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通过阅读文学经典，世界各国人民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加深感情。中国文化底蕴深厚，文学经典数不胜数。把中国文学经典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有效地加深中国人民与国外读者之间的情感。在长期的文学传播交流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应继续加强文学经典的传播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首先，为实现对外传播的规模化和稳定性，可以启动文学经典作品选译的系统工程。近年来，我们在中国文学经典海外传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对于中国国际地位而言，我们的文化传播还无法与大国的地位完全匹配。因此，在推动中国文学经典“走出去”时，应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个维度选择那些不同时期集中承载中国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反映中国人民生活风貌的经典作品，并启动历时的和共时的多种系统图书工程，将丰富多样的中国文学经典翻译到海外。与此同时，要想使民族的文学经典真正为世界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读者所接受，我们外译时还要在翻译语言和文本形式等方面多下功夫，使之既符合译入国受众的语言文化习惯、审美心理期待，又不会严重偏离经典所承载的中国思想文化，并呈现出中国文学的独特语言和美学风格的审美魅力。

其次，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文化特点，制定相应的文学经典推广传播策略。我们既要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又要力求通过传播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经典作品，满足不同地区受众的需求。为了完成推广策略，目前尚需很多前期研究成果的铺垫，特别是要加强对文学经典传播途径和方式的研究。“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很多国家，这些国家的民族个性、文化习俗、受众接受习惯千差万别。一方面，我们应在熟悉受众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情况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的文化传播途径，了解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通行方法，熟悉他们的操作流程，从而针对不同国家受众制定相应的传播策略。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尝试以边境地区为突破点，充分发挥边疆媒体的周边传播优势，依托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接近性，强化少数民族文学经典的译介。目前，我国边境地区在国际间的媒介合作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尝试。此外，我们还可以依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机构、民间团体等，按照当地受众的文化习俗和接受习惯来传播文学经典，讲好中国故事。

最后，文学传播需要助力建构当代中国良好形象。当前，中国文学经典海外传播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希望通过阅读中国文学经典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从而有利于他们认识当代中国。国外受众对中国故事感兴趣，他们更想知道中国最近几十年发生了什么变化。因此，我们除了涉及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还应选取那些能够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描写当代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体现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价值和审美情感的经典作品进行译介，从而激发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要让丰富多样的中国文学经典以各自不同的魅力展现中国风采，以各具美感风格的音调讲好中国故事，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为沿线国家民众树立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摘编自孙丽君《文学经典助力“一带一路”建设》，2020年6月，有删改)

汉语汉字的生成法则中潜藏着中国叙事传统的根源和奥秘。贾平凹以40多年手书1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和书法作品，形成了对汉语汉字的敏感和领悟，并由此触摸到了中国叙事传统的根脉：象。汉字通过象形、指事、会意，直接以事物的表象命名事物的本质，几乎每一个汉字都是一组由“象”组成的故事。如“秋”字， 禾、火组合，禾是庄稼的象形，火是烈焰的象形，两“象”组合，就变成了故事。

与造字的法则相同，汉语也是用“象”来表情达意的。《易传·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寄寓了中国人本初宇宙观的《易经》，本身就是以“象”推测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象征哲学。于是“象”成了汉语表意的核心元素。以“象”为核心元素也就成了汉语叙事的基本传统。这与西方以史诗为源头的叙事传统大相径庭。著名汉学家、美国人浦安迪在 《中国叙事学》中说，西方学者对中国神话“非叙述、重本体、善图案”非常不解，因为在西方人看来，“神话的定义本来就是‘叙事的艺术’，没有叙事哪里会有什么神话”。显然，西方人不了解汉语、汉字“立象以尽意”的叙事传统。这一传统不仅在文学叙事中是决定性的，即使哲学思想的表达，也没有像西方人那样依靠逻辑推演，而是一个“立象以尽意”的故事化过程。这种以“象”为基本元素构成的造字法则和语言方式， 就是中国特有的象征化叙事的思维基础。

象征化叙事传统在贾平凹小说写作中有充分的表现：

寻找心灵的对应物，也就是寻求内心世界与自然事象的感应点。即天地征候、四季运行、动物植物、山川河流，这些来自大自然的事象与自我内心相互感应、相互印证。这样的叙事在贾平凹小说中随处即是。《山本》中有一段对陆菊人心理活动的叙述：“低了头又想到刘老庚打碎了碗的事，心里说，早上过来见蔷薇都是骨朵，如果这阵花全开了，那就没事。猛一抬头朝院墙头看去，所有的骨朵全都开放了，红灿灿的耀眼，她就一下子轻松了，高声说，花生，你出来看，花全开了！”用蔷薇是否开放来测定婚事的凶吉和自己的心理走势，此类叙事在贾平凹小说中十分普遍。人的心情转换、事态的凶吉，总会通过四季的变化、草木的枯荣、风雨雷电叙述出来。

营造作为叙事支点的象征意象。意象的营造是诗歌的主要方法，但在贾平凹小说中被大量使用。这或许正是贾平凹的写作被认为是一种诗意化叙事和具有神秘主义特色的主要原因。意象的营造是贾平凹的自觉追求。《带灯》中，天生自带一盏灯的“萤火虫”被叙述为一个极具批判性的象征意象：作为一点微弱的光，“萤火虫”是对强大无边的黑暗的批判，而小说末尾处“萤火虫”的聚集，以及“萤火虫”将带灯的佛化，又成为聊可寄寓的希望。

人的意象化。贾平凹叙事中始终有一个意象化的人物序列：如《废都》的老乞丐；《秦腔》自宫的引生；《老生》的唱师；《山本》的哑巴尼姑宽展师父、盲人医生陈先生等。这些意象化的人物，一方面或残缺、或衰老、或颓废，另一方面又是通灵和全知全觉的。而残缺和全知全觉的合一本身就是大自然阴阳造化的象征。

这种源自汉语汉字思维的象征化叙事，是贾平凹习以为常的叙事基调。这赋予他的叙事诗性品质，因为象征是诗性的，意象是诗性的，汉字和汉语的构成法是诗性的。这种诗性的叙事品质，使贾平凹这位生长于秦头楚尾，横跨南方北方的作家，第一步就踏入了中国叙事传统主脉之一的诗骚传统。他早期写诗，后又写诗意化的散文和诗意化的小说。这种诗骚传统在他的写作中始终挥之不去。

(节选自李震《贾平凹与中国叙事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