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前，2019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当选院士名单公布。中医药领域3人当选。其中仝小林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刘良、王琦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继1999年陈凯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年后，中医药领域再次产生1位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是继2015年黄璐琦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4年后，中医药领域再次产生2位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10月2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院士评选等加大对中医药人才的支持力度，研究在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单设中医药组。”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2014年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实施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深化医教协同，着重中医临床思维培养，加快培养中医临床专业人才。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深化中医药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构建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有机结合，贯穿中医药人才发展全过程的中医药师承教育体系，基本建立内涵清晰、模式丰富、机制健全的中医药师承教育制度，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

师带徒，出名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项目至今已开展6批。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支持下，从第四批开始，符合申请专业学位条件的继承人可申请中医专业学位，首次实现了师承工作与专业学位的衔接，以院校教育为主体、师承教育为特色的中医药教育新格局初步形成。

近日，在6位国医大师的见证下，26位弟子向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路志正行拜师礼。年近百岁的路志正是首届国医大师，至今还在出诊带徒。他鼓励徒弟们要“精研经典，勤于临床；同门一心，重振歧黄”。

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多家中医药院校开展“中医经典知识等级考试”，考试内容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提升中医专业人才学术水平。中医教育不断尝试将传统教育的精粹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之中，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中医教育体系。

(摘编自《中国中医药报》、人民网《书写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新篇章》)

材料二:

今年7月下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在医疗联合体建设中切实加强中医药工作的通知》，要求着力推动县级中医医院在县城内牵头组建紧密型医疗卫生共同体，推动医共体内服务能力共提、人才梯队共建、健康服务共管、优质资源共享，促进中医药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整体提升县域中医药服务能力。

9月初，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医共体建设试点省和试点县名单。据统计，在山西、浙江两个试点省和567个试点县城中，共有667个县域有中医医院，其中牵头组建医共体的有360个，占比54％。

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中医院住院部11楼，患者林先生最大的感受就是终于告别了挤在窗口办理出院的年代。准备办理出院时，医护人员告诉他，只要手机开通支付宝、微信等扫描支付功能，就可通过病区内的自助机结算，发票自助打印，无需在窗口排队。

“随着医共体的全面铺开，只要虑者在医共体成员单位看病治疗，都可以享受转诊平台预约、信息共享。”长兴县中医院院长胡国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这为老百姓看中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据悉，在全国96家省级及以上中医医院中，已完成“一站式服务”建设的有76家医院，占比79.2％6；可提供3种以上预约方式有92家医院，占比95.8％。全国31个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均已成立中药药事管理质量控制中心，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组建地市级中药药事管理质控中心，开展区域内中药药事质控工作。

(摘编自经济日报《得民心产业兴》)

材料三

当前，中西医并重、融合发展，已经受到普遍认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说，在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中，中医药的参与降低了病死率，为中西医并重方针做了生动注解，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应加强中医药事业发展顶层设计，构建独立完善的中医药治理体系;推进中医临床条件和能力建设，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临床疗效评价机制及科研绩效机制。

2011-2017中医类医疗机构总收入增长情况

中医类医疗机构总收入一增长率％一占医疗机构总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报告网《2019年中国中医药市场分析报告一市场现状与发展动向研究》

材料四:

2019年6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意适时举办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发挥传统医学优势，改善民众健康，提高医疗卫生水平。”

在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传统医学大会上，圣彼得堡中医院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朝阳被俄罗斯国家杜马传统医疗委员会主席授予荣誉助章，以表彰其在俄罗斯推广传统医学上的贡献。这一勋章授予一个外国人，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第一次。

《黄帝内经》《本草纲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中医针灸、藏医药溶法分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里约运会上运动员身上风廉的“火罐烙印”，川贝枇把露在海外走红…“神奇”中医被口口相传，中医药以独特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助力各国共同应对慢性病、传染病等健康挑战，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最新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8》显示，50％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医药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元素。

(摘编自人民网《书写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新篇章》)

材料一：

近来有网络媒体称，“中微半导体自主研制的5纳米等离子体刻蚀机，性能优良，将用于全球首条5纳米芯片制程生产线”，并评论说“中国芯片生产技术终于突破欧美封锁，第一次占领世界制高点”等。

中微公司的刻蚀机的确水平一流，但夸大阐述其战略意义，则被相关专家反对。刻蚀只是芯片制造多个环节之一。刻蚀机也不是对华禁售的设备，在这个意义上不算“卡脖子”。

光刻机是芯片制造中用到的最金贵的机器，要达到5纳米曝光精度难比登天，ASML公司一家通吃高端光刻机；而刻蚀机没那么难，中微的竞争对手还有应用材料、泛林、东京电子等，国外巨头体量优势明显。

在IC业界工作多年的电子工程师张光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硅片从设计到制造到封测，流程复杂。刻蚀是制造环节的工序之一，还有造晶棒、切割晶圆、涂膜、光刻、掺杂、测试等，都需要复杂的技术。中国在大部分工序上落后。”

《科技日报》记者发现，2017年开始网络上经常热炒“5纳米刻蚀机”，而中微公司一再抗议媒体给他们“戴高帽”。

（摘编自高博《专家：国产刻蚀机很棒，但造芯片只是“配角”》）

材料二：

（摘引自《前经济学人APP》）

材料三：

就已经发布的产品来看，华为的手机芯片麒麟980比苹果更强——苹果的芯片没有基带，所以说华为手机芯片达到世界第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华为手机芯片的突破不意味着中国芯片业摆脱“卡脖子”窘境。事实上，2018年进口的芯片全额为20584.1亿人民币，高于石油进口总金额15881.7亿人民币。

芯片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大领域。如英特尔、三星，既设计也制造；联发科和威盛，则只设计，不制造；台积电只替别人代工生产。近几年中国重视IC设计，此类公司已有1400家，别的国家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多，但水平不能说最高。另外，造芯片就好比装修房子，除了好的设计图，还得有高水平的施工队。“施工”是中国芯片业的弱项。中国最好的芯片制造企业，成熟工艺是28纳米，跟台积电的7纳米差了三代；在封装（激光切割晶圆、引脚等工序）市场，做得最好的企业在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这意味着如果我们面临禁运，台积电这样的企业不再加工我们的芯片，即使华为能设计出最好的芯片，也造不出来。

（摘编自刘艳等《华为AI芯片很强，但外行请别瞎吹》）

材料四：

近期，国内不少互联网及通信行业巨头纷纷追捧人工智能芯片。虽然很多厂商的人工智能芯片还处于PPT状态，或者只是堆在仓库里积灰尘，但这并不妨碍资本对这些企业的青睐。在一轮又一轮资本助推下，一些噱头很大，但规模化应用范例寥寥无几的厂商估值不断被推高。然而，这种现象对于中国解决当下“缺芯少魂”的局面于事无补。

我们现在最缺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每年进口的超2000亿美元芯片当中，人工智能芯片的占比非常低。关键的是，由于布局较早，中科院计算机所等一些单位已经在人工智能芯片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技术成果，已有成熟的商业货架产品和应用。

在人工智能芯片这个概念“火”了之后，一些媒体预测：人工智能芯片将对半导体产业造成颠覆性变革。但实际上，人工智能芯片更像一款解决特定问题的加速器，并不能取代CPU、GPU等类型的芯片。简而言之，人工智能芯片只是饭后甜点，而不是信息产业的主粮。

对于人工智能芯片，应当辩证地看：一方面看到这类芯片潜在的市场前景和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局限性，以及被过分炒作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在追赶的车道上，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赶，而不是投机取巧。

（摘编自铁流《谨防人工智能芯片成炒作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