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型病毒家族， 已知可引起感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 等较严重疾病。新型冠状病毒是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后常见体征有呼吸道症状、发热、咳嗽、气促和呼吸困难等。在较严重病例中，感染可导致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肾衰竭，甚至死亡。目前，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疾病没有特异治疗方法。但许多症状是可以处理的，因此需根据患者临床情况进行治疗。此外，对感染者的辅助护理可能非常有效。

（摘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速率为1.4-2.5， 远超SARS病毒， 但在病毒性致死方面要弱一些， 在可以人传人的病毒中， 我们熟知的SARS病毒的致死率为9.6%， 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的致死率为34.5%。

科学防治，既要有科学的认识，也要有科学的方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各个防控主体坚持科学的态度、采用科学的方法，坚持精准施策、做好协同配合。比如，救治感染患者，就要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将重症病例集中到综合力量强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教治。又如，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等工作，就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源头控制，对车站、机场、码头等重点场所，以及汽车、火车、飞机等密闭交通工具，采取通风、消毒、体温监测等必要措施。无论是个人、社区，还是政府部门，都应该讲究科学方法、注重精准施策，让各项防控举措更加有力、更加有效。

（摘自《科学防治，让各项举措更有力有效》）

材料三：

据新华社电，中国科研团队近日在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论文说，他们发现了两种可有效阻断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源单克隆抗体，有望用于抗新冠药物和疫苗的研发。研究人员从一名新冠康复患者的外周血单核细胞中分离出4种人源单克隆抗体。实验显示，这4种抗体对新型冠状病毒均有中和能力。其中两种抗体能够阻断新冠病毒感染，具有进一步被开发成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药物的潜力。

由北京大学领衔的科研团队17日在美国《细胞》杂志在线发表论文介绍，他们利用高通量单细胞测序技术，从新冠肺炎康复期患者血浆中成功筛选出多个高活性中和抗体。动物实验证明，这些抗体有望用于新冠治疗药物研发和短期预防。

（摘自《新冠治疗药物研发   两中国团队有进展》）

材料一：

青少年民法典教育是指通过学习民法典，掌握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树立尊崇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识，培养运用法律保护合法利益的能力，从而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坚持做好青少年民法典教育，体现为以下三方面要求：

一是青少年民事法律知识体系要依照民法典展开。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公民的民事权利宣言书和保障书。如果说宪法把限制公权力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民法典则把保护公民私权利展现得尽善尽美。公民一切民事活动，大到签订合同、设立公司，小到缴纳物业费、办理离婚，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加强青少年法律意识培育，需要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切身利益，切实遵循民法典设立的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法律规范，并依照青少年不同年齢阶段的诉求和民法典的内在逻辑性，科学设立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方法，构建青少年民事法律教育层层递进、有效衔接的知识体系。

二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价值追求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从立法目的、原则到具体规则，都充分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民法典第一条指出：“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民法典提出民事主体平等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绿色原则，增加了见义勇为免责制度、小区共有场所收入归业主及业主居住权制度、保护胎儿制度、离婚冷静期制度、保护个人信息制度等等，充分体现了全方位、多层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青少年法治教育要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事法律制度，积极将这些法律制度转换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进而形成自觉的法律行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少年社会行为实践中生根开花结果。

三是青少年民法典教育要更加注重大中小学校一体化与校内、校外协同化建设。民法典汇集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民事法律实践，吸收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优秀法律文化和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涵盖范围广泛，内容博大精深。因此，需要进行持续、长久的浸润和学习，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消化，进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基于此，扎实做好青少年民事法律教育，一方面要强化大中小学校法制教育一体化建设，即根据民法典的内容和青少年成长阶段特点进行统筹安排、全面推进；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时代特征进一步营造法律教育的整体环境和氛围，在依托法制理论课这一主渠道和法制教育专职力量的同时，辅之以加强学校与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协同合作，更加有效促进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养成。

（摘编自张振芝、张莹惠《推进青少年民法典教育的基本要求与思路》）

材料二：

新学期第一周，身兼北京二中法治副校长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走上北京二中讲台，为师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讲课中，张军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聚焦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从中学生熟知的人和事讲起，从“民法典是一部百科全书，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法典是一部护身宝典，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权利义务”“民法典是一部共同约定，凝聚起保护未成年人的共同责任”等三个方面为师生们进行了详细讲解。

“民法典引导人们坚守公平正义。老人倒地扶不扶？民法典告诉你，要扶！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典对姓名权作出新规定，跟谁姓也有了更大的空间。第1015条规定，除随父母的姓外，还可以选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比如奶奶或姥姥的姓。如果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长大的，也可以选抚养人的姓氏。最后，还规定起名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都是允许的。这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公民姓名权的保障和法治的进步。”

“生活中，同学们用手机上网时，是不是下载了很多APP？同学们想过没有？这些APP给我们带来很大便利的同时，也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了很大隐患和挑战。一旦这些信息被泄露，后果难以想象。民法典第1034条规定，我们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都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课后，高一学生陈庭轩感触颇深，法治课上的一个个小案例，让她知道民法典与每一个未成年人的成长保护息息相关，需要大家共同拥护。高三学生肖政谕说，能切实感受到法治发展与时俱进。

（摘编自李澈《民法典怎样保护“少年的你”》）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世界主要航天国家均推出了新一代运载火箭，进入太空的需求与能力与日俱增。美国的“宇宙神”-5、“德尔塔”-4，“猎鹰重型”火箭，欧洲的“阿里亚娜”-5火箭，都是这一赛道的“重量级选手”。

为缩小与世界的差距、满足未来航天需求、获取市场份额，中国在2000年前后将新型火箭的论证工作提上日程。2006年，国家正式立项研制”长征五号”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经过10年攻坚，“长征五号”于2016年实现首飞，预计长征五号乙在2020年实现首飞。然而，在“长征五号”第二次发射任务中，我们经历了至暗时刻。

“航天归零”——中国航天人应对众多复杂困难和挑战的法宝之一即“从头开始、重新再来”。在归零过程中，“胖五”研制团队认真总结“遥一”、“遥二”运载火箭飞行试脸情况，深入分析潜在技术安全风险和任务实施风险。建立“故障树”，对50多个可能造成推力下降的事件进行了逐一排查，最终确认了故障的重大可能原因。此后，根据故障调查的结论，对芯一级氢氧发动机进行了设计改进，从结构、材料和工艺等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提高了对飞行环境的适应性。从“长征五号”第二发失利到第三发成功，累计进行了40余次、15000余秒关键技术试脸，总计超过20000余次各种地面试脸，只为磨砺出一枚更强壮、更健康的“胖五”。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胖五”问天记》2019年12月28日）

材料二：

似一条嘴火的巨龙，长征五号“遥三”这载火箭（又称“胖五”）腾空而起，冲向浩瀚的太空，成功将实践二十号卫里送入预定轨道。“长五”划过天际的光芒，是航天精神在熠熠生辉。

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进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

为国担当是航天精神的价值核心。2016年11月3日，“长五”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实现了全新跨越，运载能力挤身世界前列。2017年7月2日，“长五遥二”发射失败，航天人收起所有的遗憾、失落和不甘，因为他们深知，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中国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失利面前必须迎难而上，因为这是国家所需。

协同攻关是航天精神的重要载体。“长五”工程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生动实践。它是我国运载火箭的升级换代工程，技术跨度大、复杂程度高。十余年间，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会同工程任务指挥各成员单位、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军队相关部门，上千家单位、教万航天人万众一心，攻充了一个个往术难关，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我国航天运载能力的跨越。

未来，“长五”会将中国的月球探测器、火星探测器、载人空间站进入太空。我们相信，航天精神将引领我们踏上更加壮阔的征程，奔向更加璀璨的未来。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9年12月30日）

材料三：

2019年12月27日20时45分10秒526毫秒，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是我国运载火箭升级换代的重要工程。作为我国首型大推力无毒无污染液体火箭，火箭采用全新5米芯级直径箭体结构。捆绑4个3.35米直径助推器，总长57米，起飞重量约870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25吨级，地球同步转移轨道14吨级，地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8吨级，整体性能和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次发射任务，中国电科为实践二十号卫星特制了一套超高能的电源系统——量身打造的太阳电池阵＋特别研发的锂离子蓄电池组。这次首次应用的全新太阳电池阵，好比一双高能“翅膀”，它面积大，比功率高，设计寿命长，是我国在高轨道首次应用半刚性太阳电池阵，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应用的全新锂离子电池组，大幅减轻重量达到25%，是当前国内卫星应用比能量最高、设计寿命最长的空间储能电源产品。

除此之外，为了将“长五”火箭和实践二十号卫星安全护送到预定轨道，中国电科还为它们配备一条安全的“风筝线”，即测拉通信系统。它负责控制飞行器在各飞行阶段的轨道测量、遥测、遥控和图像传输等工作。

作为中国现役运力最强的火箭，“长五遥三”重任在肩。这枚采用超过200项核心关键新技术、新技术比例几乎达100％的火箭，未来将承担一系列中国重大发针任务。

（摘编自新华网《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背后的科技力量》2019年12月31日）

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Franchise（连锁化）。

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销关系的维护，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020、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特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 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

材料一

2019年6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

“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它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雒树刚说。

报告显示，宣传文化部门通过市场准入、资格认定、加强监管等方式，引导和推动文化企业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重视市场机制、市场需求，但不搞唯票房、唯发行量、唯收视率、唯流量。

同时，会议制定实施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完善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健全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机制。

(摘编自《文旅部：不搞唯票房、唯发行量、唯收视率、唯流量》）

材料二

(摘编自《2017年全国各地文化产业发展概览》）

材料三

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谈到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高质量文化供给不足”等问题，有的企业甚至一味迎合市场、制造文化垃圾。

雒树刚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国际影响力明显扩大，我国文化产业迎来了加快发展的黄金期。我国文化产业总量规模稳步增长，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市场主体持续发展壮大，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加优质丰富，人民群众文化消费日趋活跃，重点文化产业门类均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

不过，高质量文化供给不足。雒树刚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文化供给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目前文化产业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适应，低端供给过剩与中高端供给不足并存，文化产品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精品力作还比较少，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抑制了文化消费。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难度较大，有的企业甚至一味迎合市场、制造文化垃圾，亟须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为高质量文化供给主体提供坚定支持，不断优化供给结构”。

雒树刚表示，与美国、韩国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及影响存在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西部省（区、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文化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发展时间较短，基础还较为薄弱，正处于从政策推动到市场驱动的动力转换过程之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此外，文化产业发展还存在文化企业实力偏弱、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雒树刚说，文化企业大多是轻资产企业，高度依赖创新创意，普遍面临盈利模式不稳定、生命周期短、可持续发展难度大等突出问题；随着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部分传统文化业态、服务形态以及文化企业还不能适应科技发展和时代要求，转型比较缓慢，生存面临严峻挑战；文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还较弱，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摘编自《雒树刚谈文化产业发展：高质量文化供给不足》）

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