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中。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中华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可以共生共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曾说过，“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强调一般性、普遍性当中广泛且必然存在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东西方哲学同声相应，揭示出世界的多样性。

人类文明也不是只有一个色调、一种模式，可以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国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

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同样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华文化发展出“明德慎刑”“礼法合一”的中华法系，并在规范国家运行方面形成完备制度，蔚为大观的《唐六典》等历代王朝大典即是明证；古代地中海地区广泛的贸易活动，催生出商品交换规则十分发达尤以民法见长的罗马法。今天，法治已从传统和古典发展到现代，然而世界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法治模式不可能定于一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制度的生成和运作模式具有显著区别。人类法治文明并没有因走向现代化而失去丰富多彩、流于千篇一律，反而在体现世界性的同时保持本土性，呈现出一幅各美其美的图景。

就拿基本的司法制度来说，人类法治文明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英美等国的法官可以找出若干年前的判例去确定某一行为是否违法，欧洲大陆的法官则主要依照体系庞大、逻辑严密的刑法典定罪量刑。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国情特点、历史发展道路存在差异，究竟通过哪种途径来实现法治、法治的具体制度如何安排等，并没有统一的建构模式、实现机制和评价标准。可见，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虽有一定规律，但这些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归根结底源于各国法治“土壤”的不同。不同的国情必然使不同国家走上各具特色的法治发展道路。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思想，所以中国人民追求大一统的政治发展格局，形成国家法制统一的文明传统。

法治文明要持续发展，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这既符合人类文明多样性这一客观现实，也是法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通过照搬照抄别国的法治模式构建起自己的法治文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道路，是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践中走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意愿。这一法治道路既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又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能够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中国在探索自己法治道路的同时，也为不同法治文明提供交流互鉴的平台。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众多国家参与，这些国家分属于不同法律体系。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努力促进不同法治文明交流合作，倡导各国共同为建立更加公平的多边合作机制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仅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也以实际行动促进人类法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焕发光彩。

（选自《人民日报》2019-06-12 作者 步超）

教化性的权力虽则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民族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事实上固然并没有这种社会，凡是乡土社会却是靠近这种标准的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儒家很有意思想形成一个建筑在教化权力上的王者；他们从没有热心于横暴权力所维持的秩序。“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以德”的政是教化性的，“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

教化权力的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假定个稳定的文化。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我们如果就个别问题求个别应付时，不免“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每一段生活所遇着的问题是不同的。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了。三人行，必有可以教给我怎样去应付问题的人。而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则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

文化不稳定，传统的办法并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时，教化权力必然跟着缩小，缩进亲子关系、师生关系，而且更限于很短的一个时间。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在这种情形中，一个孩子用小名来称呼他的父亲，不但不会引起父亲的呵责，反而是一种亲热的表示，同时也给父亲一种没有被挤的安慰。尊卑不在年龄上，长幼成为没有意义的比较，见面也不再问贵庚了。——这种社会离乡土性也远了。

回到我们的乡土社会来，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间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象，但都不确当。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

教化是礼治的一个治理形式。中国古时候的教化，并非只限于家庭教育，而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皇帝教化万民，地方官教化当地百姓，家族长老教化家族成员。所以，所谓长老统治，更多的是一种家族、村落长老通过教化，构建出基层政治生态。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材料一：

作为“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执着于破旧立新，建立一套符合小生产者、手工业者利益的新体制、新秩序。为此他自立门户，聚徒讲学，且热衷游说，故有“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之说。墨子“有坚定的主义，有具体的政治主张”（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归纳起来有十项，或称“十论”。即“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其中“兼爱”是核心，是其一切政治法律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内里所涵摄的平等意识，值得挖掘和珍视。

墨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使爱的思想破土而出的人”（德国阿尔伯特•史怀哲《中国思想史》），他“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兼爱”说首先是对无等级的氏族时代的缅怀与追思，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理想的绝唱。墨子对当时社会的混乱痛心疾首，针对“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这一问，他回答：“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兼爱下》）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和“自爱”。

在战争频仍的时代，墨子目睹并亲身感受着战争带来的离乱痛苦，以一介布衣之身，满怀天真美好的愿望，企图借兼爱之说消弭战争的硝烟。“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兼爱上》）大到一国，小到一家一身，唯有兼爱方能杜绝一切“祸篡怨恨”。这种天真背后，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救世之心跃然纸上，而隐含的平等观也呼之欲出，因为兼爱之说所包括的两方面内容，都沁润着平等意识。

其一，爱无等差。“‘兼，尽也。尽，莫不然也’。兼爱，谓尽人而爱之。”（伍非百《墨子大义述》）“兼相爱”要求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无分亲疏、贵贱与贫富，所谓“厚不外己，爱无厚薄”（《大取》），“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小取》），“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无分彼此厚薄，将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身一样尊重和爱护。为什么要“兼爱”呢？墨子认为在“天志”之下，国与国、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法仪》篇说得更明确：“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对每个人都平等以待，“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从而保护每一个人，不准肆意“相恶相贱”，做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可见，“墨翟所讲的兼爱含有反抗压迫和等级歧视的意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其二，兼以易别。墨子的“兼爱”与孔、孟的“仁者爱人”不同，后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亲”、“尊尊”为原则，主张仁爱有等，“轻重厚薄”有别；前者以现实的物质功利为基础，以“爱无差等”为原则，主张“远施周遍”，不分亲疏厚薄。儒家的爱发自内在心理的“仁”，以伦理为本位；而墨家的爱源于外在互利的“义”，具有功利主义色彩。儒家的爱重“别”，“别”者区别也，注重远近、贵贱、亲疏、上下之别；而在墨子看来，“别”是祸乱之源。“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天志中》）墨子的爱重“兼”，《说文》释“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并持二禾而不专持一禾，隐含互相平等、相互尊重的意味，这是一个涉及人的平等性问题的概念。墨子视爱人若己为兼，亏人自利为别，并据此作出了“兼士”与“别士”、“兼君”与“别君”的区分，主张“以兼为正”，“别非而兼是”，通过“兼以易别”（《兼爱下》），达到人格平等地位的最终实现。

（摘编自马作武《墨子，让爱的思想破土而出的第一人》）

材料二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力倡导墨子之道。1939年4月24日，他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他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他对陈伯达研究墨子称赞有加：《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毛泽东视墨子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表达了他对墨子的高度评价。

陈独秀也推崇墨子，他说过：“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又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

李大钊赞同墨家“节用”的经济主张，认识到“《墨子》《节葬》《节用》《非乐》等篇，均以节用去奢侈为主旨”。

萧楚女非常推崇墨家那种裂裳裹足、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墨翟，不需要陶潜、李白。”他还认为墨子的伟大人格与列宁相同，学习墨子有助于革命者去除自身潜藏的种种个人主义。

（摘编自郑林华《<墨子>与中国共产党人》）

材料一：

写一本小说不容易，读一本小说也不容易。平常人读小说，往往以为既是“小”说，必无关宏旨，所以就随便一看，看完了顺手一扔，有无心得，全不过问。这个态度，据我看来，是不大对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是完全因为它“小”而易读，可供消遣。

反之，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正因为它有它特具的作用，不是别的文体所能替代的。小说是讲人生经验的。我们读了小说，才会明白人间，才会知道处身涉世的道理。哲学能教咱们“明白”，但是它不如小说说得那么有趣，那么亲切，那么动人。因为哲学板着面孔说话，而小说则生龙活虎地去描写，使人产生兴趣，因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也写人间，似乎与小说相同。可是，一般来说，历史往往缺乏文艺性，使人念了头疼；即使含有文艺性，也不能像小说那样圆满生动，活灵活现。历史可以近乎小说，但代替不了小说。世间恐怕只有小说能原原本本地描画人世生活，并且能暗示出人生意义。就是戏剧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因为戏剧须摆到舞台上去，而舞台的限制往往让剧本不能像小说那样自由描画。于此，我们知道了，小说是在书籍里另成一格，它不是仅供我们念着“玩”的。

读小说，第一能让我们得到益处的，便是小说的文字。世界上虽然也有文字不甚好的伟大小说，但是一般来说，好的小说大多是有好文字的。所以，我们读小说时，不应只注意它的内容，也须学习它的文字，看它怎么以最少的文字，形容出复杂的物态心态来；看它怎样用最恰当的文字，把人情物状一下子形容出来，使其活生生地立在我们眼前。况且一部小说，有景有人有对话，千状万态，包罗万象，更使我们心宽眼亮，多见多闻；假若我们细心去读的话，它简直就是一部最丰富的最好的模范文。

文字以外，我们该注意的是小说的内容。要断定一本小说内容的好坏，颇不容易，因为世间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作为小说的材料，实在不容易分别好坏。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来决定：关心社会的便好，不关心社会的便坏。这似乎是说，要看作者的态度如何了。同一件事，在甲作家手里便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提出之，在乙作家手里或者就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来说。前者的态度严肃，关切人生；后者的态度随便，不关切人生，那么，前者就给我们一些知识，一点教训，所以好；后者只是供我们消遣，白费了我们的光阴，所以不好。

一部好的小说，必是真有的说，真值得说；它决不求助于小小的技巧来支撑门面。作者要怎样说，自然有个打算，但是这个打算绝不是把故事拉得长长的，好多赚几个钱。所以，我们读一本小说，绝不该以内容与穿插的惊奇与否而定去取，而是要以作者处理内容的态度和怎样谋篇布局去定好坏。假若我们能这样去读小说，则小说一定不是只供消遣的东西，而是对我们的为人处世和文学修养都大有裨益的。

（摘编自老舍《怎样读小说》，有删改）

材料二：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在北京专访《小说课》作者毕飞宇。

舒晋瑜：您以经典的标准选择篇目。《小说课》除汪曾祺的作品外几乎没有当代作品，仅仅是篇幅和时间的限制，还是另有原因？您怎么看待当代作品和经典之间的距离？

毕飞宇：当代作品讲得少是因为我缺少自信。讲过世的作家的作品相对来讲更安全，如果我讲余华，他也许会告诉我，他可没那个意思，那我的脸还要不要？——这是玩笑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代文学里有非常好的作品，但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经典，我们都不知道。

经典的产生过程极其诡异，它需要内部因素，外部的条件也得具备，有些时候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可能是历史给这个作家、这个作品带来了特别的机遇。

就作品本身而言，我认为当代文学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杰作，许多作品的品相比现代文学的经典，甚至更好，但是，当代文学的体量太大了，经典是一间小屋，它究竟能放多少东西呢？没有人知道。

舒晋瑜：在不断重读的过程中，您对经典作品有重新地认识和理解吗？

毕飞宇：我不记得是谁说得了，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千真万确。鲁迅的代表作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现在再读，还是有新的发现，还是能带来审美上的震撼。我对王彬彬教授说，鲁迅的小说确实是太好了。过去我们过分在意鲁迅的思想。而实际上，这个作家的文本意识特别强。我现在是这样看待经典重读这件事的，它在骨子里有一个年纪的问题。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往往很年轻，二十来岁，可是，写经典的作家阅历已经很丰富了，这个年龄落差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阅读的理解力达不到写作的理解力，我们没有对话的能力。等我们也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理解力长进了，这时候再读，就有了对话的资格。这个时候你对许多字句就会有新的感受，甚至是标点符号。

舒晋瑜：平时的阅读中，所有喜欢的经典作品您都这么翻来覆去地对比着看吗？包括不同版本的同部作品？

毕飞宇：我阅读经典小说，基本不能用“阅读”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个词太正式，其实我把玩的心更多，有点像玩古玩。我不玩古玩，我就把经典当做了古玩。很省钱的。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把宝物放在手上一遍又一遍的。我读经典是这样的心态，非常快乐幸福，我就是喜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阅读方式。

舒晋瑜：我无法想象您如何把玩一部作品。

毕飞宇：我看小说，有时候一页纸可能花半个小时，等我把这一页翻过去，才明白过来，我的眼睛里并没有小说，我早就沿着小说的场景岔出去了，沿着作家的描写对象按照自己的想象“飞”出去了。

舒晋瑜：您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毕飞宇：你也不是外人，那我就说了，我是土地上生长的艺术家，本质上我是艺术家，很不靠谱，斜着生，歪着长，如果风调雨顺，我也可以结几个果子，好不好吃不关我的事。

舒晋瑜：《小说课》中的内容，跨度有多大？

毕飞宇：比较大，我的好友庞余亮替我算过了，从《水浒》到汪曾祺，六百年。

（摘编自《毕飞宇谈怎样读小说》，有删改）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学者们意识到，精美的玉器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中国大地上首次出现时，往往模仿人们熟悉的石质和陶质器物或饰品，诸如斧、环之类。除了材质不同，大汶口文化的玉斧与石斧几乎毫无二致：二者的外观均近矩形，一端有刃，柄端钻有圆孔。与之类似，玉环也相当忠实地仿制了陶制装饰物。这些“仿制品”引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石斧或陶环使用普通材料，而且仅得少量时间和精力就能制作完成，但切割和打磨一块坚硬的玉石则需要长年累月的耐心和艰辛劳作。众所周知，攻玉之难在于其质地极为坚硬——甚至钢铁工具对其也难有影响，只有将半流质研磨剂和硬度超过玉石的石粉混合使用，才能将其切割。生产一件玉器因此意味着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我们因此希望理解，东部沿海的先民为何致力于制作这种器物？

在我看来，这些玉器的秘密在于它们模仿了石器或陶器但不求完全相同。将玉斧与石斧放在一起，人们可以立即分辨出二者的区别：玉斧色译丰富，细腻的表面光彩照人。它平滑、温润、坚硬而又令人赏心悦目。与石器和陶器外形相似的一件玉器因此具有了象征和修辞上的意义：看似普通，但事实并非如此。对那些深知攻玉之难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将大量人力凝结入这些小型器物之中。这些精美的玉器因此隐喻了其所有者控制乃至“浪费”大量人力的能力，其结果是，这些玉器以其“常规”的外观和巨大的人力投入，把自身转化为权力的物质象征。并非巧合的走，公元前4000年东部中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清晰的贫富分化。大汶口基地包括两类截然不同的墓葬：大多数墓中鲜有随葬品，但少数大型墓中却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容器以及象征财富的猪头。玉斧无一例外地出现于这些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中，并总是陪伴着男性墓主。

玉与权力的关系贯穿于中国的王朝史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玉山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它完成于1787年，定制者和拥有者是清朝的乾隆皇帝。这件玉雕的原石发现于新疆，重达11795斤。历时数年，原石从新疆被运至长江下游，在那里被帝国最优秀的匠师雕琢。经过六年不懈的工作，玉雕成品又经大运河船运至北京紫禁城。它的创作过程因此已经彰显着皇权，而其上雕刻的故事进而把乾隆比拟为开创中国朝代史的夏禹。玉雕背部的长篇铭文清楚地点明了这个主题：大约四千年以前大水肆虐中国，大禹受命应对这场灾难。吸取了其父先前治水未成功的经验，他尝试疏通而非阻截河流，经过七年的艰辛工作最终战胜了洪水。大禹被视作无私奉献的化身和政治领袖的楷模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者。将雕刻这则传说的玉山安置在自己的宫中，乾隆皇帝把自己与大禹，也把玉与政治权力的合法化联在一起。

摘编自巫鸿《玉与中国文化：一种艺术史观》）

材料一：

“我也是家有高龄老人的人，他们的难点和关注点我都有切身体会。”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嘉兴学院院长盛颂恩说。他在深入调查、多方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的第一份提案《关于加快搭建网络大平台，大力推进智慧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议》，“现有的养老资源和模式不足以满足老人的实际需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医疗服务和传统手段是不够的，而利用网络、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模式，充分调动、整合、优化配置社会现有资源和政策，把全社会相关的资源和政府的相关政策集成到同一个大平台上来建立一种新体系，应该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

“养老问题如果没有顶层设计，没有政府的统筹协调、政策支持和监督保障，这样的平台是不可能完善的，老人们和子女们也不会放心。服务主体可以市场化，但公共资源和政策需要政府进行统筹配置和协调，还要建立相关标准体系，让平台运营、发展、管理、监督都有规可依。”盛颂恩表示。

材料二：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三：

当前，我国慢性病负担占国家疾病总负担的比重达68.6%。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为全人群的4.2倍，而且病程长、医疗费用高，难以治愈。但是，大多数慢性病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进行控制和干预，这需要从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角度，树立个人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观念。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也要与这种理念相适应。树立健康管理理念，达到“未病先防、病后防变、瘥后防复”的效果，也是健康管理学科的职责所在。

随着“全民治疗”向“全民健康”目标的转移，医疗资源不断下沉，社区将成为未来全民健康的主战场。社区层面的多学科融合能培育集社会知识、专业技能、人文关怀、运营管理为一体的复合型健康服务业人才，这将成为未来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专业人士要适应大趋势、大环境的改变，能走进社会，走进生活，适应变化，更加注重人文教育的融入、心理技能的提升、跨学科跨专业团队协同作战能力的培养。还要树立适应老龄化的理念，学会站在老年人角度看问题，以尊重为前提设计产品及提供服务。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四：

社区养老是目前英国大多数老人选择的养老方式，这体现出英国人“居家养老”或是尽可能地“如同在家养老”的理念。按照英国有关社区照顾的法令，几乎所有的社区都配备相关的辅助设施，提供面向老年人的服务和帮扶政策。与建设养老院、将老人集中起来看护相比，“去机构化”的社区养老可以更好地调动民间资源，展现养老服务的灵活性，也能够让老人最大程度地融入家庭和社区，尽可能让老人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安度晚年。

“我们现在要求社区养老机构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护理。”美国圣路易斯市老龄化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劳勒教授说，“这种护理，过去通常会外包给社会工作机构，但现在的新方案要求家庭成员或者配偶来照顾老人，然后政府适当给予这些人一些奖励，这个方案目前在美国的很多州都已经付诸实践，效果尚可。”       

在技术领域，美国人正大力扶持远程医疗、远程健康类产品。尤其在农村地区，这种技术为当地人带去了极大帮助。这些项目的发展经费，并非全部由企业自筹，很多来自政府办的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中心。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孩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那么“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了，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行。

孔子践履“孝”这种德行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速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迷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行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行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几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的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对“孝”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游叙弗伦》中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于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行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但是每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研究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著，金小燕韩燕丽译《“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须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材料一：

中日韩三国在电动车产业展开“电池战争”，《日本经济新闻》14日报道称，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并向电池产业的顶峰攀登，而较早开发电动车电池技术的日本和韩国争相增加生产，有分析称，东亚三强正在上演电动车电池的“三国演义”。

报道称，中国政府积极扶持电动汽车产业，正颠覆超过130年的汽车产业史，目前在全球十大锂电池厂商中，中国企业占据7席。排名第一为日本的松下、排名第二、三位的分别是中国的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进入前十的还包括LG化学和三星SDI两家韩国企业。电动车电池领域形成“东亚三强”的局面。在产能方面，中国当仁不让地处于领先。彭博新能源财经的预测称，到2021年中国将生产全球70%的电动车电池。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二

材料三：

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其竞争力则来源于电池技术领域的创新。文章指出，丰田在被认为可接替锂电池的固态电池技术方面进行了领先的研究，计划到2030年将花费1.5万亿日元用于下一代电池的研发项目，包括固态电池。丰田还领导由新能源和工业技术开发组织发起的100亿日元国家项目，以开发固态电池的基本技术。

韩国企业也在不断发力。报道称，LG化学在中国增加了新的生产能力，上个月在南京开设了第二家电动车电池厂。LG化学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表示，新工厂的任务是应对全球电动车电池需求的快速增长。到2019年底，LG化学预计该工厂每年可生产50万块电池，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的电动车制造商供货。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固态电池作为能将电动车续航里程大大提升的新技术将是中日韩电池企业展开争夺的“技术高地”。有分析称，松下、丰田在固态电池核心技术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供应特斯拉的高镍圆柱电池就是日本企业的龙头产品，在高密度能量技术方面处于领先。三星、LG化学则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在动力电池领域具备了从电芯到模块的全产业链供应能力。中国企业则依托国内巨大市场需求，迅速配备完成了全套产业链，并开发出具有自身优势的方形电池，在性价比方面相对日韩企业占据了明显优势。

目前，汽车电池厂商们已经纷纷与车企建立合作，为其提供电池，并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战略合作关系版图。如宁德时代的主要客户为德国车企，松下的客户为日美车企，LG化学的客户则为韩国和欧洲车企。

（摘编自《环球网》）

材料四：

材料革命主导未来趋势。据了解，2025年前后，新一代拥有低钴、高能量密度和阴极锂镍锰钴（NMC）811等特性的锂离子电池将进入量产。在石墨阳极中加入少量的硅，可将能量密度提高50%，而能够承受较高电压的电解质盐也将有助于提高性能。

2025年至2030年期间，锂金属为阴极、石墨/硅复合材料为阳极的锂离子电池可能会进入设计阶段，甚至还可以引入固态电解质以进一步提高能量密度和电池安全性。此外，锂离子技术可能会被锂空气、锂硫等其他有着更高能量密度和更低理论成本的电池所取代。但这些技术的发展水平仍非常低，实际性能尚待测试。

2018年7月26日出版的Nature主刊上，一篇题为《距离锂电子电池革命仅余十年》的文章指出：锂离子电池性能和价格的演进速度正在放缓。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在电极材料的晶体结构中，可以储存的电荷量快要接近理论最大值；市场规模的增长难以继续带来大幅度的价格降低。更糟糕的是，目前普遍采用的电极材料，如钴和镍十分稀缺，且价格昂贵，如果没有任何新的变化，预计在2030-2037年间（或更早），钴和镍的需求量就会超过产量。另一方面，新的替代电极材料，如储量丰富的铁、铜，则还处于早期研究阶段。文章呼吁材料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费资助机构等加大对基于储量丰富的铁、铜等材料的电极材料的研究，否则，电动汽车的大规模发展将受到限制。

（摘编自：能源评论）

肥胖元凶：糖分or脂肪？

①为什么我们身边有那么多人变得肥胖？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世卫组织认为，肥胖及超重的根本原因是，能量摄入和消耗的不平衡。简单地讲，就是这些人吃得太多，运动太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按照这个解释，人体任何多余的热量，不管来源于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是脂肪，最终都会转化为体重。因此，肥胖的解决方法说到底还是——少吃，多运动。

②另一种激素假说则将焦点集中在脂肪细胞的生理调节机制上。他们认为，体重上升的根源在于，日常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让体内胰岛素水平居高不下。富含碳水化合物和糖分的谷类食物的摄入使得血糖（葡萄糖）浓度上升，激活机体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以维持血糖的稳定，造成胰岛素抵抗。胰岛素还会发出信号，使脂肪细胞停止向机体供能，并可能促进脂肪的积聚。过去20年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假说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的摄入，不仅是肥胖和2型糖尿病，甚至也是心脏病乃至癌症的重要诱发因素。所以，通过严格的实验，弄清楚碳水化合物和胰岛素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③由于此类实验的最终目的在于准确找出诱发肥胖的环境因素，因此，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直接通过实验去寻找导致多余脂肪积聚的生理机制。但是，肥胖的产生过程往往需要数十年，人体在几个月中积累的脂肪量往往很少，很难检测得到。所以NuSI机构的研究人员逆向思考，打算第一步先通过减肥实验来检验不同假说，这样得出结论所需的时间就可以短很多。

④在整个实验期间，16名超重和肥胖的受试者将会受到“严格监控”，各种实验设备会精确检测他们摄入的热量，以及消耗的能量。在实验的第一阶段，受试者得到的食物类似当今美国人的日常饮食——由50%的碳水化合物、35%的脂肪以及15%的蛋白质构成。而在第二阶段，食物所含热量不会改变，但食物结构则会完全不同。调整后，饮食中碳水化合物所占的比重非常低——仅有5%，而且是肉类、鱼类、家禽类、蛋类、奶酪、动植物油以及绿色蔬菜中天然携带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的比重仍占热量摄入的15%。至于剩下80%的热量，则都由以上日常食物中所含的脂肪来补充。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实验的目的并不是测试上述饮食方式是否健康，是否可在日常生活中长期维持，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降低受试者体内的胰岛素水平。

⑤这个实验创造了非常理想的环境，可以很好地检验出哪一个肥胖假说是正确的。如果能量失衡假说成立，这些受试者在实验结束时体重将不会变化，因为他们摄入和消耗的热量始终会相互抵消。如此的话，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将从理论上被证明，肥胖确实和摄入的热量直接相关，不管热量是来自脂肪、碳水化合物还是蛋白质，效果是一样的。如果食物结构会影响脂肪积聚，那在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受限的情况下，受试者体重和脂肪量都会下降，这将是对激素假说的强力支持，说明在胰岛素的作用下，与脂肪或蛋白质相比，碳水化合物更易使人发胖。

材料一：

冠状病毒为单股正链RNA病毒，外膜有蘑菇状蛋白刺突，使病毒形如王冠状。冠状病毒科分α－CoV、β－CoV、γ－CoV和δ－CoV四个属，分别有7、7、2和3个种。动物宿主广泛，目前发现有蝙蝠、鼠类、鸟类、家禽和家畜。蝙蝠是最为重要的自然宿主，约35%所携带的病毒为冠状病毒，迄今至少从中鉴定了十几种新型冠状病毒。多数冠状病毒对人和动物有致病性。α和β冠状病毒主要引起人呼吸道感染以及哺乳类动物肠道、呼吸道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Ƴ和δ冠状病毒主要感染鸟类。10%～30%人普通病毒性感冒由CoV－229E、CoV－0C43、CoV－NL63和CoV－HKU1冠状病毒感染所致，但一般仅侵袭上呼吸道呈轻症感染。

（摘编自严杰等《2019－新型冠状病毒及其感染性肺炎》，《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2020年第1期）

材料二：

2019年12月中旬我国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出现病原不明的感染性肺炎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38℃发热、干咳、外周血白细胞计数低下或正常和淋巴细胞计数低下，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简称新冠肺炎，传染源疑为市场贩卖的竹鼠、獾、果子狸、蛇等野生动物。随后疫情迅速扩大和排散至全国，2020年1月9日病原体被确定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2020年1月12日世卫组织（WHO）将该病毒临时命名为“2019新型观状病毒”（2019－nCoV）。1月23日，武汉市被列为疫区并采取封锁措施，随后不少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陆续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30日，WHO宣布将2019－nCoV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3月份，全球疫情爆发，美国由于不力，成为疫情的“风暴眼”。

（摘编自时丹怡等《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与常见家养动物冠状病毒的同源性分析》，《江苏农业学报》，2020年第2期）

材料三：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我国最初出现的新冠肺炎患者大多有武汉贩卖野生动物的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因此高度怀疑竹鼠、獾、狸、蛇等野生动物可能是最初的传染源。最近资料显示，7例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中分离的2019－nCoV在全基因组水平上与一种蝙蝠CoV同源性高达96%，提示2019－nCoV最初很可能来自蝙蝠。疫情蔓延后，传染源主要是新冠肺炎患者、潜伏期和无症状2019－nCoV感染者。2019－nCoV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沾染有含病毒飞沫物品传播。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报道新冠肺炎患者粪便中可检出2019－nCoV核酸，提示该病毒通过粪一口途径感染消化道的可能性。我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区人群对2019－nCoV普遍易感。

（摘编自李太生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建议方案》，《协和医学杂志》2020年第2期）

材料四：

2019－nCoV的S棘突蛋白含SARS－CoV相似受体结合结构域，其受体是与SARS－CoV相同的细胞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男性ACE－2表达水平高于女性，可部分解释目前新冠肺炎患者男性多于女性的现象。

2019－nCoV主要侵犯肺泡上皮细胞，目前发现感染后病毒潜伏期是2～14天，一般3～7天。患者典型的临床表现为发热（≥38℃）、乏力、干咳，部分患者有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老年人以及有糖尿病、心血管等基础性疾病者感染后病情较重，儿童病情较轻。多数患者呈轻症过程，表现为低热、轻度乏力，但无肺炎表现。重症患者常在感染后一周出现呼吸困难，然后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血症休克等。多数患者预后良好，目前病死率约2%，多为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重症患者可低热甚至不发热，一些患者2019－nCoV感染后无明显症状和体征，RT－PCR连续检测2019－nCoV核酸阴性，但CT或X胸片显示病毒性肺炎样病变，故目前认为影像学检查极为重要。

（摘编自严丽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的识别和处理策略》，《新医学》2020年第3期）

宇宙是唯一的吗？

吴炎

20世纪70年代，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种假设，即我们的宇宙只不过是许多宇宙之一，它们都有着各自的物理学定律和错综复杂的结构，生命就在其中一切条件都恰好适宜的宇宙中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宇宙学中的某些理论则证明，这样的“平行宇宙”的确可能存在。近年来，英国科学家发现了另一个“宇宙”在我们的宇宙中遗留的痕迹，他们认为有可能证明了多元宇宙的存在。

“宇宙膨胀”产生更多宇宙？

科学家通过宇宙大爆炸遗留下来的辐射证实，宇宙曾经历过一个转瞬即逝的超高速扩张阶段，科学家将这个阶段称为“暴涨宇宙”模型。简单地说，就是宇宙在极其短的时间（远小于1秒）内，将其体积瞬间扩大，就像吹气球一样。而如果膨胀的速率稍微改变一点儿，那我们的宇宙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因此，许多科学家开始怀疑“暴涨宇宙”模型。他们提出，我们现在观测到的宇宙空间，更贴切的说法是类似一个泡沫，在宇宙之外还存在无数个泡沫，也就是说，存在无数个宇宙。所有的宇宙有着同样的或者说类似的机制进行各种限制，每个宇宙都经历了一次大爆炸，它们都是在大爆炸中诞生的，并且存在着相同的物理学定律。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宇宙都能“存活”下来，只要将大爆炸的“参数”进行细微的调整，各种宇宙就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了。

多元宇宙论的观点

支持“宇宙永恒膨胀论”的科学家认为，我们所在的宇宙只是多个更大宇宙中的其中之一，不管是我们的宇宙还是其他的宇宙都处于不停地膨胀当中，同时也有更多宇宙产生，此观点也被称为“多元宇宙论”。其他宇宙的特性与我们的存在差异，但与我们所处的宇宙共存。虽然“宇宙膨胀说”仍然没有切实的理论模型，但理论表明，的确可以有若干宇宙以不同的速率同时膨胀。在这个更为广大的“多元宇宙”中，我们的“宇宙”只不过是极渺小的一个单元罢了。其他的宇宙中可能无法产生银河系、恒星、行星和生命，甚至根本无法产生物质。然而我们所认为的必备条件也许并不唯一，同时修改若干常量或定律，组合得出的物理学定律体系与我们的条件大相径庭，但却可能营造同样宜于生存的和谐世界，甚至可以有生命在其中诞生。

另一个“宇宙”被发现的证据

英国科学家罗杰·彭罗斯称已经发现了宇宙大爆炸之前还存在另一个宇宙的证据。他在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研究中，发现了神秘的同心圆现象，可以认为宇宙诞生之前还有宇宙，并且提供了在前一个宇宙中所发生事件的痕迹。根据他的研究报告称，一共发现了12个同心圆辐射“印迹”，其中有5个圆具有特别的意义，分别对应着宇宙演化历史上5次大规模的事件。出现在星系团附近的神秘“圆环”的变化幅度在背景辐射上看却显得非常低。因此，研究人员似乎开始抛弃“暴涨宇宙”模型，“暴涨”理论认为宇宙诞生于一次大爆炸中，并在将来会继续膨胀直到一个临界点，这种宇宙模型不仅有开端，也有结束。这一发现并不是对大爆炸理论的否定，相反，它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大爆炸可能发生过很多次。科学家们解释说我们生活于一个“循环”的宇宙中——我们的宇宙终结，标志着一个“世代”的结束。但是它会立即引发一次大爆炸，从而产生一个新的“世代”，也就是一个新的宇宙，这样永恒循环。两位著名宇宙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斯泰恩哈特和牛津大学的尼尔·图洛克曾出版图书表示：“无论是时间还是宇宙都没有开始或者结束。宇宙进化过程是循环往复的，‘大爆炸’每一万亿年发生一次，每一次都伴随着新物质和新辐射的产生，并形成新的星系、恒星、行星以及生命。我们不过是最近一次循环的组成部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