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学观念，悲剧真正进入中国，前后不过百年时间。百年间，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便将西方源远流长的悲剧传统接受并演练了一遍。虽然其间颇多曲折与起伏，但终自成一格，形成了一种既区别于西方悲剧、又区别于中国传统悲情戏曲的“中国”文学观念及“现代”文学观念。当我们以一种动态开放的视野去审视和分析悲剧在中国的接受与成长状况，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发生与发展，虽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其内在却是持续推进且有迹可循的。如果说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发展的阶段特征与理论认知、创作实践、社会状况、时代语境等密切相关，那么其内在路向的发生则源自悲剧意识的觉醒，且阶段与路向，一表一里，互为促进。

作为文学观念研究课题，“悲剧是什么”“悲剧应当如何”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研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言人人殊的论题，此处不打算展开论析，只想重申悲剧观念最核心的两个方面，即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内在的发展路向。

朱光潜曾说，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是“出自哲学家笔下论悲剧的最好一部著作”。原因之一就在于尼采的悲剧观念既不是悲观主义的，也不是乐观主义的，而是二者矛盾的组合，将“酒神原始的苦难融入日神灿烂的光辉之中”。在朱光潜看来，这是尼采的一大功绩，理由是悲剧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具有两面性的自然。悲剧是有感于生活的阴暗、命运的不公等不如意而产生的；与此同时，悲剧又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对于悲剧人物而言，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从观念的角度看，朱光潜的这一评论或者说尼采那看似矛盾的组合，正道出了悲剧的两个最基本层面：直击人类生存困境的悲剧意识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

悲剧意识如同悲剧的内核，体现着悲剧的哲思性；悲剧精神则犹如这内核中的灵魂，展示出悲剧的人性深度。如果说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和不可解决性喻示着悲剧意识的反思深度与力度，那么悲剧人物对人性理想的合理要求，他们的执着追求、行动乃至毁灭，则彰显着悲剧的精神高度和人性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部经典的悲剧作品，都是一首哲学化的诗，深邃的思考和悲壮的情调是其基本风貌——从对人的生存的终极关怀出发，在形而上的思考与崇高的人性精神结合处绽放。所以，仅仅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识还不足以称之为悲剧，是否体现出一种执着的悲剧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二者之中，悲剧意识的觉醒是最基本的前提。

由此反观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百年进程，虽然真正堪称悲剧的戏剧作品不太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现代悲剧意识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正向的发展态势，由外而内，由下而上，由社会到个体、由现实到精神，不断拓展和深入。至于其间的悲剧精神则因作者的诉求不同和作品的艺术表现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质感和情调。所以，在这两者之中，作为根基的现代悲剧意识的不断觉醒与发展，便成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百年发展进程的最佳见证和似断实连的内在路向，贯穿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发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摘编自章池《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百年流变》）

材料二：

我曾在一篇文章的结尾这样谈论汪曾祺：“我不再期待从他笔下读到直面人生的悲剧，我把他本身读作一个悲剧”。后来集中读过他1992年以来的小说，觉得此论未免片面。这些作品所表现的痛苦、挣扎与悲凉，正是我所期望的“直面人生的悲剧”。只有将这惨淡的辉光凸突出来并赋以相应的美学价值，一个完整而又真实的汪曾祺才能得以呈现。

汪曾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表现为末世的败落景象。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处于急剧的变化和动荡之中，无论是社会政治现象还是文化精神现象都在这动荡中瞬息万变。旧的东西无力自持不断走向凋零衰败，新的东西无法自立迅速走向夭亡。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经历给这个民族染上了焦虑、绝望、悲怆、无奈的心理色彩。有的人一面挣扎，一边出自本能地发出沉重的悲叹，有的人则以其文化优势和精神优势，对这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心理色彩持有充分的清醒与自觉。这些清醒者自觉者如果怀有丰富的情感，必会产生深切而又浩大、灼痛而又寒凉的悲剧体验。近世以来许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担当这一败落的世界，表现自己的悲剧体验。这样一场漫长而又剧烈的历史动荡中，最受颠簸、最受震撼的当然是士大夫阶层。

（摘编自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

昆剧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它的原名叫“昆山腔”，简称“昆腔”。元末明初，作为南曲声腔的一个流派，在江苏昆山一带产生。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是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

昆剧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它的基础深厚，遗产丰富，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成果，在我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该剧种于2001年5月18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作为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昆曲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末明初。当时，江苏的昆山（辖今昆山、太仓两处）地区经济繁荣，贸易兴盛，黎民富庶，城乡各个阶层群众对文化娱乐有所追求，当时流行一种以地方音乐为基础的南曲，叫昆山腔。昆山腔的出现也和当时的顾阿瑛等一批文人、士大夫嗜词尚曲有很大关系。而对昆山腔的诞生有直接影响的人物是顾阿瑛的座上客顾坚，他将昆山人唱的南曲与当地的语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的歌唱方法，进行改进，形成了一种受当地人欢迎的曲调，到明初正式被称为“昆山腔”。它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被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同属南戏系统。

昆山腔开始只是民间的清曲、小唱。其流布区域，开始只限于苏州一带，到了万历年间，便以苏州为中心扩展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并逐渐流布到福建、江西、广东、湖北、湖南、四川、河南、河北各地，万历末年还流入北京。这样昆山腔便成为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

这种“小集南唱”、“清柔婉折”的昆山腔，在明中后期的嘉靖初年被变革发展，形成了昆曲曲唱体系。经过改造后的昆山腔流利清远，柔媚细腻，被称为“水磨腔”，就是说音调极其细腻柔婉。江南人磨米粉，加水磨出来的最细腻滑润，所以用“水磨”来称呼其因经过各种处理而变得细腻柔婉的曲调。新昆曲博得了众口一词的称赞。

改革后的昆山腔，大大发展了南曲的演唱艺术，而且在曲调运用上，也吸收北曲结构谨严的长处，但它还只是清唱曲，尚未走上戏曲舞台。

将昆山腔推上戏曲舞台，成为戏剧，是由梁辰鱼的《浣纱记》开始。梁辰鱼是一个著名的戏曲作家，精诗词，通音律。他觉得这样的新腔不应只局限于曲坛清歌，必须扩展到舞台之上占有更广阔的天地，于是与他人合作，发挥文学优势写作了以西施为主要人物的《浣纱记》传奇，同时把传奇文学与新的声腔以及表演艺术综合在一起，借锣鼓之势与舞台之场面形态，第一次将昆曲搬上剧坛。昆山腔在剧曲中的首次运用，引起了轰动，并很快压倒了其它一切声腔，一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戏曲，并流传南北各地，这就是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