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琵琶演奏，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人白居易的《琵琶行》“急雨私语”“珠落玉盘”的生动描写。查《全唐诗》，吟咏琵琶的诗作多达百首；据各种文献综合，当时琵琶乐曲数以百计，琵琶演奏家灿若群星。于是有人认为，中国琵琶是唐人的一大创造。此论谬矣。琵琶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历来莫衷一是。

一种观点是“琵琶出于弦毁”。“弦毁”是秦汉时期的中原乐器，类似直颈琵琶。东汉《说文解字》这样解释“琵琶”：“琵琶”两字都采用“哭”作边旁，从六书来说，这是一个形声字，“哭”表明其形是一种乐器，其声为“比”“巴”。而“巴”之声，又是从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中的一段话而来的，刘熙说，“批把”，这是在马上弹拔的乐器，其技法，往前一弹叫“批”，回手一拨叫“把”，所以这件乐器名“批把”，这是从演奏特点给乐器取名的。“批把”谐音“琵琶”，于是“琵琶”便成为这种弹拨乐的称谓。另一种观点认为琵琶是外域传来的乐器。据说，古代的波斯国，有一种乐器叫“巴尔巴特”琴，它在南北朝时期由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后来成为我国弹拔乐器的始祖。持有此说的根据是《隋书·音乐志》中的一段文字记载：“曲项琵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最直观的证明是敦煌壁画。敦煌壁画反映了从魏晋北凉直到隋唐宋元长达10个朝代的艺术文化历史，壁画中琵琶的图像就出现了689次，其中既有外域的曲项琵琶，也有奏汉本土的直项琵琶，更有中外两种形制样式结合在一起的琵琶。

其实以上“两说”都是对的，但它们指的不是同一种类型的琵琶。“外来说”所指的一种乐器叫“巴尔巴特”，形似曲颈琵琶，国人称它为“乌德琴”，它确实是外来的；“本土说”所指的是秦汉时期就有的叫“弦毁”的乐器，形似直颈琵琶，后来它吸收了外来琵琶的形制，直颈变成了曲颈，即我国唐宋琵琶的样式。以上“两说”，使我们看到了人类乐器的嬗变与衍化。

如果把秦汉的“弦毁”作为最早的琵琶，为什么直到唐朝，琵琶艺术才大放异彩呢？从艺术规律来看，先秦时代的敲击乐和吹管乐，从节奏与旋律两个方面，奠定了古乐的基础。进入隋唐，由于革新琵琶的出现和使用，弹拨乐器的威力猛增，魅力大显，音乐色彩多了华美的铺饰和富丽的映衬，完全改变了沉稳持重、从容不迫的礼乐文化的格局，使器乐艺术翻出一个新境界，于是琵琶雄踞器乐合奏的霸主地位。从社会文化来看，随着物质富裕，生活安定，胡气氤氲，多元文化汇聚，整个社会奢侈享乐之风滋长蔓延，且不说宫廷乐工艺伎队伍的庞大，民间也以“家有伎乐”为荣，社会歌舞器乐之发展可谓空前。这时，社会审美取向也悄悄发生变化，除了有盛世之音，还流行悲情艺术。人们常用琵琶演绎“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生平不得志”的隐衷。琵琶艺术几成唐代官民乐思表达与情感表现的双重文化需要，于是琵琶文化从达官贵人之家走向民间。

秦汉琵琶唐盛行的音乐历史，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与海纳百川的精神。当年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繁荣了唐代的音乐歌舞，出现了唐宋琵琶；而今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国艺术必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编自朱宏波《秦汉琵琶唐盛行》）

书法要回归“二王”，绘画要直溯宋元。在艺术领域，人们探究“古法”，追寻“古意”，一种崇古乃至“复古”的风气出现已久。与此同时，不同的声音，对“古”的质疑和抨击也变得更加尖锐起来。在这样一个众流交汇、视角多元、话语权争夺激烈的当口，围绕“古”的讨论，成了一个前沿的话题，如何理解、对待“古”，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

那么，“古”究竟是什么？

“古”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古”不是“昔”，不是“旧”。凡是“旧”的东西都一律曾经“新”过，但它是速朽的，被淘汰的。现代风格的家私可能很快过时，然而，我们看看明式家具，那些充满灵性的剪影，那种简约静穆之美，至今仍不断地给全世界的设计师们带来创作的灵感。“古”也不是某些具体的形式。陈丹青的《退步集续篇》中有句话说得挺好：“文艺复兴绘画的种种造型散韵似乎早已预告了现代意大利皮鞋与男装，俊秀雅逸……”皮鞋跟绘画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你会发现，由文艺复兴大美学滋养陶冶的民族，于造型之美何其干练而精明”。

实际上，对于“古”的种种误解，都是将“古”作了实体化的理解。犹如刻舟求剑，企图到前人遗迹和故纸堆中搜罗印证，把“古”当成既定、僵化、封闭的东西，进而要么一味摹古，泥古不化；要么竭力谤古，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古”。

有人考证出，东晋人写字的姿势是席地而坐、执卷而书，为了书写流利，必须用手指有规律地来回转动毛笔，所谓的“古法”就是转笔的技巧和方法。问题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桌子椅子，怎么办？还要不要这个“古法”？后人应该怎样学习王羲之？是仅仅模仿他的用笔结体，还是学习他的境界识度、传承态度和创新精神？

“古不乖时”“与古为新”。“古”和“新”并非对立，真正的“古”总是常变常新的，真正的“新”总是暗合于古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重要革新运动，都以“复古”为号召。“复古”之“复”，不是“重复”，走回头路，而应理解为“回复”，从偏途回到正道上来。韩愈发起唐代古文运动，他的名言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他的“复古”并没有袭取前人语调，而是“唯陈言之务去”，恢复古代散文清新简练之传统，一扫南北朝以来矫揉造作之时弊。值得注意的，还有苏轼评价韩愈的两句话——“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有衰靡，有偏溺，而后有复古。提倡复古，开一代风气的赵孟頫，主张“画贵有古意”，其实主要是纠正南宋以来柔媚纤巧和刚猛率易两种不良倾向，进而强调“中和之美”。在其启发引领下，元代山水画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峰。

入古出新，借古开今，乃是一种因果关系。按照“现代化”学的新观点，“现代”与“传统”不能截然分立，“现代”只能从“传统”中逐渐生出。德国文化哲学家蓝德曼说：“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充分进入传统，重新认识传统，把握传统的内在精神，当下的“复古”潮流若能以此为取向，则前景或许未可限量。

（摘编自何光锐《“古”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