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

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玛，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买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国家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4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网红”院长单霁翔退休。单霁翔在任期间，故宫批量产出网红产品，成为国民文化IP。故宫IP的光环，也令其继任者——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备受外界关注。

王旭东曾对身边人说，“现在的传播手段太丰富了，就显得内容不够。”所以他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打造爆款文创产品。据说王旭东甚至砍掉了许多他认为没有文化传播意义的项目，他一直反复强调，要真正体现敦煌文化，做精而美。

与敦煌文创的谨慎不同，故宫博物院在过去爆款迭出，从围绕故宫IP打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故宫》等节目则让普通大众通过镜头走进故宫，而故宫口红、故宫睡衣等文创产品以及角楼咖啡、故宫火锅等，更是引发公众对故宫IP的追捧。

（摘编自《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财经网”2019年4月）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国文创产业增加值增加了66.09%。在庞大的文创市场迎来“井喷”的同时，也吸引一大批入局者。不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颐和园等文化类展馆正加码生机勃勃的文创产业。统计数据表明，国内已有250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围绕馆藏进行IP开发。

目前来看，博物馆文创正在食品、彩妆等领域大展拳脚。例如，国博馆的文创产品已推出灵感源自青花瓷与粉彩瓷的食品棒棒糖，以春夏秋冬元素和每个朝代文物对应的手绘二十四节气锦色书签，以清朝画作《芙蓉双鹭图》为设计灵感的芙蓉双鹭保温杯等文创产品。数据显示，2018年，国博馆结合馆内藏物开发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国博衍艺”产品90余款，累计国博文物、品牌元素产品形成的市场销售规模达到7.92亿元。

类似的博物馆文创案例还有很多，划分到广东本土同样亮点纷呈。据悉，广东省博物馆凭借首个推出“粤藏”“粤光宝盒”“风尚”三款文创蛋糕的博物馆身份而爆红网络。

（摘编自《故宫文创一年卖出15亿元 博物馆文创不甘落后》，“新快网”2019年4月1日）

博物馆IP主要是指博物馆拥有的知识产权，如文物藏品的研究成果，博物馆的品牌图像、建筑、陈列设计方案等。博物馆IP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为其他的行业和产品提供创意与内容来源，文创产品开发只是博物馆IP运营的一部分。通过赋能的方式，跨界融合进行全产业链的“二次开发”才是博物馆挖掘IP价值的核心方法论。

但是现在IP授权在不少博物馆手里是个烫手山芋，主要因为无法确定IP授权的费用。据北京自然博物馆负责经营运营管理的翟幼艾透露，自然博物馆曾联合外部设计师开发了上千个别具特色的文创IP，但开发出来后便被束之高阁，无法量产，因为无法为这批IP授权定价。据悉，目前国内IP授权没有统一的价格，即使是在IP授权领域较为成熟的海外博物馆，也没有明确的行内标准报价，只能由博物馆和被授权方自主协定。该为“IP”授权定价几何才不至于无形资产流失？

看到市场上对博物馆文创充满热情，苏州博物馆文创部副主任蒋菡却无比冷静地表示，博物馆的商业化浪潮虽然势不可挡，但博物馆的品牌和IP还在孵化期，并没有达到很成熟的地步，因此商业化到什么程度，每个博物馆应当有自己的想法和标准。“毕竟宣传教育展示才是博物馆的主业，很多时候我们会拒绝特别商业的项目。”蒋菡称若合作只是让博物馆给产品背书，这样的合作对博物馆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摘编自《“博物馆+”与文创古老的博物馆红了》，《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4月9日）

材料一：

文学批评在当下确实面临着尴尬的生存处境，一方面文学批评失去了学界的认同，另—方面文学批评也面临作家和读者的质疑，就是文学批评家本身也对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产生了怀疑。究竟我们该如何应对现实的问题，该如何走出文学批评的尴尬处境，我们呼唤着文学批评的实与真。

导致文学批评如此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批评家自身的问题，如批评家缺乏对作品的真正的感悟能力，无法对作品进行审美阐释和精细解读；批评家缺乏责任感和艺术良知，自愿堕落为商业写作和消费主义写作的吹鼓手；批评家缺乏足够的理论知识和学术修养，无法准确估价和判断文学创作的各种现象；还有的批评家甚至缺乏跟踪与熟悉文学创作现象的热情，不了解文学的基本态势。一句话，文学批评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批评家作风浮躁，缺乏求真务实的精神。

批评家坚持批评要落实到“文学性的思考”的层面，在批评中坚守文学的精神是一个关键，只有落实到了文学性的思考的层面，批评家才能与作家进行平等对话，批评家才能和作家一道展开与人类生存有关的通向真理与道德的对话，文学批评才能引导文学创作对崇高精神价值的追求。

批评家要开拓视野，丰富理论资源，建构全新的批评话语空间。 有些批评家不但没有真正领会和吸收中国文论的精髓，而且对西方的文论还抱有成见甚至充满敌意。对西方思潮在吸收其合理成分的同时保持一定的警惕和怀疑是必要的，批评家也应该有这种文化的自觉和自律，但我们应该避免在倒掉洗澡水的时候连婴儿都抛掉了，应该尽量使西方学术资源本土化，新的批评话语空间不能建构，文学批评也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谭旭东《文学批评的实与真》）

材料二：

如何重建文学批评与读者的联系，使其获得一般读者的认可，从而实现文学批评引领审美潮流的使命，这就要使文学批评克服各种“寄生”的缺陷，重塑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同时要从尚未消化的艰涩理论中摆脱出来，消除理论依赖症，把读者“看得懂、信得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通过鲜活、生动、有情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讲清楚，让读者从中引发一种情感共鸣，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其中的“道理”。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而把它揉碎，把它从沉睡中唤醒，有时候也把它创造。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可以说，他梦想中的文学批评，就包含着批评的素养、观念与语言， 这就说明，对令人“感动”的文学批评的追求具有共通性，无论中西。

文学批评应该着力于人心、人情、人性的深切体察，着力于文学人文魅力的感性体认，用通俗、清新又灵动的语言，传递阅读感受，以真诚的态度、对话的方式，建立批评家与作家、读者、作品、世界之间的联系，用贴近生活的文艺观念和逻辑方法进行阐释，推动作家去探索和追求，同时给读者以阅读享受和审美启迪，感受到鲜活的社会气息和人文情怀。

（摘编自明飞龙《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批评”》）

材料三

人们把批评家写小说称为“跨界”奇观，这其实包含着某种担忧——擅长“纸上谈兵”的批评家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其实，这种“跨界”的接受差异中隐含着一种“实践”高于“理论”的逻辑认知。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对批评家写小说的关注，除了包含着对批评家能不能写小说、能不能写出好小说的质疑，也隐含着读者对当代文学的不满足，他们实际上是期待批评家能够写出好小说的。随着新媒体和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读者的审美水平和审美期待越来越高，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评论家李云雷说：“评论家写小说，可以让评论界与创作界更好地相互理解，更好地形成良性循环，甚至有可能催生出一种独特的文体——‘批评家小说’。”他在无意中回应了读者对批评家写小说的这种期待。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文学包括生产、传播和消费三个环节。批评家写小说在文学生产上具有显著优势。批评家有开阔的文学史视野和高深的理论修养，这些为他们文学创作的高度自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作家路遥在准备写《平凡的世界》时，曾列了古今中外近百部长篇小说的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其实他就是想获得或强化这种文学史视野。对批评家来说，这种视野在写作之前基本上已经获得了。当然，有些人担心批评家写小说可能会存在“掉书袋”和炫技现象。虽然钱锺书的《围城》也被有些人认为存在一定程度的“掉书袋”现象，但是这并未影响普通读者的阅读与喜爱。张柠的《三城记》也涉及了很多文学理论，但都像盐入水中一样，化入了文学形象当中，不仅没有给普通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反而增加了小说韵味。可见，批评家深厚的理论素养有利于批评家在写小说的时候自觉选择合适的写作方法。

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看，也要坦率地承认批评家写小说在传播环节的优势。因为批评家自身对文学的鉴赏能力是得到认可的，而且他们在文学界有一定的资源，所以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不过，批评家写小说在消费环节不会有任何先天优势。出版家韩敬群说得好：“批评家写小说没有豁免权，读者不会对他们高看一眼或者低看一眼，无论怎样，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从根本上来说，批评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他是普通读者的代表，一旦他脱离了这种合法性，他的批评也将失去有效性。批评家的身份主要是在一个相对专业的文学圈子里为人所知，相关的文学从业者对批评家身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庞大的普通读者群体很少知道他们，且没有必要知道。批评家写出来的作品最终还是要脱离批评家的身份，以普通作品的朴素形式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中接受检验。

批评家的小说能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不是由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批评界应该以平常心给这些作品以平常待遇，既无须违心溢美，也不能视而不见。我们要相信，那些优秀作品必将会在时间的放大器中发酵出无尽的生命力，嵌入文学史的星空。

(摘编自朱永富《批评家写小说，还是要让作品说话》)

材料一：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到2030年，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同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完成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初中不得超过90分钟，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等减负措施，被写入了《征求意见稿》。

“这种刚性的要求会起到一定作用，将体现国家层面对青少年近视率着手进行防控的决心。”作为眼科专家，周行涛对此表示认同。但是，面对所设立的目标，他依然保留个人意见，“近视成因在学术层面还有可供探讨的空间，以此为基础设立的防控方案和目标，应该更加符合科学精神。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七成并逐年上升，小学生的近视率也近40%。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学生视力不良低龄化趋势明显，小学生近视10年翻一倍。

《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中说，户外锻炼不达标、学习负担过重以及睡眠不足等现象依旧普遍存在，且随着年级越高，这种现象越严重。“表面上，大多数家长表示孩子的视力和学习成绩一样重要，但是实际中，他们更倾向于牺牲孩子的部分视力去换取成绩。”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公共卫生副主任医师何鲜桂说。

在同仁医院，一位来自山西大同的家长告诉记者，孩子每天除了定时完成学习任务，就是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几乎不出门活动。北京市一所中学的教师胡杰表示：“现在没有非常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孩子们时时刻刻能够科学用眼。”

记者在同仁医院调查还发现，大部分的家长都是在发现孩子视力出现异样的时候才来医院就诊，而此时近视早已形成。“预防青少年近视前端筛查十分重要，却往往被忽视。”何鲜桂说，“为每一个学生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及时掌握孩子视力屈光的实时发展情况，才能有效预防，对症下药。”

（摘编自《拿什么拯救孩子的明眸》）

材料二：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视防治指南》）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WHO）近日公布的数据表明，近年来巴西近视和高度近视的患病人数增长速度非常快，巴西也成为世界上高度近视者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巴西眼科医生奎罗斯。内托指出，人们对于造成近视的原因依然非常不了解，造成儿童近视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因素，儿童体内分泌的多巴胺激素受环境影响刺激到眼轴的生长。眼睛内部晶状体的轴向生长会使视网膜变得更薄更尖锐，造成为视网膜供应氧气和营养的血管供应能力不足，进而导致视网膜脱落。

（摘编自《巴西成高度近视者增长速度最快国家之一》）

材料四：

法国眼保健操视力保护协会给孩子们的常规建议是，定期检查，避免阳光直射，不要抽烟喝酒，多吃水果、绿叶蔬菜和含有omega-3脂肪酸的鱼类。

日本的学校有定期的视力检查，没有眼保健操，但是学校会教导学生正确的读写姿势，很多学校的学生座椅可以调整高度，以保证学生保持眼睛和书本间的距离。

今年7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法案，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和手表在内的所有可网的通信设备。这一禁令将于今年9月开学时生效。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已通过立法，或明令禁止学生将手机带进校园或课堂，或规定在教师和家长的引导下学生才能使用手机。

（摘编自《各国预防近视有妙招》）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悠悠万事， 吃饭为大”“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我们要统筹“两个大局”，从世情国情粮情出发，结合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准确把握“头等大事”。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倘若粮食受制于人，必然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

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用全球不到10%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生产的粮食，养活了近20%的人口，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进而“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言粮食过关了。要从战略上看，看得深一点、远一点，切实增强保障能力，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节选自《坚定走好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

材料二   农业农村部新闻 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有记者问：《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一文中提到，到“十四五”末期，我国大概会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有人担心这会不会意味着未来国家粮食安全会出现恶化，对此农业农村部如何回应？

潘文博指出，目前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我国粮食已经连续五年保持在13000亿斤以上，稻谷、小麦这两大口粮，人均占有量超过200公斤，目前我们国家人均口粮消费不到150公斤。

潘文博还指出，粮食总量平衡下，结构性的矛盾将长期存在。粮食品种中缺口最大的是大豆。三大谷物中，稻谷平衡，略有盈余，小麦供求平衡，玉米前几年库存较高，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现在玉米的结构已经趋于合理了。面积稳定在6亿亩以上，供求基本平衡。进口谷物的总量偏少，2019年净进口谷物是1468万，全国内的产量2%左右。

唐珂指出，我国谷物进口最主要是用来作品种调剂，更好满足个性化需求，多样化消费。针对社科院报告里面提到的“十四五”末可能出现1.3亿吨粮食缺口，唐珂认为，这应该指的是包括大豆在内的粮食产需缺口，而不是实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这种进口有效满足了国内蛋白饲料和油脂的需求。

（《“十四五”末或有1. 3亿吨粮食缺口？农业农村部回应》中新网2020年8月26日）

材料三

表1：2019年全国主要粮食播种面积、播种面积同比涨幅、总产情况

（来自国家统计局2019年数据）

表2：2019 年主要农产品进出口情况

（来自农业农村部2019年数据）

材料四   我国 “舌尖上”的浪费触目惊心，而餐桌上游的整个粮食产后损失同样严重。我国粮食产后损失到底有多大？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近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任正晓指出，粮食从生产出来到摆餐桌，过程很长，每一环节都存在损失浪费。据测算，每年我国粮食产后仅储藏、运输、加工等环节损失浪费总量达700亿斤以上。

我国农户存粮约占全国粮食年总产量一半左右，由于储存设施简陋，缺乏技术指导服务，损失比例在8%左右，每年因虫霉鼠雀造成损失400亿斤以上。

我国粮食物流方式落后，散粮运输比例约为15%，大多采用包粮运输方式，抛洒、遗留损耗大。全国粮食企业有近1800亿斤仓容属危仓老库，储粮条件差、损失大。这些环节每年损失损耗粮食逾150亿斤。

由于消费习惯误区，成品粮过度追求亮、白、精，低水平粗放加工，既损失营养素又明显降低出品率，剐产物综合利用率也很低。加工环节每年造成口粮损失130亿斤以上。

请客吃饭讲排场、比阔气等不良消费方式，造成餐桌浪费更是触目惊心，有关方面估算每年餐桌浪费食物价值达2000亿元。

（节选自《必须正视的“粮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