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杨澜（以下简称“杨”）：您看您去过这么多地方，台北、高雄、美国、香港，哪一块地方是您最心爱的？

余光中（以下简称“余”）：这很难说。有人说我是乡愁诗人。我写过好多乡愁诗，可是我觉得我的乡愁呢，不是同乡会式的，不是关乎某省、某县、某村的，因为乡愁可以升华或者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感情寄托。这样说来呢，乡愁就不完全寄托在地理上的某一点，它不仅仅是地理的，也可能是历史的，可以说是历史的乡愁，文化的乡愁，而且在中文里面也可以有所寄托。那一年到东北访问，我在短短的致辞里就讲到，小时候在抗战时就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万里长征万里长”。那时，我没有去过长城，更没去过松花江，可是整个民族的一个大感情就可以融合在一起。我是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有一篇散文，结尾两句我是这样写的：“你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你的名字……”

杨：为荣？

余：没有。

杨：没有这两个字，所以我不是诗人，就要差这两个字才好。

②杨：我们看您的人生经历，觉得您其实并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困难，家庭很美满，生活呢，教书、写诗、写散文、写评论，也是人们想象的比较安定的生活。但您为什么却说“我写作是因为我失去平衡，心理失去保障，而心安理得的人是幸福的，缪斯不会去照顾他们”？

余：一个人不能光看他表面的职业和家庭。他内心有很多心魔，内心世界可能很复杂，比如他的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那就不是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我在21岁时就离开大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忽然不见了。我投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重新来过；而且一个人到了21岁，记忆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念念不忘，也成为我的一个……心结，一个中国结。

③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喜欢您的诗，但人们的欣赏对象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年轻人喜欢卡通、流行歌曲等那种节奏更快、更有形象感的东西。那么用于看白纸黑字的时间呢，相对就要减少一些了。您觉得未来的诗歌，希望在哪里呢？

余：这个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台湾、香港。因为媒体变了，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了。我向来不认为文艺要大众化，而应该小众化。可如果你连小众都维持不了的话，那就有很大问题了，像三毛也好，或者余秋雨也好，到底还是不能跟一个流行歌星比，对不对？可是，听流行歌的跟读余秋雨散文的还是不一样，所以不能够拿来比较。目前的新诗有相当多的毛病，很多诗人如果得不到知音，也应该反省一下，检讨自己的诗是不是能吸引人，这是多方面的因果现象。

④杨：现在年轻一代接触更多的是一种网络上的语言，要想保持中文原来的那种纯粹和一脉相承，已经是越来越难了。您担不担心中文的纯洁度问题，或者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也要听之任之？

余：我是相当担心的，也不能听之任之。有学者说，语言就像河流，你不能阻碍它。问题是有河流就有两岸，两岸如果太模糊了，这河流不晓得流到哪儿去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语言就由它去，它有它的生命，其实不然。比如说我们目前的中文，如果过分西化的话，中文特色就会荡然无存了。

（有删改）

材料一：

冈野信雄，日本神户的小工匠，30多年来只做一件事：旧书修复。在别人看来，这件事实在枯燥无味，冈野信雄却乐此不疲，且最后做出了奇迹：任何污损严重、破烂不堪的旧书，只要经过他的手即恢复如新，就像施了魔法。

在日本，类似冈野信雄这样的工匠灿若繁星，竹艺、金属网编、蓝染、铁器等，许多行业都存在一批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乎神经质般追求的匠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几近苛刻，对自己的手艺充满骄傲甚至自负，对自己的工作从无厌倦并永远追求尽善尽美。如果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这些日本工匠（多称“职人”）会将之看成是一种耻辱，与收获多少金钱无关。

德国制造最值得信赖。他们制定的标准严谨，甚至苛刻，他们对细节的固执早已成为习惯。即使一支铅笔、一把餐勺、一提菜篮，也都彰显着细腻的心思、独到的创意和恒久的品质。很多人都梦想成就百年品牌，但百年品牌的打造需要全力以赴：对每一处细节的关注、对目标达成的坚持、对科技创新的执着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如同众多德国百年品牌，凭借精益品质在各自领域一骑绝尘的同时，更以创新的实践为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工匠精神最完美的诠释，也是基业长青唯一的道路。

培养工匠精神，是从孩子就开始的。我曾经多次到海外游学，你从孩子们的身上，可以感受到他们快乐的心灵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想象力没有被世俗的东西破坏和束缚。这样的孩子从小没有沾染上功利心，无论长大成人以后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他们都会倾注精力，认真做好，而不会以功利之心去衡量这份工作是让他卑微还是能够在人前炫耀。这不正是培养工匠精神的土壤吗？

（摘编自时寒冰《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工匠精神》）

材料二：

“对创新者的崇拜”“创造新鲜事物”，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中国有一个词可以与“工匠精神”匹配——匠心。“匠心”意思是巧妙的构思，技艺上的创造性。有个成语叫“匠心独运”，就是“独创性地运用巧妙的心思”。唐人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说：“文不按古，匠心独妙。”这就是创新。

“匠人”有了初心，不断提升技艺，就有了“匠心”。这就是创新，就是总理说的“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能够“匠心独运”了，“匠人”就开始成长为“巨匠”。“匠人”成为“巨匠”的过程，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下苦功追求卓越的过程；“匠人”成为“巨匠”的那一刻，也就是吉姆·柯林斯说的，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

所以，从现实来说，工匠精神不是让大家只做一个工匠，而是在工作中提升自我，在工艺、技术、创新、生产和品质等方面完善自己，做大做强。同样，在新时期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企业也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摘编自秦玉峰《我要成为庖丁一样的匠人》）

材料三：

一些作品拼的不是内容质量，而是“策划”和“包装”，更有甚者，抄袭胡编、搜奇媚俗、善恶不辨，只为博眼球赚银两；一些影视剧唯票房至上，“娱乐至死”，同质化现象严重，抗日“神剧”、穿越雷剧，一个比一个“惊心”，每年都有不少粗制滥造的新剧拍完就直接进了“库房”。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将就”之风，不仅对文化产品造成了浪费和伤害，更是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

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而今，时代呼唤重拾“工匠精神”！作为“灵魂的工程师”，文艺工作者责任重大，责无旁贷。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领风气之先，塑“工匠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好中国精神、凝聚起中国力量，创作出更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摘编自刘泉《文艺也应弘扬“工匠精神”》）

材料一：

有零售行业人士曾提出畅想，付费自习室或可作为一种新业态进入到购物中心，原因有三：一是自习室和购物中心的目标客群是一致的，二是购物中心提供了自习室等需要的休闲餐饮等服务，三是自习室能丰富购物中心的业态。

“我们有考虑过。”苏家辉悦。但他指出，这其中存在不少障碍或压力：一来购物中心的招商门槛比较高，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大；二来购物中心的人流量比较大，对于需要一种安静自习环境的人而言，未必是最佳的场景。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特聘专家、北大零售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丁昀则向记者直言，不看好付费自习室进入购物中心，原因是“业态频次比较低”。

现阶段而言，付费自习室是否值得当成“风口”那般运作，得透过虚火才能认真研判。但有教育学者提出，付费自习室走红也在无形中提醒，从完善社会服务的角度看，满足求学者的自习需求，当前城市管理者需要加大公共资源的开放力度。

但如何开放或许又是一个新的难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可以探索新的开放机制，如通过第三方专业中介机构，整合社区内的学校、公共场馆资源，招募志愿者，以会员制方式(仅收取成本费用)，向社会开放这些资源，更有效地服务社会，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提供力能所及的硬件资源支撑。

(摘编自《付费自习室走红，卖“学习氛围”是下一个创业风口?》，《每日经济新闻》)

材料二：

(摘编自艾媒数据调查与计算统计)

材料三：

作为一个主要是年轻人经营、也主要服务年轻人的行业，付费自习室的人性化和智能化特点尤为突出。何秀娟为了给用户选择一把舒适的椅子，挑了十几种款式。“自己试坐、再请朋友试坐……现在家里还有6把。”舒悦则谈到了自习室桌子的设计：桌面不能太大或太小，小了空间局限，大了则会摆放一些杂物，影响注意力；桌子两侧的隔板要长度适中，使顾客既能在学习时将目光集中在桌面上，能在放松后靠时看到周围学习的人，以此激励自己。许多自习室还选择使用线上预约系统，甚至用上了物联网技术：顾客可以自助扫码开门，座位的电源与预约系统联通。

关于付费自习室的前景，店主们的看法不一。舒悦认为，虽然自习室在国内作为新兴事物前景可观，但绝不是一个挣快钱的行业。他表示，在北京仍有很多人不知道付费自习室的存在，同行们都在做着同一件事：让市场、大众认识我们。绍强的看法相反，他认为付费自习室对顾客的经济水平有一定要求，并且“收入的天花板很低”，因为空间和服务内容有限，服务范围也很难扩展。对于未来，何秀娟认为经营付费自习室的同行都处于一个初始尝试的阶段，“大家都在摸索”。

(摘编自《付费自习室里的考研季》，《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