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摘编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但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用他那一贯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更加生动形象地阐明了这个深刻的道理，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讲，毛泽东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换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观点的坚持和发展。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飞跃。也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指导新的感性认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世界改造成人化的世界，再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只是每一循环都到了更高的认识阶段。关于这一思想，其实毛泽东早在1937年所著《实践论》中已有阐述。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重新强调并加以丰富和发展，语言更加通俗易懂，更具有时代色彩，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提出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能动性和革命性。“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是一个认识论命题。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否定物质的第一性原理，他不仅坚持了一般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而且更重要的是坚持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物质和精神两者能够互相转化，但物质决定精神是第一位的，思想需要物质作载体才能转化，转化是有条件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

其次，明确指出在人的思想认识的两次飞跃中，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更具有伟大意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相当于突出强调了真理检验标准的重大命题，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思想。他指出：“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另外，强调了形成一种正确思想认识的过程的复杂性。早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在考察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后，就已经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着重对正确认识得以形成的规律和过程的复杂性作了说明。他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说明人们要想得到正确的思想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的，是要经过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发展路径的。换句话说，永远也不会自动生成一开始就完全正确的思想。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实践没有止境，认识也没有止境。

（摘编自李斌《掌握辩证唯物论以便“少犯错误”——重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一

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印章是公元前三千多年出现在古巴比伦的滚筒式图案印章。滚筒印章是在陶制圆柱体表面雕刻图案，然后通过滚动在湿润的陶泥制品上形成连绵不断的图像作为装饰。这种印章及用法后来在许多地区和民族中逐渐传播。相比之下，中国的印章则是在一个平面上镌刻文字或图形，然后用钤压的方式在各种物体表面留下印迹，从而达到昭示取信的作用。可以说，印章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产物。中国的印章从镌刻内容、形制规范、使用方法到功能作用，都具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和价值。

各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与特定民族的生存环境及生活内容紧密相关。在中华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印章及篆刻艺术集中反映了先民们从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的聪明才智。

中国的印章最初也是用在制陶工艺方面。古人在陶制的印面上雕刻花纹，先在湿润的泥坯上钤盖出印记，然后烧制成陶器。这类原始陶印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次出土。进入青铜时代后，印章的材质也转变为铜制。现存最早的铜制印章，是相传出土于殷墟（今河南安阳）的三枚商代铜印，印面是图案和文字（或族徽）相结合。尽管学术界对这三枚商代铜印的性质及用途尚有争论，但结合考古工作在安阳殷墟发现有商代陶器残片上的文字印痕，以及在陕西扶风发现的西周铜制图案印章来看，中国的印章产生于商代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早期印章上镌刻的都是图案花纹或族徽（民族标志），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特点相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商业活动的发展，社会上对于权力和质证取信的需求不断扩大，由此，刻有官职名称或人物姓名的文字印章已经普遍使用。后世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章称为“古玺”。

古玺在文字的运用、印章制作的形式及使用的方法等方面已经十分成熟，呈现出显著的规律性，从而为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印章艺术的传承演变奠定了基础。

从战国到魏晋南北朝，中国的印章一直保持着高度成熟和繁盛的发展态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印章制度严格规范。从战国古玺开始，国家政权对于各级官府所用的印章从名称、文字到形式有严格的规定。这一措施，充分体现了国家政权的管理力度以及印章作为权力信物的权威性；其次，各个时期官私印章所采用的文字都是当时的通行标准字体，从先秦到魏晋，汉字形体产生很大变化，然而由于各个时期印章用字的规范，不仅保证了印章制度的连续性，也使后人通过文字特征可以清楚了解印章历史的演变脉络；此外，印章材质和制作技巧的多样性，使印章在作为昭权取信的同时，更增添了巧施匠心和赏心悦目的艺术价值。

材料二

唐宋以后，官方和规范的制约下，逐渐趋于整齐僵化。与此同时，作为文化艺术的主体，文人士大夫开始关注并参与到印章的创作活动中，使这门从前主要是由工匠承担的技艺，加入了人文意味， 由此，中国印章艺术实现了一次完美的升华——演变为一门中国文化特有的篆刻艺术。

随着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等一批杰出的文人艺术家在印章设计制作上的参与，艺术家所特有的形式敏感与奇思妙想在印章领域得到充分发挥，印章艺术因此进入另一个全新而奇妙的境界。此后的篆刻，已不再局限于镌刻官职、姓名来昭示身份与权力，而是通过姓名、字号、斋馆名称、成语警句乃至诗词篇章等内容来表达情趣志向。篆刻艺术使印章超越实用的功能，成为文人艺术家表达审美追求的重要而独特的方式。

自从元代王冕首创以叶腊石镌刻印章以后，文人艺术家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不仅自己挑选内容、设计文字及布局，更动手操刀刻石，独立完成每方印章。这一转变为篆刻艺术家自主表达审美理想提供了可能，而文人篆刻家在实践过程中，也充分利用刀与石碰撞所产生的奇妙效果，提炼并强化这些效果的审美价值及内涵。明清时期，众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都在篆刻艺术上倾注心血，其中包含他们的学识修养——对汉字形体特别是篆书字体的研究和理解，包含他们的兴趣爱好——对古代文物的喜好模仿，同时也包含他们的经验技巧——对印面布局的设计以及各种刀法效果的掌握。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篆刻艺术迅速走向独立成熟并孕育出异彩纷呈的不同流派风格。

纵观从实用印章到篆刻艺术的演变发展，可以看出，篆刻印章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首先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和支撑。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浑厚的学术思想，为实用性的官私印章赋予了等级秩序、灵活变通、精美制作以及崇敬文字等一系列丰富内涵。而这些都是印章篆刻成为艺术的文化支撑所在。中国的文化历经数千年传承不断，汉字的使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在汉字文化的延续和演变中，印章所起的作用更是相当显著，不可小觑。

与书法一样，篆刻也是以汉字形体作为表现对象的艺术。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但只有中国人将实用的文字书写升华为艺术活动；同样，世界上很多民族都使用印章，但也只有中国人将实用印章转化为篆刻艺术。其中的奥秘，除了汉字形体本身具有的象形——表意特征的天然优势外，还在于中国人特别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体会、发现和提炼艺术价值。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往往能够在日常行为中贯注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与认识，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审美追求。应该说，这是一种高明、和谐、自然的智慧，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宝贵贡献。

材料一

唐代绘画为诗歌开辟了道路，找寻了方向。根据史料记载，唐代的著名诗人几乎人人都有题画之作。

唐诗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绘画美。王维便是这一绘画美的创建者，他开创了诗歌美学的新纪元。绘画作为再现性艺术的一种，在描绘外在事物的同时也要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主题思想，所以它是以描写对象为基础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山水画中，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普遍具有一种模糊性、一致性，但王维却通过这种绘画的方式，创造出一首首佳作。他的诗使山水画所要表达的画外之意更加明确，而不是纯粹地用语言诉说情感；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事物也如同画一般，形象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题画诗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人画的发展，因为题画诗中很大一部分是文人们对绘画的一种品评。唐代的文人墨客以诗的形式介入绘画中，形成一些固有的美学观点与文人情趣，并在一定程度上灌输给画家们。唐代王维的水墨山水画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审美思想的渗透。题画诗的出现，使绘画的整体构图样式也发生着相应的改变，并且慢慢地促成了文人画的形成与发展。

（摘编自《今传媒》，2017年第4期）

材料二

初唐的题画诗既有用词的华丽和色彩鲜明，又有如陈子昂一般的刚健明朗，整个题画诗的风格呈现出一种灿烂美。陈子昂要求诗歌能反映社会现实，抒发真实的情感；摆脱六朝以来绮靡的纤巧作风，具有“汉魏风骨”，建立明朗刚健的风格。其题画诗也不例外。他的《山水粉图》“山图之白云兮，若巫山之高丘。纷群翠之鸿溶，又似蓬瀛海水之周流。信夫人之好道，爱云山以幽求”是一首反映自然山水的题画诗，表现了向往自然的空灵境界，整首诗透露着对现实的不满。在其情感真实支配下产生了艺术真实，一种明朗、宏大的意境应运而生。

盛唐的诗歌创作“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并形成不同的风格群体，创造出各种诗歌之美，题画诗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由于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题画诗创作诗人，杜甫、李白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唐代的诗人中，杜甫的题画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是出类拔萃的，现存《杜工部集》中有18首，都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杜甫的《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日临公馆静，画满地图雄。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兴与烟霞会，清樽幸不空”只是运用意象的组接和画面的空间变化，就创造出含蓄隽永的审美意蕴，并没有直接的抒情和议论，而是用“星桥”“松州”“雪岭”“吴蜀”等地名的并置，突出表现画面中的深远空间感。通过对画面进行具体描绘，再现画面所形成的意境，物我相生，即景生情，给人以美的享受。

盛唐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到了顶点，而诗人的创作肯定受到了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也抓住了这一机会来描绘盛唐的壮美。例如杜甫题画诗《画鹰》有云：“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㧐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这首杰出的题画诗，前写鹰，后寓意。可以看出作者是以题诗为手段，以寓意为目的，把对画中之物的再现和主观情感的抒发巧妙结合，使诗达到了物我相融的审美境界。在诗里，鹰就是诗人的化身，表现了诗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又诠释了中国古代“气韵生动”的美学命题。

盛唐过后的唐代开始走向衰败。中晚唐时期在题画诗领域有较大成就的诗人当数白居易，他的《题旧写真图》“我昔三十六，写貌在丹青。我今四十六，衰悴卧江城。岂比十年老，曾与众苦并”，用画的形式，再借助诗的写实手法，来表达自己仕途的失意，透出了一股淡淡的真实美。

（摘编自《文学与艺术》，2010年第2期）

材料三

从题画诗人来看，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和刘商为后人树立了三个典范。

杜甫的典范意义在于他的题画诗数量在唐人中最多，有助于题画风尚的形成。杜甫以前已有题画诗，但杜甫作为题画诗的典范，在艺术风范上独标高格，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却是毫无疑义的。宋顾乐在《梦晓楼随笔》中认为，六朝以来题画诗很罕见，杜甫的题画诗直接影响了苏轼、黄庭坚等宋代题画诗人。

白居易的典范意义在于他题写真画的诗最多，13首题画诗中有写真题画诗5首。

刘商所写的6首题画诗中有5首是自画自题的。自画自题的题画诗有助于诗画的深层融合，有利于题画诗的进步，对宋代开始出现的文人画创作风气及绘画与书法的结合都有启发作用。

[摘编自《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