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信息世界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时代，多门类的舞台艺术形式不断涌现，中国戏曲独领风骚的格局受到冲击，戏曲创新往往只注意外表形式上的变化……借鉴吸收其他艺术特长无可厚非，但时下戏曲舞台“三轮车踩上舞台”“放一段电影表现天上仙境”“真雨真雪直接呈现”等手法却时有出现，甚至“整台戏曲以交响乐取代锣鼓经”也不乏其人。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戏曲舞台上的一支“云肘”、一套“马舞”、一趟“走边”、一组“起霸”，直至“急急风”“慢长锤”“四击头”等戏曲音乐中的锣鼓经，乃是戏曲从业者们千百年来呕心沥血，把人类生活实践经过长期的艺术提炼，才创造出的戏曲本体精华——写意性虚拟特点。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代新剧，“大制作拼设备”“戏不够景来凑”“投入三千万演出仅三场”等急功近利现象也不在少数，而戏曲应有的内在本体优势却日渐淡化。戏不像戏、曲不像曲，戏曲艺术所具有的独到的内在韵律不知何处，老戏迷渐渐远离，新观众难以进门。

中国戏曲有别于话剧、歌剧、音乐剧等广义的舞台戏剧，中国戏曲回归本体是一个长期困扰戏曲改革的重要问题。著名艺术大师梅兰芳论戏曲改革时提出“移步不换形”，正是强调了戏曲本体的重要性。《秋江》中的老艄公手持一根船桨，既能表现大风大浪，又能反映潺潺流水；《三岔口》满台灯光下的激烈对打，表现的却是伸手不见五指，令人惊叹；《霸王别姬》中的虞姬用擂鼓舞剑的戏曲形式、配以一段京剧“夜深沉”音乐曲牌，却表现出十万大军背水一战前的微妙心态。戏曲的程式、肢体的表现、独特的韵味、优美的旋律，正是中国戏曲有别于其他舞台艺术所呈现出来的独到的本体优势，也正是国外艺术家对中国戏曲的表演体系拍案叫绝之处。

著名戏曲导演、戏曲理论家阿甲曾就戏曲的本体属性作出过四点归纳：“戏曲是以唱、做、念、打等表演手段为基础；戏曲是程式化的舞台艺术；戏曲是运用虚拟手段，虚实结合的舞台艺术；戏曲是以表演直接与观众打交道的舞台艺术。”

一个事物的兴衰是由其内在运动规律决定的。著名戏剧评论家张庚在《戏曲艺术论》中曾谈到：“我们说改革，决不应把传统抛一边另起炉灶，而是坚持在传统的基础上出新。要尊重戏曲的基本形式、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要保存和发扬戏曲传统中的精华，同时又要不断创造出表现新生活内容的新技巧、新程式，使戏曲成为新时代的新艺术。”戏曲发展有其内在的运动轨迹，更具有属于中国戏曲本质的“行为规范”。戏曲创新需要发展，戏曲艺术呼唤回归本体，戏曲舞台更需要没有添加防腐剂的属于中国戏曲元素的“绿色食品”。

戏曲界有句俗话：“十年磨一戏”，这充分反映创作高质量戏曲作品的艰难性。一部戏曲新剧目的推出，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中国戏曲在发展中回归本体，却是当今戏曲艺术不可或缺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近年来戏曲发展的探索实践中，坚持和把握戏曲本体元素的昆曲《牡丹亭》，既赋予了戏曲艺术新的面貌，又具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中国戏曲独有的传统审美感……

一部传统的历史题材戏，从梅兰芳的京剧《游园惊梦》，到今天的青春版《牡丹亭》，再到厅堂版直至实景园林版《牡丹亭》，水袖飞舞间，意蕴六百载。让人鼓掌惊叹的不只是其委婉绮丽的舞台艺术风格，更源自这部昆剧坚持戏曲本体元素而焕发出的旺盛不竭的生命力。

面对多元化艺术的冲击，戏曲发展真可谓道路坎坷、步履艰辛。亦真亦幻、亦虚亦实，成功否？失败焉？经过一千多年不断发展的中国戏曲之所以有今天，也并非一日之功。当今国家推出一系列繁荣文艺舞台的鼓励政策，各地方戏曲领域仍有一大批苦苦求索戏曲发展的人们，中国戏曲要在发展中回归，在回归中发展，得益于这些不断追求“戏曲梦”的人们。

（摘编自韵声《戏曲改革重在本体创作》）

材料二

京剧以程式化的表演为主要的艺术特点，布景简洁朴素，几乎所有的调度都是由演员的表演来完成的。电影《霸王别姬》里有那么一种说法：“走七步才是楚霸王，走五步，那不成黄天霸了吗？”传统京剧对程式化表演的注重可见一斑，什么都是规定好的，包括步法、身法、唱法、表情……而在现代京剧《赤壁》中，这种程式化表演的痕迹却被大大削弱了，演员的身法虽然也在，但是更多的是和剧情、节奏一起展开的，而不是像传统京剧一样，是演员展示个人表演水平的一种手段了。而且，演员是有明确的舞台调度的，支点运用、大场面的排演，都融入了现代戏剧的元素，使得京剧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中国版音乐剧”。

在戏曲的处理原则上，是运用了写意的处理原则的。比如说，《草船借箭》一出，舞台上没有船，也没有草人，只有一个人象征性地拿着一个浆。而现代京剧中不仅有由演员扮演的草人、还有箭、还有船。于是我们可以说，《赤壁》中写实的元素大大增强。我们在整出戏里，不仅仅看到了城墙、船等实景，还看到了对于像火、水、箭等这样的元素的运用。

同时，感谢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灯光、布景、道具、演员人数、舞台大小、服装、音乐等元素被大大的增强和拓宽了，观众看戏不仅仅看演员了，还看景、还感受气氛和节奏，感受整个故事的走向，听着音乐的运用……戏剧综合性的元素大大增强。

但总的来说，现代京剧的改革是有其必然性在里面的，一个是科技的发展，许多想法都可以实践出来了，没有必要只在演员的表演上细抠了。另一方面是现代观众的审美情趣的变化，导致了传统的戏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不再为观众所接受，那么改革也是必然的了。然而不管怎么说，戏曲艺术的核心仍然是表演的艺术。

（摘编自《传统京剧<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和现代京剧<赤壁>的对比》）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近日，这一争论冲上了微博热搜。当现实课本和古籍上都记录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时，许多认定其是“斯人”的网友除了匪夷所思、大为震惊外，或许还有“穿越”回中学翻翻语文书、亲自确认一遍的冲动。

经考证，不同版本的教材竟然也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差异。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部回应称，自该出版社1961年首次收录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入课文以来，一直采用“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而冀教版教材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与“是人”两种说法并存于历经严格编辑和审定的教材中，是客观事实。

那么，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中华文化浸明浸昌，文脉悠长，流传下来的典籍不可胜数，经过历朝历代大范围地抄录、转载、著录，同一篇文献在不同典籍中可能存在不小的差异。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名句“黄河远上白云间”，在明代著作《唐诗品汇》中却作“黄砂直上白云间”；更为人所熟知的《静夜思》《悯农》也存在差别较大的“非主流”版本。在我国文化中类似的“斯人”与“是人”之争，实际上屡见不鲜。

问题的核心或许不在于“谁更正确”，而在于该如何认识这种普遍存在的变化。须知，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死物”，语言文字每天都在流变与发展当中，生机勃发。两千三百年前孟子著书之际，我国文字实质上并未统一，无论“是人”或“斯人”，其实都是经历了中华语言大变革洗礼和改造之后，被“抛光打磨”的产物。试图在文化演变当中寻找绝对正确的“唯一真理”，无异于刻舟求剑。

从另一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有不少语言沦为只能识别，不能运用的“死语”，才真正陷入了只具备考证价值，而无应用或改变可能的悲哀境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在两千多年后仍然被人们广泛引用，不断参与到语言流变的进程中，这是中华文化具有持久生机和活力的佐证。因此，“斯人”还是“是人”的“正统”争论之声，恰恰是中华文化的强健心跳。

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字是人类交流使用的符号中介，其本质在于运用，而非背诵。李海峰教授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语言文字流变加快，许多词语都在加速变化，以适应新的语言发音习惯。“斯人”在发音便捷程度上较“是人”有优势，也更具备“古韵”，很可能因此获得了大众青睐，造成了异于主流教材版本的“集体错觉”。这是文化变迁的大众民意选择，并非简单的谬误。

回归问题的本质，“斯人”与“是人”之争，并非大众记忆的“错漏”，而是富有活力的中华语言在近现代社会正常变迁的结果，是语言文字流变的一次“被目击”。传统文化不是已然作古的“死文化”，而是现代中华文化的根本和“来路”，它与中国人今日的生活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自然也会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日新月异。

因此，我们不能抱着“唯一真理观”，死守三坟五典中“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辞故步自封。《礼记·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应该在严谨考证、完好保留、坚持扬弃的精神指导下，悦纳文化生长中产生的分歧和枝丫，鼓励理性争论，保养传统文化在当代继续发展创新的土壤和空间。

（摘编自《“是人”“斯人”之争》）

材料二：

既然“斯”与“是”的意思区别不大，是否还有必要较真呢？当然有必要。中学语文老师对于古文学习经常是“锱铢必较”，背诵默写一个字都不能错，这也是今天网友能够展开论辩的基础。对“斯”与“是”的较真，未尝不是中学语文学习习惯的延伸。当然更多的，还是出于捍卫经典原貌的本能，是对“是”的探索，是对“真”的重视。有网友为了找出“斯人”，翻找大量古籍刻本、教材教辅，甚至连汉语语料库都查了一遍。有疑惑就找证据，有问题就找答案，这种“较真”的意义，其实已经超越对“斯”“是”二字的区分。历来诗人学者都注重推敲文字，汉语博大精深，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用法、丰富的含义，一字之差常常谬以千里，对“斯”“是”的辨析，是对考据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求是精神的传承。

在网络时代，求是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在网络传播中，以讹传讹的情况十分多见。比如最近某影视剧中一句“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大为流行，但原句是“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还有不少网友对多音异形的字望文生义，张口乱读、随手乱改、误用错用，伤害了字词原本的意蕴，亵渎了汉字文化。汉字有其严肃性，咬文嚼字既要凭考据说话，还要辨其含义。字斟句酌中不仅辨了字形，也能够让人重新审视古文之美。

一场“斯”“是”之辩，恰是求“是”之辩。带着思考读文章，带着质疑看问题，论辩之中，自有真意。

（摘编自《“是人”“斯人”之辩，体现求“是”态度》）

材料一：

反观网红建筑，则不难发现，网红建筑的走红往往是凭借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其走红原因可以很简单，或是体现了某一时刻、某一角度的美感，或是展现了一种特殊的风情，或是形成了某种奇特的效果，这些都可能触发人们的喜爱、好奇或者惊叹。

对照地标形成的过程和原因，网红建筑照片反映的是瞬时、片面、局部的信息，其真实性存疑。网红建筑的形成不一定来自人们的真实体验，不需要时间积淀，甚至可以与当地市民无关，推动其成为网红的流量，完全可能来自不同地域。如此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把网红建筑与城市地标画等号。网红建筑确有其价值与意义，但由于其形成过程和原因过于简单，照片可能变成“照骗”，打卡可能成为廉价的炫耀。同时，网红的另一特征往往是转瞬即逝，在网上迅速走红后，可能很快就被人淡忘。在建设成本巨大的建筑领域，这些问题值得警醒。

人类社会自进入现代以来，经历了大规模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国际建筑领域曾围绕这些议题进行过讨论。有人认为，现代建筑的大量涌现破坏了城市整体性，大规模建设也造成了“千城一面”的问题，城市文化传统未能得到充分尊重，城市个性被削弱，城市辨识度下降。正因如此，城市地标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课题，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呈现为对网红效应的盲目追求。城市建设是一项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矛盾性的议题，其解决方案也不可能简而化之。许多城市都曾举办过评选城市新地标的活动，最后往往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此。

近期，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要求治理“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乱象，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新时期建筑方针，探索建立城市总建筑师制度，为城市建筑设计进一步指明方向。针对超高层地标建筑建设，《通知》列出明确规范，以遏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摩天楼”之风。应该认识到，地标不仅具有视觉标志性，更是体现城市精神的标志。成功的地标建筑，应是广大市民情感认同、集体意志的体现。值得欣慰的是，在近些年的建设中，很多城市筑起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地标：北京的大兴国际机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体航站楼，广州“小蛮腰”增添了珠江的绰约风姿，深圳市民中心以“大鹏展翅”的形象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开拓创新精神。

网红建筑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值得各界关注和研究。从网红建筑到城市地标，差的不仅仅是时间的积淀。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信息不断涌现、迭代，网络世界纷繁复杂，面对城市建设问题，规划者、建设者、设计师都需要沉潜下来，坚守住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和文化立场，为增添建筑之美贡献智慧。

（摘自方晓风《城市地标：不应对网红效应盲目追求》，《人民日报》2020年07月19日）

材料二：

作为设计师，在与地方政府交流或参与城市建设项目时，经常听到这样的愿景——希望把新项目打造成新的城市地标，同时成为网红打卡地。建设者有这样的愿望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却无形中将网红打卡地与城市地标之间画上了等号，仿佛能够网红起来，也可以成为新地标。这种现象背后的问题值得探究。

城市地标，是城市的名片。想到巴黎，人们就会想到巴黎圣母院；想到埃及，人们就会想到金字塔，想到法老文明；想到敦煌，人们就会想到莫高窟，想到飞天壁画；想到上海，人们就会想到上海滩，想到东方明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已经将城市地标和特定的城市特征画上了等号。西湖等于杭州，故宫和天安门等于北京，中山陵等于南京……城市地标和城市，相互成就，相互成为名片。

城市地标要成功地和城市划上等号，光有知名度还不够。当前社会生活中，我们能够熟知的城市地标，大都有一段让人记忆深刻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者是美好的，或者是悲伤的，或者是历史的，或者是现代的，而无一例外，城市地标，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历史文化底蕴。城市地标要想成功地代表城市，既要有与城市气质相符的独特特点，又要有能够为城市带来记忆的文化底蕴。

盲目地将网红打卡地和城市地标等同，这是对城市地标的误解。网红打卡地，是新时代互联网传播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旅游地。这种地方的产生，往往具有偶然性，网友对这种地方的记忆很难长久，往往一个地方刚刚兴起，又会快速地被人们遗忘。若是将网红打卡地等同于城市地标，就会对城市地标产生误解。当城市地标变为了对网红打卡地的追逐和建设，那么，一座城市，很难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城市地标，只会在追逐中逐渐失去自我。

打造城市地标，要基于城市特色，注重发挥城市的文化底蕴。城市地标，也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要与城市一脉相承；城市地标不等于千篇一律，城市地标应该是城市人文精神的独特表达，具有不可复制性；与此同时，城市地标，在精不在多，在厚重不在于流行。底蕴，源于底气，也源于文化和历史的积累。唯有静下心来，摒弃跟风心理，仔细研究城市特质，富裕城市地标独特的文化底蕴，城市地标，才能逐渐成为城市的代言人。

（摘自元起《打造城市地标文化底蕴必不可少》，“珠海文明网”）

材料一：

（图2图3出自王辉、杨卿梱《新中国70年人口变迁与老龄化挑战》）

材料二：

我国已进行过六次人口普查，世界各国也都定期开展人口普查。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迫切需要。自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发生了显著改变，出现重要转折性变化，人口总规模增长惯性减弱，劳动年龄人口波动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开展人口普查，了解人口增长、劳动力供给、流动人口变化情况，摸清老年人口规模，有助于准确分析判断未来我国人口形势，准确把握人口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特征和新趋势，深刻认识这些变化对人口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对于调整完善人口政策，推动人口结构优化，促进人口素质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有关问题答记者林火灿）问》，中国经济网2019年11月9日）

材料三：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便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条件，从而形成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宏观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的前40年间，凭借人口转变后的丰富人口红利，我国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耗殆尽之际，我国即将迎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二次人口红利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高投资回报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单位作为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综合生产率，它的提高就是产业升级与生产力的发展）的重点将从提高劳动投入转向提高人力资本。第一次人口红利得益于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数亿具有基础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第二次人口红利将受益于我国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的长期、持续努力。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从2000年的42.8％和12.5％提升至2019年的89.5％、51.6％。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规模将达3亿，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数字到2050年将达5亿。

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将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群体。劳动力素质的全面提升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石，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累积正推动我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摘编自杨朝《人才争夺战背后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光明日报》2020年10月22日）

材料四：

全面提升人口素质，需要深化同智能科教素质相关的体制改革。主要是深化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拓宽招生渠道，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改革教学体制，适当增加智能教育科目，提高学生自主动脑、动手能力。把激发科研人员的自主创新精神和能力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进一步完善科研体制，探索更能激发专家学者发明创造积极性、有利于“冒尖”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

全面提升人口素质，深化同精神文明素质相关的体制改革。精神文明素质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信仰、理念等，又包括诚实守信等道德素质和遵纪守法等法治素质，还包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生态文明素质。当前可以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加强宣传教育，建强宣教队伍，提升宣教质量，改进宣教方式方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凡是能够纳入法律规范的事务都应出台尽可能详尽的法律法规，以更有效地弘扬正气、纠正各种不文明行为。

（摘编自田雪原《全面提升人口素质》，《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0日“人民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