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种历史逻辑^①

王跃文

孟子尊为亚圣，后人没有不知晓的。而与孟子同时代的大学问家邹衍就鲜为人知了。还有苏秦，幸好他有勾连六国、合纵拒秦的事才让后人记起，不然也会默默无闻的。可今人哪里知道，当时吃得开的偏偏是邹衍、苏秦之辈，孟子却是备受冷落。当时诸侯割据，战争频繁，一些学问人便游说诸侯，争相兜售自己的学说，以图济世救民。当时最风光的当属邹衍。他到梁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去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伴行，并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座位擦干净；上燕国，燕昭王不仅恭迎到国界，而且亲自替他清扫道路。一个学问人，为何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原来邹衍谈的是阴阳玄妙之术，各国君主听了觉得高深莫测，几乎把他视若神人。苏秦讲的是攻伐之道，正是诸侯们安邦自保或图霸天下所需要的。苏秦受到各国诸侯礼待，居然身佩六国相印。中国历史上，像邹衍、苏秦这么神气过的读书人没有几个。

可是孟子就可怜了。那位亲自去郊外迎接邹衍的梁惠王见了孟子，连先生都不愿叫，只叫他“叟”：老头儿，你不远千里到我这里来，不知你有什么办法为我国谋利？孟子得孔门真传，怎么会开口就是利？于是他回答说：为什么要讲利？有仁义就行了。孟子便把仁义之道说了一通，叫梁惠王行仁义就够了。梁惠王哪里听得进这些东西，便以为孟子迂阔。

好在最后发言的是历史。受到万世尊崇的并不是邹衍，也不是苏秦，而是曾经落寞不堪的孟子。现世浮华与万世尊荣总是融不到一起去，这似乎是条教人无奈的历史逻辑。现世总是势利的，只能让圣贤们备受苦难，正如唐玄宗感叹：“夫子何为者？栖栖^②一代中。”

孔子也罢，孟子也罢，他们不论生逢何世，命运永远不会好的，因为现实中的人们永远都是短视的。孔子的弟子子贡懂得经营之道，赚了不少钱，就连孔子晚年的生活也是靠他周济的。于是就有人拍马屁，说子贡的学问比老师的还要好。好在子贡毕竟是孔子高足，太了解自己的老师了，就对人说：你们哪里知道，我好比小门小户的房子，院墙太矮，人们一眼就可以看清里面的家当，所以你们说我了不起。而我的老师，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宫墙太高，人们不知道里面是如何的豪华高贵，而且你围着宫墙绕一圈，连门都找不到。我怎么可以同我的老师比呢？

有时我恍惚间会觉得自己正身处孟子时代。身边冷不防就会冒出个神人，虽说他们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更别说有邹衍的学问了，可他们却是风光不让古人，他们能够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全因为他们有一套再实用不过的谋生手段。但是否也有人全然不顾现实的冷酷，在追求一种他们认为是高尚的东西呢？我想一定是有的。只是这种人不仅没有现世的荣华，还会被那些自命不凡的庸人看作傻子。

但历史自有它幸运的一面，总会有些人不在乎过眼烟云，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天下苍生。譬如宋代大儒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类也因此而总有光明。

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时代，知识由长辈向晚辈传授；“并喻文化”时代，知识在同辈人之间传播；而在“后喻文化”时代，知识的流动与生长突破了时空限制，长辈往往需要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重塑了知识生产、信息分发与文化传播全过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征越来越显现。如何使“后喻文化”时代的师生关系避免空洞化、符号化？

要关注教什么的问题，推动课堂内核实现从“知识”向“智识”的拓展。“后喻文化”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百科全书式”的教师不复存在，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新知，如“慕课大学”、视频网站以及知识付费软件等。实践中，所谓“上课认认真真不如课后‘哔哩哔哩’”的说法就是有力证明。但值得注意的是，知识获取的便捷并不意味着知识内化的轻松，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系统思维、专业逻辑、抽象能力的针对性训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位优秀教师绝不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而应将课堂教法升华为“内功心法”，使自身积累多年的经验方法与审美意趣融入其中，让学生把“舶来”的知识转化为内生的智识。因此，“后喻文化”时代的教师要增强终身学习的意识，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与实践、阅读与思考、训练与积累，用具有个人“气味”的教学体系，构筑“后喻文化”时代的职业护城河。

要关注怎么教的问题，推动育人姿态实现从“漫灌”向“滴灌”的转变。“后喻文化”时代，教师的知识权威消解、身份光环褪色，学生越来越有主见，敢于质疑教学内容，反感居高临下的“知识灌输”。适应这一变化，已不仅仅是教师需要为“一碗水”的课堂准备。一桶水”还是“一潭水”的问题，而应从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角度推动育人姿态的调整。因此，教师要树立课程与学生“一同开发”、教师与学生“一起成长”的理念；要更加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以真正以学生为本的初心，营造“既睹牡丹艳，也闻苔花香”的氛围。

要关注谁来教的问题，推动教师形象实现从“经师”向“人师”的升华。“后喻文化”时代，教师形象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好老师”的口碑呈现出向少数人聚集的趋势。一方面，人们普遍接受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观念；另一方面，当学生遇到观点冲突、思想困惑与内心纠结时，“一位大先生，抵过百个教书匠”的情况成为常态。其中原因就在于，“后喻文化”时代淡化了教师“授业解惑”的知识权威，同时也将“传道”所需的人格力量抬到了很高的位置。谁能树立一种像春蚕吐茧那样竭心力、像蜡炬成灰一样发光热、像和风细雨一样润心田、像孺子牛一样做人梯的人格形象，谁就获得了“亲其师、信其道”的核心要素。因此，“后喻文化”时代的教师养成，必须高举“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信条，努力成为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燃灯者，立志成长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大先生”。

（摘编自杨子强《“后喻文化”时代的教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