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逻辑，是有效思维的判断标准。要进行有效的思维训练，必须讲逻辑。语文教学该如何讲逻辑？重要的是要让逻辑思维训练和学习任务紧密结合，向教学过程自然渗透。

②文本解读常常需要在语境中推断词义，这种方法运用得好，既是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运用，又是逻辑推理的示范或训练。如《史记·刺客列传》中写荆轲竭力劝说燕太子丹允许他取奘於期的人头献给秦王时，有这样一句话：“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句中的“乃”翻译为“就”还是“才”？翻译为“才”在语意上是说得通的，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甚合理：“才”表示必要条件，即没有樊於期的人头就肯定杀不了秦王，但有了樊於期的人头也未必杀得了秦王；“就”表示充分条件(有了前面的条件就一定有后面的结果),即有了樊於期的人头就一定杀得了秦王(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杀秦王可能未必要取樊於期的人头)。荆轲面对“不忍”的太子，一定要勾画出杀秦王高度可能的愿景才行，从这一点来看，翻译成“就”要比“才”合理。在文本解读中抓住几例像这样的逻辑推理和学生探讨，不仅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对他们形成好的阅读习惯、方法乃至心态也有神益。

③一段话在字面的意思之外可能还隐藏着重要信息，想要捕捉到这些信息，往往需要细致的逻辑推理。例如：“(四叔)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祝福》)

④根据这段话，可以推理出关于“我”和四叔的重要信息。首先，“我”是新党或支持新党的人；其次，四叔不仅守旧而且消息闭塞。根据“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的“还”字，可推知康有为等人在当时已算不得新党了。这点在《祝福》开头的第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中便可得到印证，有新历才谈得上“旧历”,而启用新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四叔骂新党骂的却还是康有为，足见其消息闭塞。

⑤另外，逻辑对于写作也是有意义的。中学生写作时大多选择写议论文。在证明某个观点时，可指导学生想一个“虚拟论敌”。这位“论敌”可能会针对论点举出反例或从论点推出错误，也可能会质疑论据及隐含前提的可靠性，抑或指出论证中存在的逻辑问题。面对这些，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论证免于受到攻击或能抵御攻击。例如，让学生构思“兼听则明”的论证提纲，可以先让他们找出反例，再让他们限定前提、构建框架。反例可以有“三人成虎”“父子骑驴”,表明听得越多越糊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王听“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的评价还不能形成正确认知，可李世民有时只听魏征一个人的建议就够了。学生可在充分思考以上反例的基础上指出论证关键——“兼听”在“多”,更在“异”(听到不同观点),并由此限定前提——听者要有胸怀，善辨别，从而总结出“兼听则明”的原则——独立思考，为我所用。

⑥逻辑，说到底是对有效思维规则的概括，学生努力遵守逻辑来思考，就仿佛在聆听高于自己的声音，心灵会逐步走向作品的核心，甚至拓展出未曾有过的境界，生成未曾有过的观点。

(摘编自徐飞《讲逻辑，把语文思维教育落到实处》)

材料二：

①无数生动的例证足以说明，如果不具备起码的逻辑知识，人就容易被谬误和诡辩所糊弄，就不能清晰、有条理地思考和说理，就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和行动，从而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造成损害。先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②例1：如果我想出国工作，我就必须学好外语；我不想出国工作，所以，我不必学好外语。

③这个推理是不正确的，因为“想出国工作”只是“必须学好外语”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许多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有许多外国人来中国工作或经商，即使有些人不出国，也有很多机会与外国人打交道或做生意，因此，若可能的话，仍有必要学好某门外语。

④例2：你不能证明你没有患癌症，因此，你患了癌症。我这里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你赶快花钱买吧。你的命都快要没了，捂着那些钱有什么用？

⑤例2犯有“诉诸无知”的错误。这是骗子的逻辑，是不正确的推理，就像下面这个不正确的推理一样：“你不能证明你没有犯案，因此，这件罪案就是你干的。”为了避免这样的逻辑错误产生恶果，司法上有“无罪推定”原则：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犯罪，否则那个人就是无罪的。给一个人定罪，需要有经过法庭辩论而得到认可的一系列证据构成的完整的证据链。

⑥下面看一个著名的故事：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⑦在这个故事中，那位既卖矛又卖盾的楚人的说法违反了“矛盾律”的要求，从而闹出了笑话，为后代贡献了“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摘编自陈波《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有删改)

【注】①矛盾律：又叫不矛盾律。其内容是指两个互相矛盾或互相反对的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其逻辑要求是：在两个互相矛盾或互相反对的命题中，必须否定其中一个，不能两个都肯定。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为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之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为村里人所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