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

陈胜前

①何为文化基因？其概念比较模糊。它是文化与生物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个民族与其他群体间不可完全通约的东西。尼古拉斯·韦德《天生的烦恼：基因、种族与人类历史》一书中指出：人类当下的存在是过去所有时间在内不断进化的产物，其进化单位可以是人类整体，也可以是稳定的社会群体。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基因会产生变化，最终影响到当下的存在。

②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史前时代温带区域，具有农业起源条件的地方并不多，中国则同时拥有南北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农业是靠天吃饭，在农民的心中，最重要的是勤快，唯有勤快才可能有好的收成。跟狩猎相比，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民族志中可知，农民往往瞧不上狩猎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狩猎者是真正靠天吃饭的群体，他们不会种植，很少储备，日子过得似乎很是自由潇洒，但少有保障。狩猎者之所以不愿意从事农业，多因为农业太辛苦，工作单调、繁重，需要长时间等待才有收获。中国人的吃苦耐劳是写在基因里的，这一点也是世界对在外打拼的中国人的印象，这背后无疑有千百年来吃苦耐劳生活历练的影响。

③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一部不同文化、不同族群融合的历史，非常幸运的是，中国完成了这一过程。相比而言，欧洲错过了融合的最好时机。历史上的中国统一局面远多于分裂，这其中文化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无疑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最终都为文化包容所化解。当代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在为宗教矛盾相对立，中国早在上千年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包容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化基因在这个分化对立严重的世界上显得非常珍贵，设若这个世界多一些包容，何至于有那么多的冲突，那么多的流血。

④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习惯总是先整体而后局部，比如中国人对“战略”一词的定义，就认为它是整体性、全局性的问题。而西方对“战略”的定义就是如何去战胜对手的、非战术的策略。整体性思维赋予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有较好的宏观把握能力，而在微观、中观上较为忽视。考察西方当代社会科学，就会发现他们在中层的理论方法方面做得非常好，很值得我们学习。整体性思维的根源就是中国漫长的农业生活史，农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化生态系统，它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生产与自然节律一致，与动植物的习性一致，与人本身的需求一致，整体性是生存的保证。相比而言，西方农业不是自给自足的，谷物农业与畜牧经济存在固有的矛盾，还需要通过远距离贸易才能满足生活需要，由此更偏向对抗与外求。

⑤上万年的农业生活，强烈的家乡、宗族观念形成一个个关系密切的群体，不合群的人是难以把基因传递下去的。也正因为合群，中国人也就成了世界上最难被同化的族群之一。文化是社会性的存在，因为有社群存在，种族文化彼此区别，各有共性，各自发展。不过，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个人经济能力与地位的提高，个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合群性弱了许多。

⑥罗素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有一种旁观者的清明，他注意到一个我们几乎忘记了的中国特性，那就是雅致！琴棋书画诗酒花，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为近万年农业社会的历史所积淀的文化意义所渗透。中国人可以欣赏素墙上梅花的阴影；可以在阴翳中沉醉于若有若无的画像；写诗追求典雅、精致、含蓄、传神；书法若是没有上溯古代碑刻名帖，笔墨之间看不出联系来，纵然工整也不会有人欣赏。这也可以追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玉石的爱好上，玉的美就是含蓄的，含蓄也成了中国审美的特征。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绵延不绝，我想不可能有积淀深厚的文化意义，也就不可能有如此悠长的回味。因为经历多了，中国文化不屑于那种没有余地、赤裸裸的表述。

⑦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源在此，向史前时代的追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过去数千年中，大部分时候这些文化基因是有利的，近现代则饱受诟病。正当我们即将要将其抛弃的时候，它似乎完成了调整，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当代社会的发展找到了契合点。

（选自《读书》2020年第7期，有删改）

①南宋是古典文化的高峰，思想上产生了朱森、陆象山这样的理学大师，诗坛产生了中兴四大诗人，词坛也有李清照、辛弃疾等大词人，唯独古文语焉不详。南宋的古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本文试从吕祖谦古文选本《古文关键》透露的信息探讨南宋古文的转型与新样古文的形制。

②《古文关键》是南宋著名的教育家吕祖谦编选的古文教材。我们在是书中却很少看到关于唐代儒学复兴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对文以载道的过分要求，而这些是韩柳欧非常强调的，这是第一个转型，是由道到文的转型。吕氏《古文关键》不关道德一事，《四库总目提要》也评论：“祖谦此书实为论文而作，不关讲学。”文人们开始非常看重自己文章的独立存在价值。编写与阅读古文选本成为时尚，宋代也出现了100种左右的古文选本。

③南宋古文的第二个转型是对文法的强调。从《古文关键》开始，古文从神圣的复兴儒学的神坛，从形而上的高大上下沉到形而下的作文法。《古文关键》卷首叫《看古文要法》，第一部分《总论看文字法》，“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案例部分又是“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欧文法”“看苏文法”……

④第三个转型是厚今薄古。《古文关键》一改唐人只取秦汉古文的传统，变为只取唐宋八大家古文。欧阳修疑经疑古，王安石制《三经新义》，苏东坡提倡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书写，全都是推崇当代文化。南宋人对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从学习的角度继承，特别推崇欧苏又能自成面目、特别强调事功之学、制度之学。秦汉派古文艰涩难懂，唐宋八大家古文则明白晓畅，便于实用。南宋事功派继承了八大家的明白晓畅，这是一种近代化、实用化的语言趋势，也是平民化、世俗化的时代要求，结合事功的主题，成为南宋散文的时代面貌。

⑤第四个转型是古文的主战场从意识形态下沉到科举。说起科举辅导，吕祖谦比同时期的老乡陈傅良还要稍逊。陈傅良以科举文辅导名震一时，他编著的服务于科举的古文选本《八面锋》也红极一时，《四库提要》评此书曰：“相传此为傅良所撰……皆预拟程试答策之用，非欲著书，故不署名耳。宋人好持议论，亦一代之风尚，而要其大旨，不失醇正……是编虽科举之书，专言时务。”科举文与古文互相借重，互相煽动，是典型的新样古文。新样古文对南宋古文运动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古文关键》中提出了“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这样违背纯文学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科举文的特点。议论文对科考最有用。

⑥第五个转型体现了商业文明的时代特点。从《古文关键》的多处矛盾来看，可能由书商最终出版定稿，他们从吕祖谦谈文的语录、授课的讲义、课堂评，点的古文组合剪辑成《古文关键》一书。当时该书比较畅销，可能有二卷本，还有二十卷版本。实际上不管书商有多少“神操作”，不管其多么粗制滥造，但它价格便宜，且大量印刷，推动了古文的普及，促进了文化的普及。评点者将文本阅读感现场表达，随机标注在文本，可以是即兴的、感性的，也可以是理性的。读者借助这些标抹符号以现场体会评点者的感受，所以选本格外真切。到清代，古文选本600种，而成熟的选本大部分有评点，古文也找到了它最佳的存在方式，最终延续为今天中小学教材中的文言文。

（选编自马茂军《〈古文关键〉与南宋古文转型》）

“道法自然”从根本上说，它是对天地万物及人类社会自然运化过程、规律，及“自发秩序”的效法和顺应。所谓“自发秩序”，即依循自然规律形成的自生自发秩序，区别于人为建构的秩序。“道法自然”实际上蕴含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即肯定自然、社会、生命系统的自然状态、自组织演化机制、过程和自发秩序是“好的”，优于人为构建的秩序。老子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中即体现了对社会系统自组织演化机制及秩序的肯定与信任。老子认为，统治者“无为而治”，百姓能够自发趋向和谐有序（“自化”），自己规范、管理自己（“自正”），自己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自富”），恢复自身的自然本性（“自朴”）。黄老道家突出“因循”，主张因时、因物、因民，顺应天地万物及百姓的本性及其自然运化过程等，体现的也是对自然、社会系统自组织演化机制、过程和自发秩序的肯定。

对自然、社会系统自组织演化机制、过程及秩序的肯定与信任，又是针对人为治理天下的观念而言的。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就是建立在“道法自然”基础上的。所谓“无为而治”即反对人为治理天下，主张以道治理天下。道家认为人为治理天下，只会扰乱自然、社会的自然演化过程及秩序，破坏人与万物的自然本性。如《庄子·在宥》篇，广成子批评黄帝人为治理天下：“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将人为治理天下视作自然生态失调、万物丧失自然本性的社会根源。

道家对自然、社会本身自组织演化机制、过程及秩序价值的肯定和信任，与当代生态思想家肯定生态系统复杂演化机制，肯定自然本身的智慧等，具有一致性。当代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趋向和谐有序、共生繁荣的机制和能力。如余谋昌教授在其著作中强调，生命和整个自然界从自身的生存发展出发，“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好”的。植物生长在适应的土地上，它的枝干、叶片和根系有利于充分吸收阳光、水分和其他营养元素；所有生物都“知道”如何寻找食物、修补创伤、抵御死亡和维护自身的生存；而生命和自然界也存在解决自己面临问题的“智力”。美国生态学家康芒纳把生态学规律概括为四条法则：第一，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第二，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第三，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第四，没有免费的午餐。其中所说的“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实际上肯定了自然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秩序的智慧或价值。

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说，道家“道法自然”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纠正现代文明的物质主义价值导向、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机制、过程在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摘编自陈红兵、杨龙《道家的“无为而治”及其可持续发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