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

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了人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超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无数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也借助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更血肉相连的纽带。

（摘编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看到《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地，《浮士德》中浮士德返老还童。除了这些高雅的严肃文学外，还有近来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浓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悖论。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会根据审美规律以及表达需要对客体进行干预。生活逻辑是对生活真实性的高度遵循，但艺术逻辑恰好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根据读者受众的阅读期待以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这正是艺术逻辑的灵活之处。内容的想象性与形式的艺术性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属性，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野。

艺术逻辑虽然是以超越生活逻辑的方式把握实际生活的本质规律，但它最终还是达到了对生活逻辑的遵循。虽然杜丽娘死而复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她向往婚恋自由、争取人格独立的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勇敢正义、忠诚聪敏的气质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宝玉衔玉出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反抗封建礼教的人格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这些变形的、超现实的形象和结构所表达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从总体上说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在超越生活逻辑的更高层次上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艺术是“真实”的，是作者在丰富的、夸张的表现形式下内蕴的“真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样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形式，能看到多样态形式下，那深层次的真实逻辑。

（摘编自刘江玲《浅谈文学的“真实”》）

材料三：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

自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教鹤然《“文学真实”的维度》）

材料一：

2018年北美国际汽车展1月15〜28日在美国汽车城底特律举办。这是2018年首个国际顶级车展，吸引了全球众多业内人士和新闻媒体的关注。

车展期间，位于主展厅、占地1200平方米的广汽传祺展台，观众络绎不绝。作为中国成长最快的汽车品牌，广汽传祺携旗下全系明星车型参加本届车展，并在现场举办新闻发布会，同时发布两款全新车型。国外许多业内人士都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巨大进步由衷赞叹。

在发布会上，广汽集团总经理、广汽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兴亚宣布，广汽传祺将于 2019年下半年正式进入美国市场，并为此在产品、人才、机构设置等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

冯兴亚表示，3年前广汽集团就开始了进军美国的计划，充分研究进军美国汽车市场面临的技术问题、标准问题，以及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2017年，广汽集团在硅谷建立起北美研发中心，在美国硅谷、底特律和波士顿举办了3场海外人才招聘活动。为了更好地服务全球消费者,2018年广汽传祺将面向全球发布全新品牌战略，并正式进行英文品牌名称更新。

（选自《环球》杂志2018年第3期）

材料二：

中国汽车自主品牌2月销量排名

（摘自2018年3月18日易车网）

材料三：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汽车市场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终端市场格局发生分化，市场竞争由“共享做大蛋糕”为主进入“争食存量蛋糕”为主的阶段，优胜劣汰是这一新阶段最为明显的特征。 同时，中国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洗礼，产业链日益成熟，无论是整车制造还是零部件领域，都存在较多技术优异、经营较好、渠道稳定的优质资产，而受全球汽车产业低速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欧美汽车资产亦进入中国汽车产业的视野，中国汽车产业兼并重组浪潮将更加频繁。

（摘自2018年1月4日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四：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的市场份额为40%左右，利润不到5%。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长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新看来，党的十九大以后，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选择。

“提升自主品牌汽车创新能力是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根本。”李建新认为，国家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制定鼓励企业创新的配套政策和资金支持的相关政策。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自身要加大投入，政府也应建立和完善鼓励自主品牌汽车创新的政策，鼓励自主品牌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创新开发。

他建议国家给予相关配套资金支持，并通过合作创新开发，引导形成汽车行业合作研发的创新机制，促进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真正掌握核心技术，提升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研发能力和生产工艺水平，包括智能网联、安全、环保节能等方面。

同时，汽车产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支柱产业，国家要加大自主品牌占公务用车比例，真正让自主品牌车型成为政府公务车采购的主要产品，并通过政府的带头引领作用，鼓励和倡导民众选购自主品牌汽车。

（摘自2018年03月16日国资委网站）

材料一：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第三次网瘾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中，网瘾青少年约占14.1%，人数约为2404.2万；在城市非网瘾青少年中，约有12.7%的青少年有网瘾倾向，人数约为1858.5万。网游成瘾者显示出种种被网游加害的人生。重者，导致青少年自杀，他杀、自残、严重损害健康甚至毁掉生命（过度游戏导致多动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脑卒中死亡）；轻者，导致青少年走向暴力化，失能化（不能应对现实世界），从而被边缘化。

如何应对游戏成瘾问题﹖一方面，我国卫生部门需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游戏成瘾这一新疾病的诊断标准，根据国内情况进行更多的研究，包括生活研究和临床研究，以推进国民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认识；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来矫正游戏成瘾，包括心理，教育，亲情和行为方式，毕竟游戏成瘾是一种非常复杂和顽固的社会心理问题，不是只有依靠医学一种方式才能治愈。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二：从游戏本身的设计来看，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有关专家指出，游戏中正面反馈的周期较短，而现实中正面反馈的周期较长。人之所以会重复一个行为，是因为在这一行为之下，内心会有一种获得感，也就是“阳性强化”。在游戏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一个奖励，游戏者很容易在这种一个接一个的奖励体验下沉浸其中。

以前段时间最为流行的一款手机游戏为例，游戏者每击杀对方控制的角色一次，都会获得大量金钱和经验值，这些金钱和经验值可以用来购买装备提升等级，从而让自己控制的角色更为强大，通过不断击杀对方角色，自己的角色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强大，当双方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可以轻易地摧毁敌方基地，从而取得胜利。

在这个过程中，击杀敌方角色获得经验、金钱，可以视为第一次正面反馈；通过购买装备提升等级，可以视为第二次正面反馈；装备和等级的提升，又可以为下一次击杀对方角色奠定基础，这样很容易形成正面反馈的循环，最终在摧毁敌方主基地的时候，正面反馈臻至最大化，带来最大程度的心理满足。

即使是一局游戏结束之后，反馈机制仍然存在，赢了，会提升段位，进一步巩固游戏者的心理满足感；输了，会跌落段位，通过游戏者不服输的心态让其再开始一局游戏，以弥补自己对正面反馈的需求。

（摘编自赵丰、李轶群《记者调查游戏成瘾问题，虚拟空间诱生“虚拟人格”》，《大众日报》2018年6月）

材料三：世界卫生组织（WHO）18日发布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游戏障碍”（即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被列为疾病。消息甫出，就引发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有些家长为了强制孩子戒除“网瘾”，不惜将孩子送去接受杨永信的“网瘾电击疗法”，或者送去豫章学院接受暴力体罚，很多孩子因此留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可见，将游戏成瘾列为疾病，将进一步引发诸多家长对孩子沉迷游戏的焦虑，从而诱发更多不科学惩戒机构的盛行。

当“网瘾”还未被正式列入精神类疾病的时候，仅仅因为一些家长的焦虑和恐慌，以及一些不负责任的培训机构的宣传，许多儿童就被强制剥夺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事后，许多相关责任人并未受到法律处罚，那些期望通过强制惩戒改变儿童行为的家长也未能调整自己的认知。

英国心理学会发言人钱德拉·萨克塞纳认为，玩游戏的人中，仅少数会发展到“游戏障碍”所定义的程度，把它列入《国际疾病分类》可能会引发家长不必要的忧虑。

如今，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些不必要的忧虑。他们忽略世卫组织对于精神疾病的定义和初衷，忽视对精神疾病患者权利的尊重，而更加迫切地去拥抱那些错误的戒除办法。

如果真的希望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正确做法是引导他们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培养更全面健康的生活兴趣，而不是一味地迷信暴力可以改变一切。越是不健康的引导方式，越是会强化儿童通过游戏来逃避现实，从而变成恶性循环。

将游戏障碍列为疾病，需要全社会关注精神卫生，而不是变成杨永信和豫章学院们敛财的由头。

（摘编自姚遥《游戏成瘾列为疾病：警惕杨永信们重新抬头》，《新京报》2018年6月21日）

材料一：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之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是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视角进行高度概括的，然而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究竟是怎么打破的？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细说下去。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苦苦地探寻。

我们知道，小说故事的元素是人物、情节、线索等，但如何组合，也就是结构方式，这才是创造，才能显示作家的天才。曹雪芹正是在《红楼梦》叙事结构的组合方式这一点，打破了传统。

传统叙事的经典作品《三国演义》和《水浒》，其时空表现形态虽各自不同，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叙事原则：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是一致的，文本形成的以主要的人物和主要的事件为枢纽来挽结和创建整体的时空结构，就是故事的时空结构。所以人们习惯分析叙事的结构方式时常常集中在时间链条上，提炼出叙事的主线和副线，形成传统线性的单一的结构方式和思维方式。

《红楼梦》追求时间艺术的空间化，打破了传统线性单一的结构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历史、现实和梦幻混合、交织、重组，小说人物任意穿行在时间的隧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构成的立体时间体系中来来往往。“现在”不是折射过去的记忆，便是投影未来的图象，有时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幻想，并在物理时间、心理时间、梦幻时间和神话时间里进进出出。“传统”在被打破，也体现出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即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分离，创造了小说时间艺术的多维空间形式。这是我们过去认识不到的层面，也正是《红楼梦》叙事“新变”的内涵。

（摘编自郑铁生《〈红楼梦〉的故事是怎样讲的》）

材料二：

东晋一朝和明清两代，江南文化颇具特色，为《红楼梦》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

第三十七回写探春发帖倡议在大观园办诗社，其中有这样几句：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

这里引用前朝四个典故，如慧远组织莲社、谢安东山雅会、王子猷雪夜访戴、杜甫迎客扫花，除唐代杜甫外，其余三个均出自东晋，一个发生在东晋的庐山，两个则发生在东晋的江南，因其知名度甚高，所以在探春发出的帖子中，成了大观园中的人文化追求的效仿或竞争的一种标杆。

当然，从女性角度说，东晋时期江南谢道韫少儿时代咏絮显露的才情也自然会影响红楼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这不但在“金陵十二钗”判词中，直接用“堪怜咏絮才”来暗示林黛玉的才情，而且，元妃省亲时让宝玉写诗，宝玉反应迟钝，还是林黛玉帮宝玉代写了一首《杏帘在望》，得到元妃赞赏，也让人想起谢道韫在发现小叔子王献之与客人议论时理屈词穷，就隔着帷幕代王献之重新论辩，终于扭转局势，所谓“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而后来，林黛玉与史湘云联句时的那种自信，林黛玉和薛宝钗同咏柳絮词的夺人眼球，似乎把围绕着的谢道韫女性才情，进一步发扬光大了。

再看明清，就群体论，明清时代的诗社，特别是女性诗社的出现，是不同于晋代的一个江南文化重要特色，如清代康熙年间在江南杭州成立的“蕉园诗社”和乾隆年间苏州成立的“清溪吟社”等，给《红楼梦》描写女性创作群体提供了基本的现实依托，而《红楼梦》的这种创作又反过来激励启发了后续的江南女性创作，挑战了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

就个人言，《红楼梦》多次提及明四家唐寅、仇英等人的绘画。特别是苏州才子唐寅，在小说中，如草蛇灰线般若隐若现，对小说不同人物的个性塑造、言行刻画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不少学者指出，林黛玉的《葬花吟》与唐寅的《花下酌酒歌》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 唐寅在生活中也有哭花、葬花之举动。

总之，一种由晋代开启的江南性情文化传统，在明代得到。发挥，并在清代《红楼梦》中体现出集大成的意义。

（摘编自詹丹《一部〈红楼梦〉，是江南性情文化传统之大成》，有删改）

材料一：

所谓文化，通常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系统。而文化自信则是指一个民族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积极肯定、自觉珍惜而形成的一种对其坚守、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取向。文化自信就其内涵而言，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二是作为这种文化类型的文化主体的文化性格。这就是说，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类型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主体的担当性格的有机统一。

当然，作为统一的中华文化，它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同一种文化类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合规律性发展的文化之链，但是它又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客体与主体的不同方面、不同内容和不同性质的区分。因此，我们要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就必须对这一概念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整体把握和理性对待。否则，就可能在所谓文化自信、繁荣文化的旗号下造成混乱。

那么，继承与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不能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呢？这涉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它自身的文化特质问题。事实上，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质就是“自信”，它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信精神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它最初萌生时的神话传说中，就是以自信、自强为精神特质的。人们所熟悉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等，不就充满了一种发奋而自信的精神吗？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精神理性化、理论化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荀子则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这些不正充满了一种一往无前的担当而自信的精神吗？宋儒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清时期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无不是充满了一种无畏而自信的精神。

如果说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我们的着眼点要放在坚定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上，那么它的落脚点和目标指向就应该放在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上。人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创造者。离开了作为主体的人，就无所谓文化，而任何优秀的文化也只能是海市蜃楼。因此，培养和造就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才是我们要着实下功夫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唐凯麟《如何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

材料二：

伴随着经典琵琶古曲《阳春白雪》的响起，中央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家于源春的音乐课开始了。虽然课堂现场没有学生，但在直播平台的另一边，却是湖南、贵州、山西、陕西、甘肃、河北、黑龙江、广西、云南等9个省区22所学校的孩子们。

这堂音乐课是“给乡村孩子的最美传统文化课”大型扶贫公益活动中的一场。据悉，活动将邀请包括书法、民乐等各领域的专家，打造一系列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直播课程。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让乡村里的孩子们也能体验艺术之美，是当下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美育的难点所在。国务院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推进边远贫困地区小学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支持和辅导教师用好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将优质美育资源输送到偏远农村学校。

在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上好传统文化课，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师资问题。在传统授课上，应继续推进特岗教师计划，同时鼓励文艺工作者开展课外辅导；在网络授课上，要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发更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高质量的传统文化教育。

（摘编自《农村娃，上堂传统文化直播课》）

材料三：

当前，外来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给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了一定压力。一直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没有明确界定范围，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解释不够清晰。同时，对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解读不够，这使得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出现割裂现象。并且，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社会参与度不高，多是由政府实施的传统文化“包办传承”。而社会各界参与文化传承的意愿不强，参与文化传承的渠道不够通畅，文化传承成了政府的自拉自唱，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同时，政府传承方式较为单一，无法引起公众兴趣，也不能形成有效对接，使得传播效率受到影响；或者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片面地将文化传承当成一种宣传方式，将人民群众当成被动接受和训导的对象，这也使得传播受到影响。而当前的传播手段主要是纸媒，网络上应用较少，这也从侧面抑制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摘编自《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更好传承》）

材料四：

怎样才能让文物活起来？专家坦言，要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利用好文化遗产；要让人民群众零门槛、无障碍地接触到文化遗产；要推出更多的精品展览，满足人民群众的鉴赏需求。在文物之外，文化遗产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主要有赖于艺人代代传承。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除了需要孕育和培养“工匠”和“土壤”，如何让其焕发新生同样不可忽视。中国文联副主席潘鲁生提议，要将传统文化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实施“手艺农村”计划，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不少专家学者也指出，传统文化的复兴应当有所扬弃，须承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霞认为，不能盲目“复古”“泥古”，要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摘编自《关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两会上这些声音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