍而“打折”。但李子柒的故事，何以让不同文明之间实现对话和交融？其原因在于，故事虽小，但很真实，反映的是被世界各国文化广泛接受的价值理念，如仁爱、勤劳、与自然和谐相处等。

李子柒的视频能让外界产生兴趣，让人喜欢看、看得懂，这有利于破除外界对我们的刻板印象。当然，李子柒视频中的场景代表不了整个中国，也有可能是偏颇的。但若有千千万万个像李子柒这样的创作者，能够不流俗而又真实地记录自己的美好生活，能够让外界广泛而又准确地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有利于扶正外界的看法，达至“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李子柒的走红对于今天如何向世界更好地展现中国文化也有一定启示。在传播环境的巨变之下，短视频以前所未有的跨文化融合优势，大降低了人们的理解门槛，让一名博主收获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粉丝成为可能。因此，及时丰富自己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此外，大众文化的生动性和亲和力，相比那些主题鲜明的内容可能更有传播力。

（摘编自扶青《李子柒海外走红的启示》）

材料一：

2019年12月20日，云南省教育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将中考体育的分值上调到100分。这意味着从2020年秋季入学的七年级学生开始，在中考成绩上，体育将和语数外一样举足轻重。几乎同一时间，天津市教委出台《天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科目实施方案》，明确了自“2019年秋季新入学的初中一年级”开始，中考体育成绩从30提高到40分。

至于近年来中小学体育教育为什么会受到如此重视，则不得不提到中国儿童和青少年令人发愁的塑料体格。如果在1995年那一年，你正处于7-18岁之间，那么恭喜你，你很可能曾是近30年来，身体素质最硬的一届中国少年。2019年9月，一篇发表在《柳叶刀·儿童和青少年卫生》（ＴｈｅＬAｎCｅｔCｈｉｌD＆ADｏｌｅｓCｅｎｔＨｅAｌｔｈ）的研究论文向我们揭示了这一事实。科研人员利用1985年至2014年间六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查，将7-18岁儿童青少年的肺活量、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肌肉力量、50米短跑和长跑成绩计算成体质健康指数（PFI）。数据显示，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各项指标下降明显，长跑成绩更是一落千丈，2014年女子800米耐力跑成绩要比1985年慢25.8秒，2014年男子1000米耐力跑成绩要比1985年慢28.3秒。这与学生所进行的体育锻炼密切相关。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学生校内每天体育活动时间要确保不少于１小时。

（摘编自《新京报》文章《孩子们的体育课，都被谁占用了？》）

材料二：

图１　儿童各类校外生活时间利用状况

（摘编自《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

图２　中国7-18岁青少年营养状况（1985-2014）

（摘编自2018年《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

材料三：

11月5日，教育部召开“教育奋进看落实”第五场新闻通气会，通报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及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有关情况。

“一增一减一保障”，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用７个字道出了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发力的重点。“‘增’是增加体育课、课外锻炼和健康教育，‘减’是减轻中小学生不必要的学业负担，‘保障’是从师资、场馆设施条件、制度等方面，保障实施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王登峰说，通过增加编制新招体育教师以及招聘兼职体育教师，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教师人数已由2015年的56.6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65.3万人。与此同时，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数量近年来快速增长。中小学校体育馆面积从2.15年的3178万平方米，增加到2018年的４３５５万平方米；中小学校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学校比率从2015年的68.6％增长到2018年的89.6％。

王登峰表示，要进一步激发调动政府、学校的积极性，要把体质健康监测的结果纳入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的绩效考核中。王登峰说，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还要深化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内容，把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况、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和运动技能等级，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通过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测复核，实现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能、塑造健全人格等综合效益提升。

“2016到2018年，全国学生体质达标测试抽测复核的结果显示，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连续下滑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已经出现了初步上升的势头。”王登峰说，2018年全国学生体质达标测试合格率为91.91％，优良率为30.57％。2016—2018年，不及格率由12.0％下降至8.09％，下降了3.91个百分点；良好率由21.9％上升至24.37％，上升了2.47个百分点；优秀率由4.6％上升至6.2％，上升了1.6个百分点。

（摘编自《“一增一减一保障”力促中小学生健康》，《中国教育报》2019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