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方法不是要取代传统历史研究方法，而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它把科学研究方法的全过程带入历史领域。整理考证史料、注重文献是历史学研究的传统，量化史学同样注重对历史文献的考证、确认，这一点没有区别。如果原始史料整理出了问题，不管采用什么研究方法，由此推出的结论都难言可信。两者差别在于量化方法会强调在史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寻找其中的数据，即使没有明显的数据也可以努力去量化。

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流程是一样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说。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研究问题和假说去找数据，或者通过设计实验产生数据。第三步是做统计分析，检验假说的真伪，包括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识别因果关系，做因果推断，避免把虚假的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第四，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是证伪了原假说，那原假说为什么错了？如果验证了当初的假说，又是为什么？这里挖掘清楚“因”导致“果”的实际传导机制甚为重要。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既可通过统计方法认证逻辑传导机制，也可通过简单数学模型验证传导机制的逻辑一致性。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把科学过程研究出的结果报告出来。

传统的历史研究范式基本停留在上述科学方法的第一和第二步，也就是要么先提出问题或假说，觉得“历史应该是这样”，然后去找历史个案或少数几个案例，只要假说与这些个案相符，就认为假说对历史的解释是成立的；或者，先通过对历史个案的透彻研究.学者得出关于历史现象中因果关系的假说或猜想，认为历史中就是这样由这个“因”导致那个“果”的，然后研究就到此结束。但是，从上面讲到的科学研究流程看，这显然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步或两步，不是全部过程。史料整理是建立历史数据库的基础，在没有经过大样本检验之前，这些假说和猜想还仅仅是假说，不一定真的成立。

量化研究是在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把科学方法中的第二步（收集大样本数据）做好、做完，并且把第三、第四步也做完。只有这样得到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规律”，才让人能接受，才能避免“以偏概全”。所以，量化历史方法是对传统方法的补充，而不是取代。量化历史研究也不只是简单的“用数据说话”。数据是量化研究的基础，但这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同样重要的是要根据历史大数据对我们感兴趣的猜想进行统计检验，看这个猜想是否能得到大样本的支持，而这一点是传统历史方法难以做到的。

过去，胡适也讲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不过当时他所讲的“求证”，还只是一般的寻求证据（主要是文献方面的），并不是统计学分析与大样本检验。比如说，到底是什么导致清朝灭亡？一种假说（仅仅为假说）是晚清立宪改革所致，并据此得出结论说“不能进行宪政改革，因为宪政改革导致国家灭亡”。根据清朝的个案经历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好比“阿炳二胡拉得好，是因为他是瞎子，所以任何人要拉好二胡，必须先把眼睛搞瞎”，这显然有问题，是以点带面。我们必须先收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宪政改革历史样本，进行系统统计检验，排除个案的特殊因素，让样本中的共同因素——宪政改革——突出出来，凸显“历史规律”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这个假说到底能否站住脚。

摘编自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