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押

梅寒

十几年前，母亲拿着一本厚厚的账本儿走进镇银行的大院。

那位银行主任大约头次遇到这样的贷款户拿一本厚厚的账本儿前来办理贷款，他听母亲条分缕析地讲完，一口茶差点就笑喷了：喊，这位大嫂，我们这里是银行，不是福利院，你家孩子读书要用钱，还债要用钱，我很同情，但原谅我们不能给你办这个贷款，贷款要有担保有抵押。

那账本儿上，记的是我家欠着亲戚朋友的两万多块钱的债。

母亲大约是头次听到“担保”“抵押”这样的新鲜词儿，她原以为来贷款只要跟他们讲清贷款的理由就好。

担保是什么？抵押是什么？母亲满脸茫然。

银行主任耐心地给母亲讲了大半天，站起来要送母亲出门。谁料母亲听完那些竟然笑了：要担保，要抵押，这好说啊。

银行主任举到半空的手又落下了：你家有可抵押的财产？当然有啊。母亲满脸的茫然已经变成满脸笃定。

可母亲接下来的话，却让那位主任彻底地哭笑不得了：我家有房子，但不能抵押，抵押了我们住哪里？我家有一头老牛，还值点儿钱，也不能抵押，抵押了我们家耕地就没有办法……

有什么可抵母亲还要喋喋不休地说下去，银行主任却没有耐心了：这位大嫂你家到底还有押？我们这里可忙……

有啊，俺有仨孩子，抵押给你们吧。

母亲此话一出口，全柜台后面的头都抬起来，一双双眼睛齐刷刷投过来。

母亲就当没看见，依旧几自说下去：俺有仨孩子，大闺女在北京读大学，二闺女在县城读高中，一个小儿在市里读中专。俺们家穷，是不差，可俺穷是为了供俺孩子读书。学费这么贵，地里出产这么少，不借不贷，孩子咋读得了书啊？有困难，找政府，不是你你们说的么？这不，俺就来找政府了。你想想，俺家就在那里，长不了腿跑不了，你们想啥时找就去找。俺们孩子在那里，一天比一天能耐，等他们都读了书长了本事，就只管赚钱给国家做贡献了，到后候，莫说你们贷我们三万两万，就是贷个十万八万，俺仨孩子一人担一份儿，说不定不到一年就还上了。何况，俺们现在也还年轻，能劳动……何况，你们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是给国家培养人才……何况……

母亲的话匣子被打开了，“何况何况”地说下去。听得银行里那些工作人员全都咧嘴乐了。大约也是那天银行主任心情好，他竟然被母亲的一篇长篇大论给说服了，破例答应给母亲想想办法。

第二天早上，母亲拿着我们全家人的身份证，乐颠颠地去办理了三万块钱的货款手续。完了，一一给我们打电话告知：现在咱们全都是一根儿纯上的蚂蚱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你们都被我当抵押抵押给银行了，你们都得给我好生混……咱得说话算话，到时连本带利一厘不少还给国家……

此后，就是我们一家人漫长而又艰辛的还贷路。

那三万块钱，母亲拿出两万五，把这些年的新账陈账都一一还上了，还剩下了五千块钱，当流动资金。买了几只羊，买了几窝长毛兔，又买了几十只下蛋的鸡……可一年到头赚的那几个钱还填不了利息的一半。三万块钱不但没能按时还上，欠款倒是驴打滚一样越滚越多了。

母亲却不恼。她依旧是那一句：你们好好混，混好了，那些钱总有还上的一天。

她跟父亲，年年都为还那笔昂贵的利息在奋斗。可母亲却再也不用低声下气在众人面前含着小心说话了。她也不怕跟人说自己穷，甚至还扬言说自己是村上最富的人家：一个庄户院儿里一下子供出三个大学生，你问问，十里八乡可有？

母亲说得没错，债是越还越少的，到点就会还完。

母亲的那笔“巨債”总算是还完了。不但还完了，还有了她平生以来的第一张银行卡，我们姐弟几个都各自在不同的城市安了家。平日里寄钱给她，她不舍得花，全存上，自己还养鸡养兔子，弄点掌花钱，也存上。

你还存那么多钱干嘛？现在也缺不到你们钱花了。回老家，劝母亲不要再那么省俭。

母亲笑笑，半天，才不好意思地说：这些年缺钱缺怕了，从来没有过银行卡。当初为贷款把你们几个都抵押了，想想都怪对不住你们。现在有钱了，就想使劲存使劲存，把那张卡存满，你们姐弟个个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们闻听母亲此言，笑得眼泪都喷出来了。大半生都没拥有过银行卡的母亲，哪里知道那张小小的卡会是一个无底洞，怎么存也存不满，一如她这一生给我们的爱，怎么给也不嫌多。

可是，娘啊，你把一生都抵押给我们了，我们拿什么还啊？

最后一次告别

胡发平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昨夜是司机最后一次出车，他要告知女人他退休了。这事儿太简单不过了，可是女人意外地没有来。司机心里忐忑不安，对女人似乎有了某种牵挂。

翌日，司机便打的直奔女人家。他坐在的士上，沉淀下去的回忆无意间被翻开，零散的洒落在街道。

几年了，每周末女人都上班到很晚，下班时正好赶上末班车，她坐车一直坐到终点。终点在一条街的尽头，而她家就在正对着街的一条深巷里。她最后一个下车，司机也不忙把车开走，依然亮着前灯，照着通向她家的深巷子。

女人呢，一点也不害怕了，踩着那一地明亮的灯光走到家门。之后，女人向司机挥手致意，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是时，司机也闪烁两下车灯回敬，然后欣慰地才调头开走。

司机已在公交车驾驶员这个岗位上熬到了年纪，满头如雪的白发。他驾驶着大班车，载着芸芸众生的欢乐或悲哀，往返穿梭在这个城市上万次，也饱经风霜雨雪，现已经安全“着陆”了。

然而，不论司机见识到什么危险或悲剧，那女人向他挥手致意的景象，却已经牢牢地铭记在他的心里，融入在了他的生活。所以他一定要告知女人，他不能“照亮”她了。

的士缓缓地停在街的尽头，他的心忽然被回忆撞了一下。他走进了巷子，觉得巷子窄小，两旁房屋破旧潦倒，仿佛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似的。他一路走去，惶恐和慌乱之感愈来愈强。难道这是他无数次照亮的巷子吗？难道这是她黑暗中要通过的巷道吗？他一路走去，精神上的担忧有增无减。他看见屋前的花坛和爬墙的紫腾，立刻就知道他找对了地方。

于是，他站定在女人家门口。

咚咚咚，司机敲了三下门。迷迷糊糊中，他听到屋里传出一个苍老懦弱的声音。

咚咚咚，谁呀？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位老奶奶怯怯地立在门口，看上去好像是腿脚不大利索，摇摇晃晃的。司机上前跟老人打了招呼，但他没了先前的喜色。

老人两眼闪着陌生的光，不安地在他身上搜索了好一阵。忽然一甩手，晃荡着自顾地往屋里走。司机赶忙搀扶着老人进屋，让她坐在沙发上。他打量着她小小的家，简单的家具，简单的陈设，但墙上却挂满了各种奖牌，还有出席各级劳模表彰大会的留影——天哪，老人原是本市棉纺厂的厂长。那时候，她多么的荣耀啊。

一张照片上，老人笑容可掬地与五个大学生在一起，其中一个女孩老人还用长长的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司机仔细辨认，女孩就是他要找的女人。

不错，是她，肯定是她。女人原是老人捐资助学的学生。

司机的心被撞击，仿佛是寒冬里起了一盆火，立刻让他在小小屋里捡拾到许多温暖。

老人欣喜地告诉司机，女孩来自山区农村，大学毕业后分在医院当了大夫。昨晚，她有手术，没有来。稍息会儿，老人又款款而谈，说，她周末抽空就来，帮我擦洗身子，整理家务。你瞧，这不争气的腿脚，拖累孩子啦。

从老人的话语中，可以听出她没有过多抱怨过去，却热诚对待自己时下的生活。司机思绪万千，隐约看到了老人炫耀的过去，一段温馨感人的后来。他的心再次被撞击，眼不经意间滚下一颗泪。最后，他结结巴巴地说句笨拙的话，告别老人。老人硬是起身相送，她在屋里走动很慢，很吃力。

司机已走出小巷，老人还立在门口招手，喊着明儿再来一类的话儿。从巷口往里看，老人变得很矮小，伸出的右臂像一只细弱而又竭力摇动着的翅膀。

就在司机离开小巷那时，他慢慢地向深巷微微弯腰，在心底里深深地向老人和女人祈福。

(选自《百花园》2013年3期，有改动)

木版年画

木版年画并不完全等同于年画。广义的年画是一种岁时的绘画，而狭义的用木版印刷的年画则是一种年俗艺术。只有大众过年时对年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即民俗需求，木版年画这一画种才会真正在确立起来。

木版年画的雏形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等到祈福的愿望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庄稼丰收、老人长寿等等，都展现在年画上。其中，金钱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和希冀，充分展示了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规范。年画的张贴时间、处所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和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涉及历史、宗教、神话、传说、戏曲等，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曲多不胜数，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在。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息，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出自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大量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落民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

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向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如今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我国农业社会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以及永恒的人文价值。

材料一：

我国古代用阴历（月亮历）记时，用阳历（太阳历）划分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我们祖先把5天叫一候，3候为一气，称节气，全年分为72候24节气，此后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订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定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独创的文化遗产，与中国古代哲学体系有密切关系，它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15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运行360度共经历24个节气，每月2个。其中，每月第一个节气为“节气”，它们是：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12个节气；每月的第二个节气为“中气”、它们是：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节气”和“中气”交替出现，各历时15天，现在人们已经把“节气”和“中气”统称为“节气”。

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

其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用来反映季节的，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反映了四季的开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从天文角度来划分的，反映了太阳高度变化的转折点。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等五个节气反映气温的变化，用来表示一年中不同时期寒热程度：雨水谷雨，小雪，大雪四个节气反映了降水现象，表明降雨、降雪的时间和强度；白露、寒露、霜降三个节气表面上反映的是水汽凝结，凝华现象，但实质上反映出了气温逐渐下降的过程和程度；气温下降到一定程度，水汽出现凝露现象；气温继续下降，不仅凝露增多，而且越来越凉，当温度降至摄氏零度以下，水汽凝华为霜。小满，芒种则反映有关作物的成熟和收成情况；惊蛰、清明反映的是自然物候现象，尤其是惊蛰，它用天上初雷和地下蛰虫的复苏，来预示春天的回归。

二十四节气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二十四节气的影响，一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相结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固定节日。最著名的清明、立春、立夏、冬至都融入了节日的氛围，夏至、暑伏也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以致民间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说法，在这些节令中，往往伴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材料二：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宣传片用中国式美学惊艳了世界，尽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二十四节气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话题。本期对话邀请萧放，孔祥智、唐志强三位专家，就二十四节气进行探讨。

主持人：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瑰宝，一直以来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16年，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遗成功的意义是什么？

孔祥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演化的标志性成果。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气候、物种、环境、起源地点、演化路径等偶然性、必然性因素交织在一是，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文化演进规律。二十四节气就是反映了中国农耕文化特点的核心成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农耕文明的独创性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既表现了对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认可，又丰富了人类农耕文明宝库，对二十四节气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持人：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精髓，二十四节气在现代社会还有哪些重要功能和意义？对推动乡村振兴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萧放：二十四节气对当今社会的人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它具有增进文化认同的功能价值。传统时间制度与观念，代表一种文化归属。在每个节气点，通过共同的心情，参加共同的仪式活动，共享时令节物，经受共同的物质与精神体验，从而凝聚大家的文化认同感。

孔祥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绝对不是把过去的东西全部推倒重来，要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从节气文化角度看，首先，对于目前尚且保留下来的节气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等，要花大力气保护起来，并且修旧如旧，有的甚至成为地方文化的标志物，保护好传统文化遗存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努力使其传承下去，依靠新型传播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喜爱。必要时，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介入，采取经济手段促进其传承。

主持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二十四节气等农耕文化传承任重道远。今后如何做好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传承工作？

萧放：全社会需要进行二十四节气知识的普及与价值功能认识的再动员，实现其在社区、家庭、学校的落地生根。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节气文化，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让人们直接感知与节气相关的知识与文化，从而把节气作为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大家的共同参与，让与节气相关的文化成为一种生活仪式甚至特定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二十四节气才不会仅仅是过去留下来的传统通产，而是成为一种不断再生产的文化资产，成为我们生活中天道与人道互相感应的周而复始、循环不绝，永葆生机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

（节选自《二十四节气，是传统遗产更是文化资产》，原载自2022年2月24日《农民日报》）

远离优雅写作，直面疼痛现实

江飞

①新世纪以来，文学发展日新月异、欣欣向荣。但我认为，在现实的疼痛面前，文学似乎总显得有些羞涩和胆怯。真正直面问题，掲示当下人们生存状况、精神境遇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好像并不多。有些作家，有意无意地进行着一种不及物的、虚伪的、小我的甚至无关痛痒的“优雅写作”，仿佛与时代、与人心存在着隔膜。对他们来说，最缺的已不是技术，而是活生生的经验和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样的文学，是“无声的文学”；这样的作家，是缺少担当的作家。

②作家要有担当，这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内心的诉求。作家阎连科曾说，“小说可以疏远现实，可以在桃花源中漫步细语，但不能长久地漫步在现实的伤痛之外，不能长久地面对现实的疼痛而无动于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是作家创作的沃土，作家创作就是要表达一种在场感、疼痛感，要对人民的“现实的疼痛”有一种真诚持久的尊重、关怀与抒写。

③有担当的作家，只有更深地走进现实内部，走进自己内心，并使这颗心长久地保持对疼痛的敏感，才可能对人们遭遇的苦难感同身受。有担当的作家，他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重新发现、创造并确立一种新的秩序，并在这种秩序里，构筑起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

④每位作家，都应位于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以及思想史的精神地图上;每位作家，都应有独特的精神苦旅。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这样的作家，例如沈从文、王鲁彦等。如今，一些既没有实在经验又缺少人文情怀的写作者，要么盲目跟风，在空调房里敷衍出所谓的“苦难底层”，走一条抽象化、概念化和板端化的道路；要么迎合大众，满足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只管烹饪岁月静好的心灵鸡汤，而不顾价值判断、思想意蕴的缺失，走一条拒绝深度、精神媚俗的道路。这料的写作，注定是投机的、肤浅的。接言之，一位有担当的作家，必须行进到生活前线去，潜伏到社会现场去，认真地发掘其中蕴藏的精神价值和美学意义，生动地表达复杂深广的中国经验，真实地讲述变革时代的中国故事。

⑤作家不是人民的“代言人”，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察者、阐释者和审美者。一方面，作家应最大限度地亲近他们，面对面地、心贴心地和他们对话，倾听他们心底的呼声和要求，描绘出他们的现实处境、本真心态和精神风貌;另一方面，作家应有颗“大心”，超越阶级、身份、题材的局限，以一种必要的热情、冷峻和修养，来从事文学创作。此外，还需要重建现实主义立场，超越公共经验、审美趣味的制约和想象，摒弃千篇一律的叙述方式和话语腔调，努力探求百姓生活的各种新的叙事可能，努力凸显作家的个体风格、艺术气质和人道主义精神。

⑥概言之，作家应当是整个世界的回声，而不应只是个人心灵的保姆；文学应当是人类真善美的共声，而不应只是个人放纵的低语。在文学的新时代，我们期待越来越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能够自觉地建立起自己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和形式意识，重新发现、创造并确立一种新的秩序。远离优雅写作，直面疼痛现实。如此，才能创作出有力量、有筋骨、有血内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待达出更深厚、更博大的时代精神和人性呐喊!

(摘自2019.10.14《光明网》，有删改)

谈到中国话剧艺术，人们首先会想到它的现代属性，其次会想到它的现实使命。它是顺应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从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和开启民智的现实需求出发，借鉴西方戏剧经验而创造生成的舞台艺术，发挥着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话剧未生成之前，中国戏曲顺应中国文化的诗学传统和抒情特点，以歌舞演故事，以写意性与程式化表演，以典型化、符号化脸谱和曲牌体、板腔体音乐模式，培养了中国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欣赏习性。20世纪初，近代社会的历史变局，决定了中国话剧的必然出现，它是民族意识走向理性自觉的文化选择，是中华文明涅槃重生的历史嬗变的产物，也是民族自强、文化振兴的使命承担。

1907年秋，王钟声公开声称要以演剧为手段，“唤起沉沉之睡狮”。他表示：“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鉴于改良社会的急迫性，新剧的倡导者抛弃了门派众多、技艺复杂的戏曲，选择了更具灵活性、实践性的话剧艺术作为创新的突破口。话剧不是供人欣赏的“玩意儿”，而是唤起民众、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

早期话剧与戏曲的关系实属藕断丝连，朱双云《新剧史》所概括的“生类”“旦类”，显然脱胎于戏曲行当。然而，新兴的话剧不同于戏曲，话剧对以艺术的方式反映真实、思考人生、发挥现实作用的强调，显然不同于成熟的戏曲艺术对形式美的倚重，而是更加彰显了社会人生的参与感、在场性和现实功用。

话剧对传统戏曲精神的融通，充分表明了话剧艺术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可行性。《商鞅》《李白》《蔡文姬》等话剧的持续热演，《杜甫》《苏轼》《詹天佑》等话剧对历史人物的重新书写，都表明了民族文化史和心灵史对于当代话剧创作的重要意义。历史上出现的优秀话剧，无一不是作者良好的民族文化素养的显现，无一不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产物，无一不是中国式普遍伦理道德和社会正义的体现。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不在于它多大程度地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外在表现手法，尽管这是话剧民族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而更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民族精神和美学神韵，即从骨子里流露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没有深厚而活跃的民族艺术精神，没有深厚而扎实的传统艺术底蕴，中国话剧将难以立足；没有宽广的文化胸襟和广采博收的气度，中国话剧将难以发展。因此，话剧人应当不断努力，发扬传统文化精神，吸纳民族艺术精华，借鉴外来艺术经验，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艺术精品。

（摘编自宋宝珍《中国话剧：110年的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