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抒情手法为诗词所常用，叙事手法则是小说、戏剧的长技。不过，擅长抒情的诗词并非与叙事绝缘，诗词的叙事方式有其独特之处，与小说、戏剧的叙事有很大不同。将叙事视角引入古代诗词研究，将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入地解读诗词作品。

分析古代诗词的叙事，无非是几种情况，一种是事在诗词之内，一种是事在诗词之外，第三种情况则是诗词内外都有事。

所谓事在诗词之内，较为理想的情况是：诗词叙事清晰，仅从作品本身已能知其事之大概。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就像一幕用诗写成的独幕剧，时间、地点、场面、背景交代清楚，人物上下场有序、动作鲜明、对话生动，剧情发展跌宕起伏，起因、高潮、结局一一呈现，而且除了明场演出的一切，还有暗场表现和令人想象不尽的更含蓄的意义。而更多的诗词作品则是虽故事叙述不甚精细，所提供的细节却颇鲜明的“事在诗内”之作。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与古代文言小说往往只简洁交代关键性细节而不铺叙事件过程，与古代绘画往往突出核心意趣而省略枝节描画，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仅二十个字，却完整地叙述了诗人一次访人不遇的经过。这首小诗实际上写了三个人物，其中最有意味最令人遐想不尽的是并未出场的那位隐者。像这样的作品固然够不上小说，但却不妨说是一幅生动的有着两个在场人物的情景画，或者像一组精心组接的电影镜头——从诗人和童子对话，到二人一起眺望白云缭绕的大山，其叙事性质是毋庸置疑的，而对这叙事内容的理解便是进一步探索诗意的基础。

而事在诗外，则是指那些作品本身对事件描述不细不清，必须参照作品以外的相关资料才能了解其事的那类情况。这里，在作品之外的事，其实也就是此作品的创作本事（或背景）。李商隐《柳枝诗五首》是典型例子。此诗前有长序，已够一篇独立散文模样；读此序后，对下列五首南朝乐府民歌体小诗之意旨自不难理解，而若无此序，恐怕解者又将众说纷纭了。大部分戏曲的抒情唱段，也基本上是事在作品之外，诗词曲所铺写的是针对某件事而抒发的情感，其本身虽并不承担详叙完整故事的任务，但那故事却是这抒情必不可少的背景。

对于研究者来说，在诗词之内外都能发现其事，应是最好的情况。如诗词笺注往往不但注出作品所涉之事典语典、字义训诂、舆地名物、风俗制度等，而且努力探索创作背景、动机和灵感来源，力图揭示与作品相关的内外之事。如陈寅恪笺释“钱（谦益）柳（如是）因缘诗”著《柳如是别传》以“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当代学人复结合此笺释，从陈寅恪诗作以探究其晚年境遇心态，这些工作之性质皆可谓借释诗以探寻和复原故事。

在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上，诗词在抒情与叙事的互动、交错、碰撞、融合当中呈现出种种奇异风采。因此，让叙事成为古典诗词研究的角度之一，不但理由充足，而且充分可行、前景可期。

（摘编自董乃斌《古典诗词研究的叙事视角》）

炎黄时代也被称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筚路蓝缕、生生不息，留下了早期华夏民族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文化轨迹，形成了一条迥异于西方国家的文明路径。

炎黄时代，中国境内分布着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部族集团。首先，黄帝族与炎帝族经过阪泉之战，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炎黄二族为主体的华夏集团。后来，分别与东夷、苗蛮集团通过战争而相互融合。三大部落集团融合后，随着夏王朝的建立，以王朝国家为框架凝聚成了最初的华夏民族。所以，华夏民族从其最初的生成过程来看，它是以炎黄为主干，又融合了部分东夷、苗蛮等众多部族集团而形成的，华夏民族在血缘上并不是某一特定族群的延续，而是以中原地区为其共同的地区，由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华夏民族在其诞生伊始就是一个文化民族。

在不断征伐与融合中，东夷、苗蛮、夏人和商人等逐渐消失了。诚如王震中所言，在两周时代，始于夏代的华夏民族经历了由“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的升华，夏商时期华夏民族已经存在，但作为自称亦是他称的“华夏”之类的民族称谓还未出现，故称为自在民族，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诸夏”“华夏”之类的民族称谓频频出现，这是这种民族自觉意识的强烈表现，故属于自觉民族。就民族融合而言，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的步伐也并没有停止，秦汉时期人口众多、文化趋同的汉民族就是由先秦时期的华夏民族又进一步融合了蛮夷戎狄等族群发展而来的。

炎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祖文化、龙头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古文献记载，神农之治天下，“怀其仁诚之心”，神农为寻药而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黄帝之治天下，“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炎黄二帝所体现出的这种修道德、行仁义、牺牲奉献、协和万邦、创造发展等精神，我们称之为“炎黄精神”，它既是民族精神的源头和根脉，也是形成民族精神的内核和基因。

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炎黄文化、炎黄精神的内涵也都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经过炎黄子孙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弘扬，最终凝练、升华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渗透进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从古至今，“中华”“中国”之称谓，都是与炎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地域角度而言，它指的是炎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就文化方面来说，它指的是炎黄及其后裔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尽管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大家都有一个自觉的“中华”认同，即都是“中国人”。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与炎黄二帝总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的，炎黄文化、炎黄精神也是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源泉。

中华民族认同，从本质上讲，就是以炎黄精神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梁启超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斯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炎黄精神代表着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追求，而炎黄正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

（选自李俊《炎黄文化与民族认同》，2019年6月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