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审美一直是建立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当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候，大自然的山川水流就成为人们审美的一个关系对象。在和自然融为一体的过程中，人们渴望的山林的幽深、河流的婉转流长都构成审美的影响因素。从绘画、音乐到舞蹈，都和劳动或者与超越劳动的静观体味审美相结合。漫长的劳作和相对悠然的生活情态导致了审美传统规则的形成。

从文化感知上看，沉淀下来的几个词和中国视角的审美息息相关，特别值得探讨的有所谓“对牛弹琴”的审美缺乏对象性、“相由心生”的审美内生性、“感同身受”的审美感应性、“悠然神会”的审美相通性等。其一，“对牛弹琴”强调审美需要修炼和教化，没有审美感知基础也就缺乏对象性呼应，再美的因素也难以被认同。中国审美期望的是彼此之间的对等感知，文人能够惺惺相惜、互相理解审美对象的美，是因为美在自身具有魅力而超越牛的木然。其二，“相由心生”的审美内生性意指创作得失在于内涵，有怎样审美的根底就有怎样的创作呈现，一个有修养、有一定审美感知度的人，会自身呈现出美感的高下。注重内涵其实也是审美的根本，无论是对于作品品相体现出的内涵高下，还是创作者自身呈现出的人格态度，都需深究到内在根底来认识，这也是中国审美的基础认识。其三，“感同身受”的审美感应性强调创作应有读者观众的呼应，作品惟妙惟肖地表现生活，而观赏者如痴如醉地获得奥妙，取得共振，这就是审美获得快感的所在。古文中不少谈及口技表演的出色以及对于观者有巨大吸引力就是证明，强调创作要能让人们从内在和形式上感知到作品的美感亲近性。其四，“悠然神会”的审美相通性，是从审美的高级阶段来确认，出色的创作无需解说，自有让人感知而滋润入心的美感，无论是语言还是形式，美好的东西让感悟瞬间体察或者体味理悟，美好具有无障碍的透射力从而能直达人心，实现犹如《易经》所言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因此，审美者对于事物的美感悠然间认同并陶醉，证明审美的力量。

上述阐释是在借助几个历经时代淘洗的言辞来说明传统审美的感知需要有审美的教养和教化，审美者内心的期待会生成审美期待和捕捉外化的可能，内心审美素养与审美对象相遇而产生审美感应，对于美的事物，人们获知其美而荡漾升华产生美感。

（摘编自周星《从中国视角审视美育的审美观念认知》）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学创造了一个审美的世界，古代的优秀作家们不仅拥有高超的审美鉴赏力，更有高超的审美创造力，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智慧。

在古代文学家们看来，审美创造的最高境界是得意而忘言，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他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具体的语言文字，究竟如何才能创造出最高的审美境界？他们认为，言是文学手段，意是文学目的，文学手段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手段重要而忽略了目的重要。一方面要通过手段到达目的，一方面又要通过否定手段来强化目的。对创作者而言，文学创作最终呈现的美，不是“言”这个手段之美，而是“意”这个作品之美。对接受者而言，要领悟到这个美、这个意，就要披文入情，唯意是求，不能拘泥于语言文字之美而忘记了“意”这个根本之美。

因此，当作家创造出文学作品之后，当读者开始全身心地关注作品之美而完全忽略了文学手段之美时，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才真正全部实现，这样的文学审美创造才是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手段只有充分否定了自己，才能实现文学作品之美，对手段否定的越彻底，对作品的创造就越成功。这是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智慧与审美创造观，其思想渊源依然要追溯到儒道两家的文辞观与言意观中，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显然，言与意的审美智慧反映的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辩证思维方式。

滋味与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审美范畴，它是从文学品鉴与接受的角度，对文学文本审美感受的高度概括，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智慧。与西方美学不同，“味”这个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并不专指感官的味觉或嗅觉，而是指在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基础上，感官愉悦与审美、精神愉悦的共同感受。在古代文学家们看来，五官的感觉是相通的，感官的享受与精神的享受也是彼此相融的。“滋味”说反映了中华民族注重体验、注重经验，注重整体宏观感受的审美思维方式。说到底，就是心与物，情与景，境与意不分彼此的完全交融，即“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王夫之《唐诗评选》），这与西方文学创作推崇的典型论大相径庭，是有着中华民族思维特色的审美智慧。

（摘编自康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与时代使命》）

材料一：

数字史学具有数字人文的共性，但其作为历史学的个性特征更值得我们关注。总体而言，数字史学更重视网络的利用与展示，这也是很早就有学者提出“网络史学”的原因。历史学家利用互联网向同行传递和展示史料，将文献放置到互联网以便史学爱好者、历史教师、学生能够利用它们，这些行为已经被史学界认可为专业的学术活动，成为数字史学的重要内容，是一条迥异于宽泛意义上数字人文的路径。

当然，“要么在线，要么落伍”的宣言并不意味着互联网能够与数字史学画上等号。互联网只是恰好因为平台优势成为一种媒介而已，不过在这个现象背后有一些值得玩味的问题，数字史学对网络的强调让我们看到了它与“公众史学”存在诸多交集。许多早期从事数字史学研究的学者都是社会史专家，或者是试图借助数字工具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支持者。

数字史学就目前看，研究工作的重点还停留在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以GIS的运用为主。与“数字文学”相比，文本分析在数字历史领域运用还比较少，这背后有许多客观原因，最主要的因素是史料的数字化程度还比较低，达不到大规模进行文本挖掘的程度。传统的历史研究重视的一手文献往往以档案、手稿等形式出现。这些文献的数字化远没有达到丰富的程度，而且进行数字化使用的OCR技术，还存在诸多缺陷，需要大量的人工校对，其准确度才能达到进行研究的要求。所以在从事数字文学的专家已经在讨论如何分析文本的时候，数字史学的专家还要首先解决史料数字化的问题。当然，对历史文献进行文本分析的研究并不是没有，例如有学者对18世纪美国出版的报纸进行了主题分析，也有对美国与德国学术界的古典学期刊进行了类型研究。

在这样的前提下，数据库建设具有完善基础设施的重要意义。问题在于，数据库建设是非常烧钱的项目，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难以做出高质量、有使用价值的数据库。同时，数字化程度不足的状态，也决定了学者使用数字工具的倾向。据西方学者统计，在数字人文有关GIS的143个重要项目中，92个涉及历史问题。

（摘编自王涛《“数字史学”：现代、问题与展望》）

材料二：

正如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欧洲近代化进程中思想的传播和知识的普及，数字技术的革命更进一步改变了知识世界的图景。历史学与新媒体相结合所诞生的数字史学，迎合了晚近以来历史学写作朝向大众化的趋势，成为公众史学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传统史料相比，数字化史料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传统的纸质史料，如图书和档案，不论其存世数量还是保存地点都是封闭的，有的文献本身可能就是珍本孤本，即便有印刷或抄录的版本，流传数量一般也较为有限，通过互联网平台，网络数据库、网络图书馆可以直接将数字化之后的史料呈现到用户的终端。研究者与史料之间，不再有空间的阻隔；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也不再有身份的差异。一个中学生可以同一位大学教授一样，获得同样的史料，并展开独立的研究和解读，专业研究者之前所拥有的特权在数字化时代逐渐消失了，这极大地扩大了公众史学的参与面，大大提升了公众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

数字史学进一步践行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学“自下而上”的趋向，更加走向平民化和大众化。数字史学的研究成果不再只是传统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的形式，通过网络、影像等新媒体的呈现，极大地扩大了历史学的受众范围，与此同时，它也极大地鼓励了业余历史研究者的积极参与。以维基百科网站为例，它自建立之初即将自己定位为一部包含人类所有知识领域的百科全书，并作为一个开放源允许大众广泛参与。在约3500万注册用户中，有近8万名积极的写作者和编辑者，其中大多都是业余的普通网民。

与传统史学不同，数字史学毫不拘泥于形式，结合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形式的多样性。不仅文字、图像、动画、音频、视频、超文本等，均可以通过数字的形式呈现，而且在数字数据库和网络图书馆建设、网站演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单机光碟和软件开发、电子出版、多平台应用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数字史学有着传统史学无法比拟的互动性。如果数字史学仅是网站演示或光碟形式的话，它同传统史学的差别只是改换了一种新的传播载体而已，都只是单向的内容发布。但近十年，基于网络平台由用户主导生成内容的互联网产品模式，也就是Web2.0技术的成熟，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数字史学的前进。Web2.0的分享机制，使得普通人不必精通计算机程序设计就可以利用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样的平台上，专业历史学家、业余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可以展开交流和对话，数字媒体改变了传统的、单向的读者与作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及，数字史学与公众史学有着诸多的交集和共性。数字史学的发展为更好地开展公众史学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史料的前提和保障，在技术上为普通人参与历史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并改变了历史学的形态。

（摘编自周兵《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