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史开启之际，老大帝国愚昧颟顸，执迷于“夷夏之辨”，以“天朝上国”自居，在西方先进的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面前仍然自以为是，造成了“天朝的崩溃”。这种因过度文化自信导致的“华夏中心主义”大大地阻碍了中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造成了落后挨打的屈辱的百年近代史。然而，这种历史叙述没有看到“夷夏之辨”在近代史上一度也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夷夏之辨，是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之一。它将天下划为“华夏”诸邦与“夷”“戎”“蛮”“狄”等部落。它产生之初，便有依文化与血统作区分的两重含义在内。但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不再以血缘的亲疏而以文明程度的差异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而且逐渐被广为接受。

在历史上，中国长期以来在东亚处于文化、政治、经济领先的地位。久而久之便使得人们习惯性地将中国与“先进文化”画上等号。然而，当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丧权辱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中国是否仍是文化最为先进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此问题面前，如果仍然不假思索地将大清即是华夏作为无须怀疑的前提，那么大清便还是文化先进之国，因此就没有必要向西方的“蛮夷”学习。即便要学习，最多也是学习器物上一些优点，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换言之，华夷观在此时对中国走向现代化就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批有识之士慢慢注意到西方列强不仅有极为发达的物质文明，在精神文明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大清是否在文化上也领先于西方列强便值得怀疑。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深入了解西方社会之后，便感慨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沦为“夷狄”，而西方列强因为文化昌盛，俨然已有“华夏”气象。维新派的代表谭嗣同、梁启超则将民主、共和制度视为辨认夷夏的重要标准，在他们看来，在与西方世界的较量中，中国早已落后而成为夷狄了。

因此在这些“睁眼看世界”者看来，以地域定夷夏是不符合“夷夏之辨”的本义的；夷夏是可以转换的；西方的政教风俗、伦常礼义并不逊于中国，甚至胜于中国；西方俨然已是“华夏”而中国沦为“夷狄”了。而“夷狄”必须向华夏学习，亦即大清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明成果。郭嵩焘从“夷夏之辨”的义理出发，指出“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西方）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从这个意义上说，“夷夏之辨”在近代史上并非完全扮演了阻碍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角色，它同时也给一部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摘编自章舜粤《“夷夏之辨”之于近代中国》）

历史上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农耕文化发展较早，其体系也较为成熟和完整，对北方的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农耕文化向长城地带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扩散的同时，各民族文化也在向中原汇聚，使得中原文化在发展中也吸了各民族文化的养分和智慧，而且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塑造了长城地带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据考证，从赵武灵王提倡胡服到清代的旗袍、马褂，古代中原民族上衣下裳、宽领褒袖的笨重服饰有了重大的转变。伴随魏晋时期大批北方游牧民族从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或蒙古草原进入长城地带或其以南的中原腹地，“胡床”带入农耕地区并改突了中原民族席政而坐的习惯。小麦、大麦以及磨面方法从西域和其他民族地区的传入，改变了中原汉族以五谷为饭的膳食种类。家用畜力中的马，主要是从蒙古高原引入长城以南，汉代极为有名的汗血宝马传入中原方备受珍惜。此外，在新疆阿拉沟、直儿沟等地西周至战国末期的墓葬中发现的骡子骨骼，经鉴定其最早应该是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者培育出来约。而在艺术文化方面诸如笛、琵琶、箜篌、胡琴等乐器以及音乐音律、歌舞杂技等自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后，对中原的戏剧、宋词、元曲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同云岗等石窟艺术以及敦煌的壁画艺术等，都是长城地带各民族乃至世界艺术的汇聚。

半个世纪前的一天，法国巴黎市民从当天报纸上看到一个十分醒目的消息：昨天，法国物理学家夏里·法布里教授，作为新当选的法国科学院院士，出席了科学院院士例会。按照老规矩，院士第一次参加例会，要宣读一篇高水平的论文。不过，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夏里·法布里教授没有宣传自己的论文，而是宣读了在他指导下的一位中国年轻的物理学家的论文。教授自豪地告诉与会者，这位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由于出色的研究成果，将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荣获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巴黎的报纸还刊登了夏里教授和这位中国年轻科学家的大幅照片。这一消息使巴黎人惊奇异常，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又愚昧的国家，而今天，竟然有一位年轻的中国人登上了法国神圣的科学殿堂。要知道，即使是法国科学家，要获得法国国家级科学博士学位，也是不容易的。

这位令巴黎人大吃一惊的中国人，就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

严济慈出生在浙江东阳县的一个小村庄，他是农民的儿子。7岁时，进入严家祠堂的蒙馆读书，读四书五经，但他对那些艰涩的圣贤之言没有兴趣。有一次，他父亲到杭州去办事，无意中在一个书摊上发现一本《笔算数学》，便买回来给了严济慈，严济慈高兴极了。当时，村子里谁都没有学过高深的数学，也找不到可以请教的老师。严济慈硬着头皮自己“啃”，硬是“啃”下了这本书。

14岁时，严济慈考上了浙江东阳县立中学，成绩是所有考生中最优秀的。家里省吃俭用，把这个“严家几辈子才出的读书人”送进了中学的大门。严济慈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他刻苦用功，每学期的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

这年夏天，他来到省城杭州报考大学。考虑到家里经济困难，他决定报考离家最近的南京高等师范，因为师范不仅免交学费，还免费提供食宿。在等候发榜的日子里，有一天，他看见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张贴的招生告示，心想：反正没事，不如再去考考看，于是，又报考了河海工程学校。

不久，考试揭晓，严济慈两所大学都考上了，而且均为全省第一。这一来，轰动了杭州城，也迅速传到他的家乡东阳县。为此，浙江省教育厅把东阳中学列为全省的重点中学。

从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严济慈远涉重洋，到法国留学，把目标选定在著名的巴黎大学理学科。按校规，20多门主课，考试通过一门即可得到一张文凭，考取8张文凭就可毕业。但由于课程艰深，考试繁难，考取一张文凭并非易事，不少学生在校多年，一张文凭也没拿到。巴黎大学一年举行两次考试。这次勇敢尝试的结果，成绩优等，使他一进校就获得了第一张巴黎大学的文凭。巴黎有令人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也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物质诱惑。严济慈对于一切不为所动，每天从下榻的旅馆，到教室，到图书馆，到实验室，四点一线，从不偏离。一年之后，夏天的考试又来临了，严济慈以惊人的记忆力和扎实的知识功底，通过了3门主课的考试，夺得了3张文凭，这是巴黎大学的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获得硕士学位以后，严济慈在巴黎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夏里·法布里教授的著名实验室任工程师，研究当时物理学的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压电效应)。面对难题，除掉不能再减少的睡眠，分分秒秒都用来研究，最后终于成功了。他的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被夏里教授在第一次出席科学院院士的例会时拿到会上宣传，轰动了巴黎。

(摘编自《中外著名科学家小传》)

材料一：

不久前的故宫“特展”，曾经万人争睹宋代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即便是幸运的观众，也往往需要排队五个小时，才能看上匆匆五分钟，而电视片《国家宝藏》中，由“护宝人”画家冯海涛、非遗传人仇庆年和演员李晨演绎的《千里江山图》将你看不到的故事细细还原，一下子让国宝“活”了起来、“近”了起来。浩荡图卷背后，隐藏着十八岁画家王希孟的拿云才华和生命迷踪，缥缈着“不会为君、什么都会”的宋宗对江山永固的一厢情愿，游移着媚上嫉贤、蠹食国运的佞臣蔡京才高品低的闪烁眼神……我们不但从山重水复的缝隙张望到先人背影，更目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画颜料制作唯一传人仇庆年荒野寻石、陋室研磨，探索朱砂、石青、石黄等目迷五色、“千年不腐”的秘诀，还可见证中央美院的海海经年累月、耐住寂寞，一重重上色复制十分之一的《千里江山图》……

（摘编自2017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国家宝藏》之所以成功，在于其打破了传统的文化节日围有思路，敢于创新，采用了一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讲述方式。《国家宝藏》采用了情景剧的方式，“演活了”文物背后的故事。

在节目中引入了一系列与文物有关的人物，向观众表现了他们对文物的情感与思考，才让这一节目更加打动人心。比如节目请到了74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画颜料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仇庆年现场演示，除了让观众更清楚地了解古代绘画颜料的制作难度以外，老人独自去深山老林里寻找能作为颜料的矿石等故事，更让人感受到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老中青三代故宫志愿者的亮相，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们的虔诚和敬业。这让我想起曾让亿万人关注的《舌尖上的中因》，在展现食物的美味之余，也讲迷了与之相关的人的故事：厨师对美味精益求精的追求、地方特色美食背后的人情故事、一场家宴中的亲情与乡愁，也许比食物本身更加打动人心。

（摘编自2017年12月13日《广州日报》）

材料三：

以国宝为题材的节目并不新鲜，《国宝档案》《鉴宝》等都是佳作，但与前作不同，《国家宝藏》首次将高冷的博物馆呈现于综艺舞台，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新鲜感。

《国家宝藏》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打出“让国宝活起来”的口号。所谓“活起来”，就是让国宝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联。第一期故宫博物院播出后，能迅速获得观众认可，和明星化身历史人物出演“小剧场”密切相关。在第二期节目中，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演奏的编钟古乐《茉莉花》，钟磬齐鸣，华夏正音流淌，仿佛让人穿越千年。

（摘编自2017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

材料四

《国家宝藏》把纪录片和综艺节目两种形式融合运用，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节目首次融合了综艺、纪录、戏剧多种艺术形式，讲述“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化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让文物在人们的生活中活起来。

文物真正让人动容的核心，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86万余件文物，选哪三件参与节目？应该是那些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结合体，更能传递出有益于当下的文化内涵。最终，我们选择了《千里江山图》卷、各种釉彩大瓶和石鼓，这三件文物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了华夏文明的宏大叙事。三件国宝站在五千年优秀文化的坚实基础上，分别从文化、艺术与物质的角度，展现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所铸大国梦想的历程，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才愈发坚信，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将继续创造和延续伟大的中华文明。

（摘编自201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生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光明网）

日前，太原钢铁集团宣布由其研发生产的圆珠笔笔头用不锈钢新型材料实现了批量生产，并于近日成功应用于国内制笔厂家。这意味着未来“中国造”笔头有望完全替代进口产品。对于研发笔尖钢技术的意义，有网友提出疑问，花费巨资研发一项高度成熟、利润有限的大众商品，其投入与产出之比是否合理？在基于精细化的产业分工和广泛的全球贸易背景下，我们是不是确有必要执着于造出圆珠笔头？对于国内的制笔企业来说，笔尖钢技术的突破无疑也是个好消息。作为核心部件之一的圆珠笔尖所需的特殊用钢，长期完全依赖进口，每年企业需要用每吨12万元左右的价格，从日本等国家进口1000多吨。不仅如此，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在国际市场上我们的企业从生产加工到标准制定都缺乏主动权。有专家介绍，中国研制成功易切削不锈钢线材以后，日本的钢材供应商立刻将价格从每吨12.5万元下调到9万元左右，而如果笔尖钢能完全实现国产化，国内制笔企业的成本将进一步下降，我们也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主动权。

（新华网）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 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央视新闻客户端）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新浪网）

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