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因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因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琉波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因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美国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如何应对校园欺凌）

材料一:

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简称世遗大会)对35项世界遗产申请进行了审议，其中包指文化遗产27项，自然遗产7项，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1项。经过投票表决，21项申请获得批准，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世界遗产地总数达1073处，包括814处文化遗产、224处自然遗产以及35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遍布世界167个国家。本届世界遗产大会还审议了18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的保护状况和30项已到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遗产的保护状况。中国青海的可可西里和福建鼓浪屿在本届大会上申遗成功，使得中国拥有世界遗产数达到52处。此外，武夷山边界调整项目也获得大会审议通过，1990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武夷山的范围扩大到江西铅山，这进一步加强了武夷山自然价值的完整性，同时更进一步推动对该遗产地的保护工作。

(摘编自李增伟(为世界遗产提供最佳保护》，201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对自然和文化遗产造成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遗产中心2017年度报告现场演示材料翻译)

材料三：

目前，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重申报、轻管理“现象，申遗时高度集中柱会资源投入保护展示，或功后重心转向商业开发忽视后续保护，对世界遗产造成安全威胁甚至破坏。丽江古城多次发生火灾事故，清东陵和明十三陵文物连续被盗，暴露出对世界遗产可持续保护认识的模糊和短视。

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名列前茅，与我国遗产资源大国地位相匹配，但要达到世界一流的保护管理水平绝非易事，我们在道产保护、规建设、文物安全、能力建设等方面尚有很大提升空间。

连年成功意味着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一方面，我们要切实坚定文化自信，认真履行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在全面加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中，创新中国经验，创造中国奇迹，不断增强中国话语权和国家文化较实力。另一方面，要发挥自身优势，通过遗产保护援助，联合考古发掘、人才培养合作、技术交流互鉴等方式，加强与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支持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世界遗产梦。

(摘编自刘玉珠《申遗成功担子更重)，201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文化作为一个地方的灵魂，体现了这个地方的精神品格与独特魅力。下一步，厦门市将让鼓浪屿文化氛围，向下扎根、向上升华。与此同时，管委会还将进一步优化旅游环境，改善社区设施，提升全岛生活和旅游品质，让广大市民和中外游客共享鼓浪屿保护发展成果，也进一步激发更多民众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发动更多的志愿者参与文化宣传，让鼓浪这颗唯的文化明珠更加熠熠生辉。

诗人舒婷客居异国时还引颈远眺，怀念“洁净无尘的岛屿、盛在翠玉波纹果盘，发出鲜柠檬香味”。她把鼓浪屿视为自己的生命之源，“鼓浪屿已经把我牢牢系在她的衣角上，她甩我不掉，我离她不行”。

如果说此前，人们对鼓浪屿爱的表达更多停留在音乐艺术文学中，那么申遗成功将成为一个契机，汇聚起各方保护遗产的力量。不仅是鼓浪屿居民，所有爱岛之人，从世界各地而来，以空前的凝聚力将这种爱外化成保护鼓浪屿的行动力。

(摘编自马跃华《“鼓浪屿已经把我牢军系在她的衣角上”》2017年7月13日《光明日报》)

严范孙：“旧世纪一代完人”

高毅哲

1929年3月，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病逝，天津《大公报》刊发社评《悼严范孙先生》，在哀叹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之余，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身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

“旧世纪一代完人”，严范孙何以当此评价？

严范孙生于1860年，大半生和大清王朝风雨同舟。他26岁入翰林院任编修，遂得雅号“严翰林”。34岁他又出任贵州学政（即教育主管），多有维新之论。光绪登基后，更对他十分器重，曾多次召见他。戊戌变法失败后，严范孙的处境也一度非常险恶，遂挂印而去。

他与袁世凯私交甚笃。1908年，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让袁世凯回家“养病”。官场炎凉，袁世凯离京时，只有两个朝臣为他送行，一个是风云人物杨度，另一个就是严范孙。后来，严范孙为袁之遭遇愤愤不平，还上了一道奏折请求留任袁世凯，只是载沣置之不理，让他大失所望。

所以他的前半生，入仕、忠君、维新、罢官、直言、“结党”，该有的都有了——典型的旧封建时代的士绅轨迹，说他是“旧世纪之人”，一点儿没错。

但他又偏不是个纯粹的“旧世纪之人”。

他是最早在天津开办新学的一拨人。他立新学，办蒙园，开女校。尤其是他创办的严氏女塾，为做示范，以自己的女儿、儿媳，以及亲戚朋友的女儿为学生。3年后，严范孙又把女塾改为一所包括小学和中学的严氏女子学堂。在女塾，他亲自教作文，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画片分发给每个学生，让她们根据图片内容来写作文。他还很早就提出反对妇女裹足，亲自编写了《放足歌》，教给女塾学生演唱。这些歌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被广为传诵。

仅1903年，严范孙就在天津建起16所小学、11所女子小学，同时还设立工艺学堂补习所及研习所，设立文、理、法、商等学科。他的一系列活动，大大推动了天津近代教育的发展。天津成为北方办学重镇，严范孙功不可没，他也因此和著名教育家张謇并称为“北严南张”。更重要的是，他为世人挖掘了张伯苓、周恩来。

教育家的眼光一定要是毒辣的。只要能识人，其他都好说。就如徐悲鸿，画技不入流之说流传几十年，但提起他“挖掘”齐白石，众人便都服气，无话可讲。

当严范孙办学急需一名助手时，有人向他推荐了刚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说这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年轻人，不仅受过新教育，而且为人正直；虽然其家境贫寒，却甘愿放弃官职，一心要兴学救国。严范孙一听大喜，立即邀张伯苓到家中，请他为自己的5名子弟当私塾老师。刚刚22岁的张伯苓十分珍惜这次机遇。他始终认为，结识严范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事。后来严范孙去世，张伯苓悲痛地表示，“南开能有今天，全仗严先生之力……应当尊严先生为校父。”

周恩来的故事更为传奇。

周恩来才华横溢，严范孙对他喜爱备至，一度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周恩来。得知周恩来家境困难，学校立刻给他安排抄写和刻蜡版的工作，让他增加收入，后来又免掉他的学杂费，让周恩来成了南开当时唯一的免费生。待到严范孙和张伯苓办起南开大学，更是特许周恩来免试入学。

后来周恩来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南开迫于压力将他开除。严范孙爱才心切，捐款7000银元，资助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周恩来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有人劝严范孙停止资助，说周“用了你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范孙却说：“士各有志，不能相强。”于是该款资助三年，每半年付款一次，从无延误。1959年，周恩来已是国家总理他到南开大学视察后，向老校友们感叹：“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

这和《大公报》当年的社评如出一辙。

所以，虽身处旧时代，却顺天应时，不以蛮力对抗世界潮流，提携良才，不问出身，虽是旧时代的人，却有一颗公允正直之心，这样的老先生，说他为“旧世纪一代完人”并不为过。

（选自2018年4月26日《中国教育报》）

材料一

古代先民站在陆地与河流交接的河岸，身后是适宜农牧的沃野，面前是碧波荡漾的河流。他们接受了大自然开枝散叶与源远流长的双重恩泽，选择沿河而居，因为这样既可以固守家园，也可以通过水路远走四方。

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无不与河流相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哺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哺育了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哺育了印度文明，黄河、长江哺育了中华文明。人类依水建屋，近水耕种，不同地区的水文各具特点，孕育出的文化也千姿百态。《汉书》中说：“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长江三角洲河网密布，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沿河而居的人们，精耕细作、撒网捕鱼、采摘养殖、航运通商，江南水乡也由此而发展成为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文荟萃之地。

河流一旦干涸，与河流相伴的文明也可能会随之消失。考古研究表明，曾经的连年干旱摧毁了玛雅人赖以为生的农业，导致玛雅文明最终走向分崩离析。《汉书》中的有关记载显示，毗邻罗布泊的楼兰古国，“民随畜牧，逐水草”。后来因为注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孔雀河改道，楼兰日益缺水，发祥于罗布泊的楼兰文明最终被风沙湮没。

于是，兴水利、除水害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重要推力。据考古发现，岷江流域是中国古蜀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但由于水患频繁，古蜀先民经常被迫在岷江沿线迁移。至秦代，蜀郡太守李冰组织民众利用自然地势，在江心顺流筑堰，将岷江水流分为两股，一股引入灌区，一股流入原始河道。工程浩大的都江堰，不仅奠定了两千年的防洪基础，而且使灌溉面积逐步扩大到约七十万公顷，成都平原自此成为良田万顷的“天府之国”。岷江丰沛的水流量与顺应自然的水利工程完美结合，造福了当地民众，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取材于高心怡等作者的文章）

材料二

河流是地球生态系统的血管，它将陆地、湿地、湖泊、海洋连接在一起，也将诸多生态系统连接在一起。在流动过程中，河流与所接触的土壤以及其他水体进行着复杂的物质交换，溶解在水中的多种矿物质，为各种水生生物输送了必要的营养。水藻、浮游生物以及其他水生动植物在河流中繁殖生长，互为依存，数量与种群处于动态的平衡。一些通往大海的河流，还会定期迎送一些到内陆河流产卵繁殖的海洋生物。

蜿蜒流淌的河流是大地上靓丽的风景。河流中的生命自然流转，各种物质、生物之间相互作用，可以实现水体自净；季节性的洪水可以进一步荡涤河流中的多余物质，大雨冲刷过的河流也会变得更加清澈妩媚。然而，有些地方将自然河道截弯裁直，用水泥和砖石铺满两岸与河床。这种笔直坚硬的河段看上去仿佛有一种“整齐美”，却会导致河水在短时间内变臭。原因在于，河流经过弯曲的河岸，会加大冲刷力度，增进水体与土壤之间的物质交换以及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实现自净。所谓的“整齐美”，实际上破坏了河流的生态系统和自净能力。

对人类而言，河流能够提供的便利不一而足。诸如饮用、灌溉、捕鱼、养殖、清洁、运输、防御等。人们将河流上游的木材连成木排、竹排，借助河流运到中下游；在河流上筑坝发电，在河床上采沙挖泥。可是正因这些便利，河流两岸的森林最先被砍伐；许多陆生动、植物的原始栖息地因筑坝而被淹没，一些洄游鱼类的繁衍之路被截断；大规模采沙挖泥则破坏了河床和河道，对鱼类产卵及其他水生生物的生长构成了严重威胁。

（取材于朱永杰等作者的文章）

材料三

农耕文明时期，人类对于河流生态的影响有限。而工业革命后，河流成为原料运输、商贸货运、人员往来的重要航道，河流对人类的意义愈加重要。然而，人类对河流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开发，使许多昔日秀美的河流变得苍老而憔悴。

1970年前后，航运功能逐渐衰退的新加坡河，污染问题日益凸显。1977年，新加坡政府开展了“十年清河，十年河清”的河流治理工程，包括改造排水系统、重新安顿沿河贫民、清理河床垃圾等。经过十几年治理，河水还清，海洋生物重返新加坡河产卵；经过改造的新加坡河沿线丰富的城市界面与特色片区，成为一张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圣安东尼奥河是美国圣安东尼奥市的母亲河，其流经市中心马蹄形的“大弯曲”河道在雨季经常泛滥。1921年，在遭遇一场严重洪灾后，人们对是否保留“大弯曲”河道产生了激烈争论，最终河道得以保留。1929年，青年建筑师罗伯特·哈格曼提出建设滨水步道，他认为“城市历史文化与河流的自然之美都应当被保留”。1998年，圣安东尼奥市启动河流改善工程，通过保持岸线的自然形态、植被覆盖、加固树根土壤等生态工程方法，有效减少了水流对河岸的侵蚀。2014年，圣安东尼奥沿河建成了全美最大的滨河公园，城市形象得到显著提升。

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是长江入海前汇入的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东端的杨浦滨江，沿江曾经密布几十家工厂，此外还有工业码头、远洋鱼货市场，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长廊”。本世纪初，由于种种原因，这里的厂房多数废弃，不仅不能发挥生产效用，还遮挡了人们的视线，让附近一些居民“临江不见江”。2015年，上海启动滨江改造工程，通过水岸生态系统修复、营造亲水景观、废弃厂房再利用等方法，重建人与河流的亲善关系。2019年9月，改造后的5.5公里岸线向公众开放。市民在沿江步道上或漫步，或健身，或参观沿岸的工业遗址，或凭栏欣赏清流涤岸、水光天色。昔日封闭的工业生产岸线，由此转变为开放共享的城市生活岸线。

（取材于陈泳、邓艳、章明等作者的文章）

【推荐3】材料一

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

优惠的政府政策、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国外媒体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现在，海归回国主要是被‘吸’回来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

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纵观历史，一批又一批学子赴外求学、归国兴邦。

今天，除了拥有前辈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吸引大量海归人才归来的，还包括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的实现。

然而，在全球竞争中发展成一个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仍需下更大决心、更大力气。一份面向全国200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编制过死、编制偏紧”是人才管理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人才发展上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布局不优、效率不高等困境，破解这些“瓶颈”，唯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选自201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新东方海威时代与全球化智库(CCG)共同发布了《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六成企业在招聘时仍更倾向于使用海归人才，而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优待，如更核心的岗位、较高起薪等。

机遇与挑战并存，身处海外的留学生在回归本土职场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些许不利因素。《报告》结果显示，多数企业的招聘岗位数量、招聘时间、招聘渠道对海归求职较为不利。同时，海归人才在求职过程中也暴露出对国内就业形势不了解，错过企业招聘季以及缺乏明确职业规划等问题。超过50%的海归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回国就业的第一不利因素，同时47.3%和32.4%的受访人员认为回国时间错过校招季以及岗位海投效率低这两大因素导致了海归回国就业难度增大。

(摘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三

日前，杨振宁、姚期智两位老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发热烈关注。在舆论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土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已近百岁之龄的杨振宁，估计已不会如年轻时那般埋头扎根于科研一线，或许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故土恋恋不舍，亦或是科学上的引路精神让他回来发挥“余热”，为后来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杨振宁选择入籍，是他对晚年道路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国家的道路选择是交叉的。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开放环境，对世界潮流的融入，杨振宁的归来方才有了现实的可能;而杨振宁等一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又会给中国科研带来从项目到建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迎来杨振宁桑榆晚年的同时，也不可否认，错过了杨振宁最辉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来的方向也当因之厘清:让更多科学家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血液，更因为是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与包容。

(来自光明网，有删改)

材料一   民以食为天，但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以外卖为天。《2017年中国外卖发展研究报告》的统计显示，基于互联网的外卖平台整体月活用户超过8000万。外卖不仅占领了写字楼、办公楼和格子间，接下来还要占领火车。在“铁路12306”APP上，提前一小时预订高铁外卖，就不用再吃“火腿肠+方便面”了。外卖风行，有人点赞，有人拍砖，但毫无疑问，外卖成了都市年轻人主流的饮食方式。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饮食是重中之重。历朝历代的“大V”里面，“吃货”一点不罕见。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吕氏春秋•本味篇》中伊尹则列举了美食的苛刻标准，即“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

在传统饮食文化中，“如何吃”的仪式和流程比“吃什么”还重要。寻常百姓至少要做到孔子说的“食不言，寝不语”，招待客人也要严格按照主客、长幼等有序落座。皇室就更讲究了，清朝标准御膳有120道菜，还分为主食、点心、果品等。

吃个饭还这么累，白领们玩不起也玩不转这繁琐的美食套路。外卖，把“怎么吃”的繁文缛节全部去掉，直接回归到“吃什么”的本质。从品类来说，外卖的口味相当丰富，不输堂食。“其实，有自信的店，才会用外卖宴客。”

外卖解放了厨房，解救了主妇。中国女性多年未变的标准，就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做饭这件事，成了家庭主妇们强制性的角色使命，也不管主妇们是不是真爱烊奏“锅碗瓢盆交响乐”。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不是更好吗？再说，从职场来看，女性的压力丝毫不比男性小。晚上加完班回家，与其花一小时做饭、半小时洗碗，倒不如一键点个外卖，半小时内送上门，省事省力省时。外卖还拯救了单身一族。早在2015年，中国单身人口数量就相当于俄罗斯和英国人口的总和，超过了2亿，约占总人口的14%。而美团点评曾在去年透露，平台65%的订单来自单身用户，尤以外卖快餐最受单身用户的欢迎。

当然，外卖有利也有弊。中国饮食文化既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聚食制长期流传，是我们重视血缘亲属关系和家庭观念在饮食方式上的反映。重视食材、顺序、餐具，满足了人们的审美与礼节需求。而传统烹饪中的精华也无法在一份外卖中得到体现。但不管如何，在追求效率的现代生活中，点外卖已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摘编自2018年2月《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图表1：2011～2018年在线外卖市场规模及增速

图表2：2011～2018年在线外卖用户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从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已走过四十个年头，老百姓经历了从缺吃少穿到迈向小康生活的巨变。

“半夜吃一碗热气腾腾滑溜溜的粉，外面是星光点点，人间真值得。”现身长沙就忙着“寻味”的纪录片导演陈晓卿笑说，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饿”，“只要饿了，吃什么都好吃。只要饿，你会有特别多的朋友，也会有突然出现的很好的厨师和美食家，不饿的话，谈不上什么吃。”从《舌尖上的中国》到《风味人间》，陈晓卿打造了一批让吃货“欲罢不能”的作品，连蔡澜都现场夸奖他纪录片拍得好，“特别肯花时间”。

谈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饮食变化，陈晓卿直言中国人从吃饱到吃得精细、吃得健康，确实变化特别大。但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我们吃东西的礼仪和对食物的敬畏消失了。这也是陈晓卿做《风味人间》的初心，“不能因为走得太快，就碰碎东西，我们选的角度是那些弱小的，可能会没有的东西。我们想给农耕时代的食物，留下一个背影”。

（摘编自2018年11月人民网）

材料四   《风味人间》全片共8集，历时四年精心准备。虽然同样是讲述以美食为线索的人文故事，但与《舌尖上的中国》着眼于中国传统美食不同，《风味人间》把地域范围扩展到了全球。在全球视野里审视中国美食的独特性，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探究中国美食的流变，深度讨论中国人与食物的关系，并勾勒出恢弘的中华美食地图，从美食中折射出中国人民族个性的侧面。这样大范围的追根溯源，意在表达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是异曲同工的。除了以往常用的航拍、延时，制作团队还和中科大的“美丽科学”团队合作，在拍摄中加入了超微摄影和显微摄影。

（摘编自2018年11月人民网）

材料一：

《中国科学报》：2003年非典开始，我们和“冠状病毒”已经打了好几次交道，能从中吸取哪些经验？

饶子和：冠状病毒种类繁多，可感染人和多种动物。在2002年以前，冠状病毒虽然对畜牧业是一个严重威胁，但对人类危害尚小，可能会引起人们熟悉的普通感冒。但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SARS冠状病毒引发了令全球恐慌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俗称“非典”)疫情。SARS冠状病毒在自然界的天然宿主其实是蝙蝠，由于人类活动或其他偶然原因，该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而引发了重大疫情。虽然此后断断续续有新的冠状病毒被发现，但似乎并没有引发人类的重大疫情。

在沉寂了10年之后，MERS冠状病毒又在中东地区引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种种迹象显示，MERS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仍然有可能是蝙蝠，但这次疫情是由骆驼传播导致。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又在武汉引发了病毒性肺炎。

这几次冠状病毒疫情，都是本来以野生动物为宿主的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导致的。这提醒我们，保护好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或许是远离野生动物病原感染的最好方式。减少对蝙蝠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避免这些天然宿主与人畜的密切接触，这对防止传染病的发生非常重要。

(摘编自李晨阳、丁苏雅《专访饶子和：面对肺炎疫情我们不慌》，《中国科学报》2020年1月10日)

材料二：

为什么新型病毒总是寄生在野生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而这些病毒为什么对于这些动物自身没有构成严重的危害呢？

杨占秋解释说，病毒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必须寄生于生命体才能存活，而自然界中生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所以各种生物成为病毒的储存库。有些动物身上的病毒致病性比较弱，而有些动物身上的病毒在长长的传导链条上通过多次变异，从而变得攻击性非常强，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免疫学专家2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生长，很难对它们进行全面管理，野生动物的防疫工作几乎是很难开展的，所以野生动物会有很多潜在的病原体感染，并且由于在野外生存，人类也很难对动物感染的病原体进行检测。

杨占秋介绍说，“当这些病毒寄生于其他生命体时，并不表现为疾病，因为病毒需要依靠长期寄生在动物身上来进行自己的生命活动，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宿主生病，宿主对病毒也具有相应抵抗力。”但当病毒开始向外传染，在不同的中间宿主间传染时，就容易出现变异，就会产生使宿主致病的后果。

动物经过人类驯养之后，是不是身上病毒的危害性就小很多？杨占秋对此予以肯定。他告诉记者说，野生动物和饲养动物身上都存在病毒，区别是量的多少。因为饲养动物环境比较干净，或者是人为消毒处理，不利于病毒生长。有时，同一种病毒在家禽家畜身上与在野生动物身上表现的特性并不一样。因为病毒要生存，必须适应不同的宿主环境。上述免疫学专家认为，如果对于饲养的野生动物没有进行有效检疫，那这些动物体内还是可能会有病原体存在，并可能会在人工饲养下不断传播，甚至发生变异，产生对人体更强的传染性。

(摘编自倪浩、范凌志、任重《野生动物为何易成病毒传染源》，《环球时报》2020年1月23日)

材料三：

根据新华社1月26日最新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检出大量新型冠状病毒。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此前，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曾表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来源很大可能是野生动物，比如竹鼠、獾等。

事实上，除了一些野生动物“老饕”，多数人很少或者只是偶尔食用过野生动物，但仅仅这些“偶尔”就可能让民众为大面积肺炎疫情爆发买单。要知道大部分野味市场的环境都非常恶劣，臭气熏天的宰杀现场，来路不明甚至带着大量寄生虫和传染病的野生动物，以及死后变质仍然出售给餐馆的野味，这些未经检疫的食品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为疫情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对于食用野生动物，法律已有相关规定。2018年10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第三十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部法典中“重点保护动物”字样一共出现了53次，而对于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规定则相对模糊。

我们应认真反思：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代价惨重：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不应是防治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必须持续下去，不断动真格！后续立法、执法力度应继续加强，彻底切断野生动物食用消费的灰色产业链，斩断疫情爆发的祸根。

(摘编自孔德明《不能有下一次了！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必须动真格》，半月谈网2020年1月27日)

材料一

据了解，2019年水利部承办人大建议226件、政协提案117件，建议提案内容主要集中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配置和保护、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等方面。

对于涉及资金项目等具体事项的建议提案，水利部结合实际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和对策措施，积极协调推动落实，切实解决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水利问题；对于反映水利改革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的建议提案，水利部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深化调研，结合各地实际强化举措，有力推动相关工作；对于集中度高、代表性广的建议提案，水利部从健全制度和完善机制入手，立足水利工作全局统筹谋划推进，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

经统计，2019年水利部承办的建议提案中，已解决或采纳81件，已制定解决措施或列入工作计划58件，根据建议提案出台了3项政策措施。

下一步，水利部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持续关注和跟踪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认真总结建议提案办理经验，巩固成效，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水利保障。

（选自2020.5.22《中国水利报》）

材料二

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之初曾说：“我国水利建设任务很重，要不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得多下去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努力做好工作。”

他深入实际进行水利考察，在建设黄河三门峡水电站时，傅作义从黄河下游山东一直视察到陕西潼关；带领水利专家赴黑龙江抗洪抢险，踏遍黄河、长江、淮河、珠江、闽江等江河。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几乎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三门峡工地、治淮工程和密云水库工地等一线研究指导工作。

1963 年 8 月初，河北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海河流域地区连降暴雨 10 天，一般在800 毫米左右，有些地方达 1000 毫米以上，最大暴雨中心在滏阳河上游内丘县，7 天降雨量高达 2050 毫米，为当时中国大陆最高纪录，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河北军民纷纷投入抗洪抢险斗争。傅作义率水利部有关人员深入抗洪第一线，视察水情，慰问抗洪抢险军民。经过军民的努力，加上 1958 年以来修建的大量水利工程的调节，终于战胜了洪水，保住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

（本文摘编自《中华儿女》）

材料三

当前，一批批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相继开工复工，为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了重要支撑带动作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船闸开始充水，为船闸进行有水调试创造了条件，向船闸通航又迈出坚实的一步。3 月 15 日上午 10 时，大藤峡工程左岸厂房首台水轮发电机组尾水平压阀缓缓开启，正式进入充水试验阶段，为实现 3 月底首台机组投产发电节点目标奠定了基础，也是重大水利工程如火如荼建设的缩影。

大藤峡工程还拥有多个“最”：国内水头最高的单级船闸，最高挡水 40.25 米，人字闸门高度面积相当于 2.5 个篮球场，3000 吨级船舶一次通过；国内最大的轴流转浆式水轮发电机组，单机装机容量 20 万千瓦；国内首创的双鱼道布置水利工程，满足红水河珍稀鱼类洄游繁殖的过坝需求。

作为国家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的标志性工程，大藤峡工程是珠江流域关键控制性工程，被喻为珠江上的“三峡工程”。不只大藤峡工程，每个重大水利工程都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在湖北，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改写了鄂北焦渴缺水的历史，解决了482 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难题；在安徽，引江济淮工程承担着提升城乡供水能力、发展江淮航运、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的重任；在西藏，湘河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建成后，将改善当地农牧林灌溉条件，提供城乡生活及工业用水，改善生态环境，推进脱贫攻坚。

雄坝起，世界殊。在建投资规模超 1 万亿元的重大水利工程，以每天的点滴进程，诠释着中国广阔大地的无穷活力，诠释出中国经济巨轮的强大实力。

（选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