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篇中评价创作了《通志》的宋代史学家郑樵：“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司马迁著《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看来，历史是在变化中进行的，《史记》正是呈现出了这种变化。《汉书》作者班固对司马迁多有微辞，但他也肯定“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在班固之后《汉纪》的作者荀悦和《后汉纪》的作者袁宏，都把“通古今”作为历史撰述的宗旨或原则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的《汉书》是纪传体皇朝史，荀悦的《汉纪》、袁宏的《后汉纪》是编年体皇朝史，它们都不是《史记》那样贯通的历史著作。他们强调“通古今”的必要性，一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宗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二是“通古今”也是当时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王充指出：“‘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荀悦等史家所倡言的“通古今”并非一定是要体现著作内容上的“通古今”，而是重在对现实的关注。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最全面的通史撰述，梁武帝的《通史》则是最早以“通史”名书的通史撰述，它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史学上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宋史学家郑樵是阐发史学之追求——“通”的名家，他的《通志》是这方面的名作。首先，郑樵强调“会通之义大矣哉”，他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撰述宗旨并在书志领域有重大发展。其次，郑樵竭力批评班固，认为其“全无学术”“断代为史”，“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应当指出，郑樵把“会通”与“断代”对立起来的看法，在史学发展上是不能成立的。

要理解“通史家风”的核心内涵为何，必须回到古代史学家对“通史”的理论认识中去。“纵通”，即贯通古今，追源溯流。杜佑撰《通典》，上起黄帝，下迄唐天宝之末，是典制体通史的代表作。其“纵通”的特点非常鲜明，即“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会通”是郑樵极力提倡的作史方法，其“会通”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的“会”，即广搜材料；二是古今历史的“通”。“横通”则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内容的考量与论述。

其实，当我们以“断代为史”为参照审视“纵通”“会通”和“横通”，就会发现，文献资料上的“会通”和历史内容上的“横通”都不足以反映“通史家风”的主旨，因为断代史家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两点。在中国史学史上，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只要是优秀的史著，都需要广泛占有文献资料以及反映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这样才能留传后世。可见，“通史家风”是围绕“通古今之变”而形成的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通古今之变”是“通史家风”的真正精神内涵，是真正的通史精神。

历史上对一些史事的记述常有曲直、是非之分，只有在通史编纂中才能做到“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历史上对同一史事的记述也存在详略不同，以致“首尾交错，互有出入”而产生“抵牾”，这种情况也只有在通史的编纂中“统合为编”，定其去取，以提出一个合理的说法。从史学史上考察，某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往往是通史著作提出来的，并在学术史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史上的“通史家风”笔谈》）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道德哲学思考

“新冠肺炎与自然界的野味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是世卫组织及最受科学界重视的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共同发表的声明。人类和自然共享一个地球，人类有道德责任和义务保护自然，但人类为了经济的增长和自我贪欲的满足，不断去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一些人认为，人类凭借科学理性可以穷尽宇宙的一切奥秘，这种信念是“培根——笛卡尔式”的理想，即科学就是对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作“终极说明”，他认为，万物的一切应该臣服于人类，服务于人类。大自然是供人类不断利用的资源库，或者是任凭人类任意打扮和雕琢的客体。但这种盲目自信，在自然的地震、海啸、飓风、传染性病毒等面前，会瞬间黯然失色。

从道德境界的角度看，这种道德观念，实质是一种“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把人当作自然界的唯一主体，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只是具有低级生命体征或无生命体征的客体。实际上，人类来自大自然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民族、族群、人种都应当尊重、爱护自然。人类是生物链上最高级的物种。但人类不能为了自我的满足，肆无忌惮地去破坏大自然。人类应该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这是人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这种以人类为事物的中心的学说被称作人类中心主义，也称人类中心论，这一学说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中心，也是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目的，自然界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应当按照人类的价值观去解释。人类中心主义曾经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其主张解放人性，追求自由、平等与价值，帮助人们摆脱了中世纪神学统治。但是，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追求更舒适的生活，为了经济的发展，在自我贪婪的欲望中，破坏了原本整体和谐的大自然。1992年世界众多科学家联名发表《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指出：“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这种“人类——自然”两元分离的思维模式，一直盘旋在现代一些人的道德记忆中。

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具有致命的自负流弊，那么，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就具有道德上的正义？这一学说认为大自然自身具有内在的价值，人类应该赋予大自然应有的伦理地位和道德权利，人类应当把道德共同体，从人与人的范围拓展到大自然和整个生态系统；认为人们应当在伦理上进行一次彻底的“伦理革命”或“道德革命”，让自然的一切存在物享受道德主体的地位和道德资格，从而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一样，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倘若将大自然的一切存在物都纳入道德共同体范围，那么人们就连踩死一只蚂蚁，甚至是杀死自己豢养的一头猪，都应该承担道德责任。人们在大自然面前，将失去主体性和能动性。

因此，我们既不要痴迷于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要沉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坚持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人类在向大自然索取物资与资源的时候，应当尊重自然，服从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正义法则。这是人类智慧的一种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杰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并且形成一门学问：“红学”。

《红楼梦》研究源远流长，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划分出几个时期，出现过几个高潮，但是红学一直没有间断，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历史特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主流依然是自胡适以来的考证派，以红学大师周汝昌、冯其庸为代表，以专家、教授、学者为骨干，几乎囊裹了红学研究的全部精英，翻开这一时期的《红楼梦学刊》，基本是他们的文章，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持反对意见的如戴不凡、欧阳建先生，虽然在观点上不一样，但其论证方式也是考证派一路，考证派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曹雪芹的家事，《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红楼梦》版本、作者，脂砚斋批语以及《红楼梦》诗词、典故、医药、典章等细节的考证。

其次是文本研究派，以台湾的余英时，香港的梅节，大陆的李希凡等为代表，近年来许多教授、研究生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文本研究包括《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人物、诗词、文学比较、文化背景等。在这一方面也有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与在几次红学研究会上大家的呼吁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就是异军突起的索隐派，真正使红学再次出现高潮的正是索隐派的再次崛起，首先是霍国玲姐弟的《红楼解梦》，据说是找到了《红楼梦》的真谛。其次是土默热先生的《红楼梦》作者“洪升”说，现在是无论网络还是出版界，都很热。再次是刘心武的“秦学（秦可卿）”，通过电视的魅力和出版界的推波助澜，现在还方兴未艾。其他如南明说，石涛说，朱琏说等等不一而足，但尚未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国台湾学者蒋勋的《细说红楼梦》提倡“回归文本”的阅读。

百家讲坛讲解《红楼梦》的时候，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介绍的，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红楼梦》小说中没有的东西，比如，百家讲坛上曾经分析秦可卿可能是皇族之后，讲宝玉在进入她的房间以后看到的武则天的镜子，赵飞燕舞过的金盘等屋内装饰，说秦可卿屋子里装饰的都是暗示秦可卿皇家高贵的身份，从中又推演出许多关于秦可卿身世的揭秘。蒋勋先生曾说，他希望大家关注《红楼梦》的时候能更多地关注《红楼梦》文本本身。所以，蒋勋先生在讲解的时候，把每一章回当作是一个短篇来讲解。蒋勋先生分析曹雪芹高超的写作技巧，用词的精妙。《红楼梦》很多句子都很简短，简单几个字就把人的神态描写得活灵活现，例如，宝玉“猴”在王夫人身上；“门子听说，方告了座，斜签着坐了”。蒋勋先生每次的讲解都是先读《红楼梦》文本，一边读，一边欣赏文本本身的精妙。《红楼梦》中出现了很多人物，各个人物的性格阶层都有所不同。曹雪芹在描写每个不同的人物的时候，他都化身为人物本身，描写的时候也用贴近不同阶层的语言，作诗也是符合各个人物的文采、性格。所以蒋勋先生在讲解的时候经常说，你把前面的名字盖住，只通过语言，你就可以知道这是谁在讲话。曹雪芹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在描写每个人物的时候都没有加入自己的喜恶，他对每一个角色都怀着同情之心在描写。

（摘编自《回归文本读〈红楼梦〉：从蒋勋的〈细说红楼梦〉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