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人最大的认知错误就是：北方人觉得南方不冷，南方人觉得北方人不怕冷。有人说，“北方的冷是物理攻击，南方的冷是魔法攻击”。如今天气持续降温，更多的北方人已经局促在一室之内，吃着火锅唱着歌，而南方人却瑟瑟发抖，经常抱怨冬天没有暖气，随着南方极寒天气频频出现，南方人对供暖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为什么南北方供暖差异这样大呢？

长江与黄河之间的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南北方自然分界线，其实也就是气候分界线。此线南北，无论是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方式，还是地理风貌以及人民的生活习俗，都有明显的不同。秦淮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河湖冬季结冰，每当冬季来临，北风呼啸，大部分的树会落叶。而在秦淮以南地区则正好相反，冬季不结冰，树木不落叶，一年四季常绿。所以，自然气候原因是南北方供暖差异大的主要因素。

虽然南北方供暖差异由来已久，但是自国家近两年大力推广清洁能源供暖以来，空气源热泵凭着节能环保、安全舒适等因素逐渐成为南北方供暖行业的主流产品。空气源热泵安装简单便捷，没有地域限制的特性使其产品普及率在南北方都逐年增加，有望成为未来主流供暖产品。

（节选自《为什么南北方供暖差异这样大》）

材料二：

中国划分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是1908年由中国地学会首任会长张相文，从自然地理分区的角度出发提出的，“北岭淮水”这条线，从海滨到江苏淮安，再到河南信阳，一直到陕西安康，长约上千公里宽约数十公里，这条线也是中国南北地理气候的分界带。20世纪50年代，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定北方为集中供暖区，南方不集中供暖，这即南北供暖线。这条线于20世纪50年代在“能源奇缺”背景下提出，到现在已沿袭了60多年。但是，每到寒冬时节供暖期至，呼吁“南方集中供暖”的话题都会成为热点，这条持续了60多年的“国家供暖线”，也每每成为网友吐槽的对象。“北方冻皮，南方冻骨”“北方城市取暖靠暖气，南方海滨城市取暖靠日照，像我们这不南不北的中部城市人民靠的都是自己的一身浩然正气”等段子，都是对南北寒冷及供暖的生动描述。

（节选自《南方为什么不集中供暖》）

材料三：

目前，南方城市一般使用空调和电暖器来度过寒冬，而这种方式不仅浪费资源，不利于节能减排，还加重了居民的经济负担，甚至存在安全隐患。

相比“北岭淮水”线，评价南方的冬天是否真正需要供暖的标准应该是居民的居住体验。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评判冷暖的标准有四个：温度、湿度、风速和光照。其中，湿度对于人体感受到的冷暖影响比较大，气象学普遍认为湿度每增加10%，人体感受到的温度则降低1摄氏度。以上海为例，1月、2月是上海全年最冷的季节，平均气温为3～5 ℃，气温小于－5 ℃的天数约为4～5天，但是上海冬季湿度较大，一般在60%左右，而北方地区平均湿度为20%左右，上海比北方地区湿度高了40%；按照湿度对温度的影响可推算得知，上海的温度实际是－1 ℃到1 ℃左右，而这一温度下，北方地区已经实行了集中供暖，将室内温度提高到标准温度16～18 ℃，而科学家认为18 ℃是人体感受最舒适的温度，11 ℃则为人对寒冷耐受的最低限度。因此，即便仅以此作为判断依据，上海也应该纳入到集中供暖的范围之中。

既然以往的南北方供暖界限划分并不准确，就有理由提出重新划定“供暖界限”，而这一界限原则上应该摒弃南北方的区分，以真正的需求来判断供暖是否有必要。

（节选自《浅析南方供热》）

材料四：　

清华大学教授江亿认为如果南方复制北方集中供暖模式，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预计到2020年，中国南方地区城镇需要供暖的住宅约10亿平米，如果全采用集中供热，南方建筑特点被认为不利于保温，将带来更大能耗。有专家指出，北方墙体砖层厚度一般为37厘米，南方墙体厚度一般为24厘米，俗称“两层砖”，保暖性能更差。同时，专家们认为，南方冬季短，投资巨大的集中供热设施将大部分时间闲置。有业内人士认为，要适应集中供暖，南方必须进行大规模热源、输送管道建设，以及房屋改造，其工程量和成本极高。

但是，面对民众的供暖呼声，也不能听之任之。南方冬季温度不是很低，非常适合采用各类热泵技术供暖，这些技术适合分户或分栋的分散供暖方式。一方面节约能源，分散供暖，每平方米每冬季只需5公斤标准煤，是大规模集中供暖所耗能源的一半。另一方面，用户经济负担也更低。新能源的开发也是解决南方供暖的良好途径。据报道，在南通一些小区，采用了污水源热泵（以城市污水作为冷热源的一项制冷制暖新技术）或地源热泵（利用地球所储藏的太阳能资源作为冷热源进行能量转换的能源技术）集中供暖。

（节选自《南方周末》）

材料一：

从历史来看，人口是一个缓慢变量。不过，对于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来说，人口从增长过快到下降过快的转变过于迅猛。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一度专注于人口扩张。直至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警告人口的过快增长会破坏经济发展。虽然他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马寅初的意见还是在1973年被采纳——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1982年，计划生育还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自那以后的30年，中国的出生率滑向低谷，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最高值——总生育率接近6——快速回落。到80年代中已接近生育率2.1的所谓更替水平。从90年代开始，出生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进一步下降至1.2－1.3直至2016年前，政府并未改变对大国人口过多的压力的看法，仍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在认识到人口快速下降的长期后果之后，2016年中国终止了一胎政策，改由“二孩”政策替代。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虽较之前略有回升，但下降趋势并未得到逆转。

不仅如此，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对这一数据提出了疑问。他指出，在2017年1.58的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率分别为0.66、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这种情形说明新政策具有显著的短期效应，不可持久。如果舍去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2017年的自然生育率也仅有1.18。因此，他坚持认为，随着二孩堆积效应的最终消退，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估计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这一数据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将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于世界最低之列。

与经济快速发展相关的变量，可用来解释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持续恶化。成功的经济发展将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带入城市，面对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在内的持续升高的生活成本压力，生育意愿的降低在中国同样不可避免。

低迷的生育率快速放慢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过去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平均每年减少约340万人。实际上，现在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大多数都出生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年代。除非大力鼓励生育并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则，劳动年龄人口的衰减趋势将难以逆转，并将严重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节奏。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低生育率还加速提高老年人口的比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披露，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2005年的10.45%升至2019年的18.1%，这意味着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已超过0—15岁的人口规模。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教训是，生育率下降一开始只是缓慢发生，但后来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中国似乎在改变生育政策上一向过于谨慎。虽然中国在生育率急速下降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面前已经有所行动，并会考虑制定鼓励生育和延迟退休的政策，但现实依然是，未来数十年，应对养老和社会保障开支上的史无前例的压力，将成为中国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摘编自张军《面对低生育率的巨大挑战》）

材料二：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引起一些议论。

有人认为生育是私事，政府任其自然就是。其实，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生育从来都是“家国大事”。在甲骨文里，“帝”字像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示有造物之德，可见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发展人口。管仲、孟子都提出“国以人为本”的思想，亚当斯密也认为，“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

中国古代在人口上一直都“有所作为”，比如唐太宗将人口增长作为考核官吏升降的标准。而吐蕃、古罗马等文明由于不注重人口发展，人口减少，文明衰微。

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数）下降，法国下降最快，在一战期间，一度低于1.2。战后法国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影响深远，其后生育率一直高于欧洲其他国家。20世纪70年代欧洲生育率快速下降，而法国由于有“免疫力”，并且又出台有利于生育的福利政策，生育率在1995年止跌回升，1995—2016年平均生育率为1.97，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分别只有1.38、1.33、1.28。美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下降到1976年的1.74，卡特总统认识到“美国家庭出了毛病”，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恢复传统生育文化和家庭价值，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政策，生育率上升到1989年的2.01，到2007年还稳定在2.12。而欧盟、日本的生育率则从1976年的2.02、1.85下降到2007年的1.56、1.34。较高的生育率，奠定了美国现在的经济活力高于日本和欧盟的人口学基础。

人口总量过快减少必然导致结构老化和经济活力的下降。中国65+岁老人比例将从2015年的10%提高到2030年的18%、2050年的33%。2015年是1个65+岁老人对应6.9个20－64岁劳动力，一些地区的养老金已开始出现缺口；而2030年、2050年1个老人只对应3.6个、1.7个劳动力。现在的年轻人要到七十多岁才能退休，并且只能领到微薄的养老金，养老还离不开孩子。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需要有“顶层设计”，家庭更要有“底层设计”。人口政策上下精细对合，对经济、政治、社会、卫生、文化、教育、伦理、城市规划等进行改革，让人们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最终走向人口可持续的道路。

（摘编自易富贤《人口从来都是家国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