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校园欺凌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北欧国家。早期界定校园欺凌时，很多国家将校园暴力（school violence）与校园欺凌（school bullying）等同，而“暴力”与“欺凌”在程度和手段方面又有显著区别。美国反校园欺凌政府官方网站将“校园欺凌”定义为：“发生在学龄儿童身上的，具有真实的或可感知的权力失衡状态下的有害且具有威胁性的行为。”该行为具有重复性或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潜在的重复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翼认为：“狭义上的校园欺凌就是指校园暴力，特指发生在学校及其合理辐射地域，由校内或校外人员针对学生身体或心理实施的、达到一定伤害程度的侵害行为。”对于欺凌行为的界定，法律界和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的观点。目前，我国还没有就“校园欺凌”这一概念进行法律上的定性，也没有明确的官方解释。“校园欺凌”在传统理解上被定义为发生在校园范围内的以强力压迫和侮辱的行为，然而，在当前环境下，“校园”与“欺凌”的范围和形式产生了复杂变化，欺凌行为以往多发生在中小学内，现在也蔓延至高校。同时，欺凌行为已逐渐从现实世界扩展到虚拟社会，网络欺凌这一新形式在近年来愈发常见。

（摘编自李伟清等《我国校园欺凌调查与中美治理对策研究》）

材料二：

校园欺凌是国内外中小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校园欺凌不仅常发生在教室、宿舍、厕所等校园之内的场所，也出现于课外活动、放学途中等校外场合。近几年，我国学者从主观（学生个人）和客观（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两大方面对校园欺凌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大量探究。在客观因素方面，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具有欺凌行为的学生，其家庭常常缺乏情感温暖，父母之间的关系欠佳，经常吵架甚至发生家庭暴力；我国的一些中小学缺乏对学生进行校园欺凌方面的教育，平时也缺乏对学生的监管；另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中出现了一些乱象，学生可能会受到这些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在主观因素方面，有关欺凌事件直接参与者的研究表明：部分欺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反社会的认知或行为倾向，欺凌行为也是青春期个体获取、维护社会支配地位的一种手段；某些“另类”特征、情绪和社会交往问题会让儿童青少年成为易受欺凌的对象；欺凌和受欺凌都可能导致个体情绪、行为等方面的适应障碍，其不良影响甚至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欺凌一受欺凌者是最不稳定的一类角色，其兼具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两者的缺点，适应状况通常最差。

在过去十多年中，农村地区中小学布局调整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发生的最为突出的变化之一，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建立了大量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基于两省五县137所学校17000多名学生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和probit模型对农村寄宿制学校中的校园欺凌问题的分析发现：农村寄宿制学校中的欺凌水平高达31.5%，高于国内城市地区的中小学校，也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在农村寄宿制学校住校显著提高了学生遭遇欺凌的可能性；言语威胁、肢体冲突以及人际排斥等校园欺凌现象在住校生中都更为常见。在引入家校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以纠正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研究结论依然一致。据此，当前校园欺凌治理应重点关注农村地区的寄宿制学校，努力改善寄宿学校的住宿和医疗卫生条件，确保每一所寄宿制学校都有正式、足额的生活老师和住宿管理人员，同时，建立寄宿制学校校园安全问责制度也迫在眉睫。

对于校园欺凌，研究探讨远未结束。我们还应该继续探索个体特征与环境因素对校园欺凌行为的交互影响，从个体微观层面、同伴关系及校园环境的中观层面，再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考察不同水平因素对欺凌行为的影响。首先，应继续总结欺凌者与受欺凌者身上那些容易使其卷入校困欺凌行为的明显特征，比如基于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特殊国情，可以针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与校园欺凌的关系进行研究。另外，欺凌——受欺凌者因为占比较少，也不稳定，目前国内对该类型学生的研究较少，但是由于此类个体的适应状况最差，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关注。其次，应该充分重视校园欺凌中同伴的作用，一方面，同伴的默许和纵容会恶化校园欺凌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来自同伴的支持和温暖可以减缓校园欺凌的不良后果。再次，父母及教师等在处理校园欺凌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目前缺乏专门针对父母及教师识别和处置校园欺凌能力的研究，教育实践中相应的培训也较少。在面对校园欺凌时，他们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判断标准，也没有有效的干预手段，这些都极大限制了他们积极作用的发挥。最后，随着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的普及，网络世界逐渐成为另一个欺凌频繁发生的场域。相对于现实世界，网络的社会监管机制薄弱，个体也能更轻易地隐藏自己的身份。匿名感在有限的社会监控下很容易激发个体的敌意，性互动或恶意散播他人私密信息。因此需加大对网络欺凌这一议题的投入，也有必要对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整合研究给予相当的重视。

（摘编自王玥、胡学亮、陆伟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数字中国”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重要战略，成为指引中国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国家战略，并指引中国从全面小康走向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科技发展战略。在数字中国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14位。

“数字中国”，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中国的国家信息化体系建设，是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极大地提升了各行业的效率和质量，并将所有行业连接起来。这为引导、协调、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重塑生产力，在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变人们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图1     中国各行业数字经济比重

             图2     数字产业规模及增速

（摘编自常庆欣《建设数字中国的时代意蕴与重点领域》）

材料二：

在线教育、“虚拟”产业园、“无人经济”……尽管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冲击，上半年以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却逆势发展，展现中国经济的强大活力和韧性。

疫情下，在线办公火了！网上开会、在线培训、工作日志填报、移动审批……春节后开工第一周，实行在线办公的企业超过1800万家，逾3亿人使用在线办公软件。

“疫情期间，在线办公的认知和普及至少加快3年。”阿里巴巴钉钉CEO陈航说。人们真正感受到在线化和数字化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协同方式也在改变。

小小健康码发挥抗疫大作用，专家团队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进行远程诊疗，无人货柜、无人超市受到消费者青睐……新业态新模式飞速成长，助力疫情防控、保障人民生活、对冲行业压力、带动经济复苏、支撑稳定就业，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据测算，全国智慧城市投资空间达万亿元级，2020年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将超过4500亿元……巨大的市场潜力、强大的拉动效应，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摘编自安落等《启动数字经济新引擎——15种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中国发展新机遇》）

材料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传统零售企业包括百货店、超市、服饰店、家电在内的各个行业，明显出现销售下滑、成本费用上升等问题，利润率逐年降低。面对困境，多数企业主动适应消费趋势的变化，积极推进创新转型，调整业态结构。

各大电商平台的线下门店落地，与传统零售商联盟化趋势加强，将线上线下资源进一步整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物流、营销、质量追溯等领域应用日趋深入；电商流量加速分化，拼购模式、小程序电商、内容电商等新模式交易规模呈指数增长。

作为智慧零售的代表，近年来苏宁不断积累全品类、全渠道、全客群的数据，加上长期以来的科技投入，苏宁创造出一套成熟的大数据应用技术来提升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的效率。通过大数据驱动，苏宁C2B，C2M定制产品，精准定位市场需求，极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制造业不断智慧高效发展。中国家居行业龙头企业红星美凯龙联合腾讯智慧零售，打造了全球家居智慧营销平台。通过平台，红星美凯龙将更多“智慧”赋予每一个行业参与者，帮助他们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运营效率，提升销售业绩，并为用户带来全生命周期的家居购物体验。

（摘编自周贝贝《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相爱相杀”》）

材料一：

打开微信，点赞比比皆是。给朋友圈晒图点赞、给个人动态点赞、给转发的公号文章点赞……在争先恐后的点赞中，哪些点赞是真心的？哪些点赞是被动的?给人点赞，或不点赞，你的标准是什么？点赞会不会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在“点”与“不点”之间，你有没有产生过几丝纠结？点赞现象的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心态？请看下面的调查: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5月26日18版·视窗数据来源：人民网官方微博、微信、论坛等）

材料二（网友评论）：

@总是在状态:我们的朋友圈里有亲人、恋人、同事、同学、客户……每个人每天的时间精力有限，并不能与其保持高密度的联络。为了让人际资源在有用之时显得不那么功利，我们需要时不时地保持联系，在你发状态时，点赞就代表了关注。

＠壹心理:最近常常看到朋友圈里求点赞的消息，细看之，都是积累多少个赞就能够获得相应的奖赏，如抽奖、优惠券、电影票等，主办方当然是商家。我本人比较反感这类点赞，通常是置之不理，因为在花费时间积“赞”的同时却不能证实这种营销的真实性。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5月26日18版·延伸阅读）

材料三：

最近，很多网友相继关闭了朋友圈。问其原因，一位网友说：“以前，我的微信好友以同学为主，大家只是发些生活照片，交流一下生活状态，比较随性。现在，跟越来越多的领导、同事、客户加了微信，在朋友圈里点赞，就变得很费心思。比如，上司转发的某养生秘笈明明是谣言，可众多同事仍为其点赞，你好意思不点吗？公司新推出的营销方案，对其内容你并不完全了解，可其他同事都接连转发并频频点赞，你不点赞，是否显得另类？如此拿捏不定，考虑再三，眼不见为净，心不念则安”，还是关掉朋友圈更省心。”

实际上，在网络社交的特殊语境中，微信朋友圈里的“赞”，早已超出其最初的符指意义，成了一种几乎能表达所有态度的符号：有人看到朋友喜结良缘而点赞；看到朋友与伴侣分手竟也点赞；有人换新工作会被点赞，换个发型同样也会被点赞；有人看到朋友大病初愈点赞，看到朋友违章停车受到罚款也随手点赞……这样一来，就让原本值得珍视的“被赞”变廉价了。随着朋友圈打破公私界限，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功利色彩：有的下属每逢上司发帖必点赞，有人利用点赞跟同事套近乎，有人甚至根据点赞来划分自己在单位里人际关系的亲疏。如何在朋友圈里点赞，已经成了一个有压力、难摆脱的包袱。

应当承认，每一个“赞”背后都有一位真实存在的关注者，但这种关注并不一定可靠。在很多时候，点赞仅仅是一种礼节性的客套，甚至是一种被动行为。这种含混不清的表达，只会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零碎、模糊。不客气地说，从最初的私密记录和分享，到现在给同事上级点赞，帮公司“拉粉丝”，为“萌娃”投票，微信的一些功能已经“跑偏”。与其用“点赞”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别人的关注或者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还不如打几个问候电话、来一次当面聚谈更好。通话或许时间不长，也无华丽词藻；聚会或许时间短暂，缺少美酒佳肴，但那份真实的感觉，远比“点赞”这个心形的符号显得实在

网络终究是一个虚拟世界。对朋友圈的使用，不能偏离其私人属性，在朋友圈里点赞，应把握有限、有度、有用的原则。正确的“点赞”，是在合乎语境的情况下，通过“点赞”这一社交符号来促进双方交流和情感沟通。一方面，要学会独立思考、理性处世，既充分表达自我，又考虑他人感受。点赞者不要人云亦云、盲目跟从、一味刷存在感；被赞者亦不必过于把“赞”放在心上，更不该因为少了谁的点赞就心生怨念、胡乱猜疑、自寻烦恼。另一方面，要学会注重使用复合型交流方式，实现虚拟世界中的“点赞”与现实中面对面互动的结合。同时，相关部门和微信平台应加强监管，努力扫除盲点，不给虚假宣传、广告推广者可乘之机，避免虚假承诺、玩文字游戏等乱象。如此，才能让点赞有意义，大家也能活得更真诚、更轻松。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5月26日18版·生活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