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对现代精神最有力的推动之所以往往来自传统文明，是因为古代文化本来就根深蒂固地包含在现代精神当中。我们知道，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经济增长、政教分离等等，是现代性的一些基本内涵。但这些现代文明的外壳并不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内容。它们都只是为美好生活提供了最好的外在条件，并不等于美好生活本身。美好生活，还必须有更实质的内容，而这些，正是靠古代的德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来填充的。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些传统的价值作底蕴，才有可能展开现代性的种种风景。因此，现代从来没有离开传统而存在过。现代文明与古代文化并不必然是矛盾的，但是当这个外壳忘记了、破坏了、压抑了其中的内容，或是变得与其中的内容不相匹配的时候，其内在的传统部分就会反抗和调整这个外壳。因此，没有古代内容的现代生活不仅是索然无味、不值得过的，而且是根本就无法存在下去的。

从社会制度的基本架构上讲，中国早就进入了现代阶段，但与此同时，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国现代化得不彻底，不能让人充分满意。但这种不满意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反映的是一个极为悖谬的问题，即，中国之所以现代化得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她已经变得太现代了，我们已经过于强调现代的这个外壳，而没有充分发育外壳里面应该有的文明内涵，使我们的现代生活不够丰富，这从而也会影响到现代性的整体外观，使得一些现代制度好像永远无法在中国安顿下来。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认为，要充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恰恰是要努力发掘古代传统，才能使这个现代文明变得丰富而厚实。

作为各个文化体系的儒释道各家，理应成为现代中国人安置个体幸福的精神归宿，甚至由西方传入的宗教，也可以起到这样的文化功能，但是，这些文化体系所处的基本文明架构，却不能照搬基督教文明的架构。说得再直接一些：我们不能在基督教文明创立的现代制度框架下，仅仅填充中国的内容而已；不能将西方政教分离的架构简单拿到中国来，再用中国文化来填充其“教”的部分。而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一直没有把自己套进这样一个西方架构当中，而是在寻找着自己的现代道路。只有在中国式的文明架构之中，才可能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把中国的古代传统变成塑造现代中国文明的有效资源。

这样看来，现代中国不仅需要依赖传统文明来建构其现代品性，而且要在更大的意义上，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文明架构。因为要形成这一套文明架构不可能照搬基督教文明，那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古代资源。虽然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并没有主动依赖传统资源思考中国的现代问题，但他们理解科学民主这些现代问题的方式早已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寻求现代文明架构的资源。只有充分利用这些古代资源，才可能使现代中国文明不仅能充分保障人的自由和安全，而且有助于实现人格尊严和幸福；才能使现代中国不仅富足繁荣，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现代中国才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伟大的。

（吴飞《中国的现代处境与古代资源》，有删改）

中国古代诗歌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诗学形态，有光耀古今的诗歌大师，有令人百读不厌的名篇。这既是新诗写作者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又构成创新与突破的沉重压力。面对中国古典诗歌悠久的传统，中国现代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五四”时代的新诗缔造者们，以一种不容置辩的态度揭竿而起，为了冲破中国传统诗学的沉重压力，他们选择的是面向外国寻找助力，从异域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矜自己的诗学革命之火。但与此同时，不时流露出的则是由他们骨子里的民族文化的基因并决定的对古代诗歌意境与表情方式的欣赏，对博大精深的古代诗歌美学的眷恋，正是对待传统的复杂心态，使他们无法摆脱焦虑。“五四”时代，革故鼎新的时代，新诗的缔造者们对旧诗的传统发起的抨击，有一些明显是情结化的，是过火的。胡适在《谈新诗》中写到：“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像这样不加区分地把近体诗的形式一挺打倒，无疑是简单化的。取消了诗歌写作的技艺与难度，诗歌就很容易滑向浅白的言情与对生活现象的实录。

新诗与传统的审美习惯的冲撞，还鲜明表现在新诗人与持有旧的诗学观念的读者身上。新诗一出现就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声浪；而且九十年来，质疑与责难的声音始终伴随着新诗的成长，不绝于耳。这是因为新诗违背了传统的审美习惯，因而引起了某些读者的反感。诗歌鉴赏，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信息的交流活动。由诗作发出的信息，只有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相适应，才能被接收，被加工。诗歌读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从宏观来考察，是人类世世代代审美经验的沉淀；从微观来考察，则是个人有生以来的宙美经验的总和。以我国读者的诗歌审美观念来说，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古典诗歌开始出现的时候。先秦时代形成的“风、雅、颂、赋、比、兴”即所谓诗之“六义”，其影响一直绵延到今天。 我国古典诗歌到唐代进入鼎盛时代，各种诗体备具，形成了完整的格局，自此以后，古典诗歌代代相传，形成了一种超稳定性，即使是新诗诞生多年以后，旧体诗还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以及数量可观的作者。

新诗的艺术上的创新与完美固然有待时日，读者的诗歌审美心理结构的改变也是个漫长的过程。为弥合新诗尤其是自由诗与传统的审美方式距离过远的不足，新诗人也做了不少工作，诸如何其芳、林庚等为构建与古典诗歌格律有所衔接的新格体律诗的努力，尽管收效不大。但这种尝试精神却是可贵的。从新诗发展的历程来看，新诗的草创阶段，那些拓荒者首先着眼的是西方诗歌资源的引进，但是当新诗的阵地已巩固，他们便更多地回过头来考虑中国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衔接了。

(摘编自吴思敬《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都纵向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而研究者多重视“横向移植”，忽视“纵向继承”，这导致辉煌灿烂的古典诗歌艺术在新诗创作领域中的现代价值被严重忽略。因此，研究古典诗歌与20世纪新诗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事实上，后来的诗歌接受前代诗歌的影响是必然的。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体现了新诗与古典诗歌的血缘关系。

首先，从意象和诗句来看，新诗对古典诗歌的传承显而易见。如戴望舒《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中的“丁香空结雨中愁”一句，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化用了李清照《武陵春》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其次，在作品构思上，古今诗歌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如郑愁予的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而舒婷名篇的《船》所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则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另外，古今诗歌在诗人、诗体、流派、主题和形式手法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如郭沫若的豪情气势似李白，艾青的深沉悲郁同杜甫，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有晚唐温、李诗词之风，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接近；如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如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如古今诗歌都有的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又如古今诗歌均重视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意境营造、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形式和手法的运用。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宽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同时，它还有助于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另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拓宽现代学人的历史视野，培养他们丰富的审美趣味和对优秀民族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