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江南的文化版图如何界定？实际上，文化的存在必须依托特定时代与环境。因此，研究文化要有时空坐标，否则难以道说、难触实质。

从地理概念的角度来看，江南区域时大时小，小到环太湖流域，即“苏锡常”和“杭嘉湖”，大到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流域，即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广大长江中下游以南区域。关于这个大区域概念，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有过记载。

江南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这与其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江南地区地形地貌特征为丘陵、平原，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因此气候湿润、万物滋润，人也和润。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使江南人民大体得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久而久之形成了文明祥和的区域文化。

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江南地区就已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商末周初，吴和越这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苏浙地区逐渐形成。自那时起，吴越文化便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本土根脉。

正式把江南作为行政区域名称始于唐代。贞观元年，唐太宗分天下为10道，其中有就江南道。这个江南道区域甚广，包含几乎今天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而后江南道所辖区域和名称不断演变，到了清代，先后有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和江南省。

（摘编自廖大伟、李想《江南文化何时形成独特区域风格》）

材料二：

在精神本质的层面上，要弄清楚江南文化最独特的创造与深层结构。任何文化，在广义上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江南文化也不例外。如果说本质是一个对象所独有的东西，那么关于江南文化的本质，就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来寻找。与其他区域相比，江南最显著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但同时江南也更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它可能很大，如白居易诗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如李流芳画里的横塘，但作为超功利的审美存在却毫无疑问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从这个角度出发，第一，仅仅有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家讲的“财赋”，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在中国，“天府之国”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这一方面是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的。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接触到。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如果说，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的内容，与北方文化圈一脉相通，那么也不妨说，正是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民族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在这里也需做一点补充，把审美精神看作是江南文化的本质，并不是说中国其他区域没有审美创造，而只是说这不是它们最显著的贡献。以齐鲁文化为例，如孔子尽管最赞同的人生境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但在儒家文化主流中，更明显的却是审美与伦理的紧张关系，所以孔子又严格区分了“德”（伦理本体）与“色”（感性存在），可见它们在根本意义上是无法和平共处的。由于沾染了过于浓重的道德色彩，儒家经常发生“以道德代审美”的异化。但在江南文化中，由于一方面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审美精神本身也发育得比较正常与健康，因而其现实的与道德的异化相对要小得多。中华民族生命本性中的“审美—诗性”机能，正是在江南获得了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由于审美存在代表着个体生命的最高理想，所以还可以说，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是在江南诗性文化中实现了自身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一言以蔽之，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由此可知，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

此外，由于江南文化的特殊魅力，从古代开始，“江南”就开始了“文化漂流”，如我们熟知的“塞北江南”“邹鲁小江南”等。但无论在哪里出现了“江南文化”现象，除了物产丰富和较高质量的物质生活，美丽的自然景观和较高层次的审美文化享受，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反过来证明，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最高本质。

（摘编自刘士林《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材料三：

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有极其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则以其超功利的审美气质与诗性精神蕴蓄和催生了历代文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和巨大的创造潜能。

江南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变化转型，在不断的整合与重构中形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体系，到隋唐之际其主要内涵已经比较稳定。江南山川秀美，气候温暖，水域众多，人性普遍较灵秀颖慧，利于艺术。这种特征在远古时期即已开始展现，随着历史的推移，江南经济文化地位不断上升，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江南的水性特征相关，水性在中国传统思维中是与“柔”“灵动”联系在一起的。生活于江南清丽自然环境中的人性情多柔和，情感细腻而思维活跃。青山秀水，茂林修竹，不仅使人们热爱自然，也使人们感觉敏锐，不仅启迪遐思，更可以滋润灵性。故而江南在经济发展以后，文学艺术快速发展。魏晋以后，江南诗人、书法家、画家的大量涌现充分说明这一事实。江南玉文化发达，玉温润、柔和、纤巧，吴越先民好玉的审美追求，很能反映他们的品性。这种审美追求应该是形成江南文化特质的一个基本因子，吴越语言的温柔细腻，吴声歌曲的清新婉丽，也与此特性有关。江南士人性情多清俊秀逸，与山东士人的儒雅、敦厚，关陇、燕赵士人的刚直、豪爽构成鲜明的对比。江南文学作品也相应崇尚清秀俊逸与自然婉丽的风格。这些都反映了江南文化的柔性特点。

（摘编自陈云燕《浅论中国江南文化》）

材料一：

我们费许多力气替宋诗拨乱反正，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唐诗对宋诗确实有着很大的影响。面对盛唐难为继的局面，宋人或顺水推舟或揭竿而起，然而总难逃脱唐诗苑囿。旧时意象旧时情怀，一如宿命般余音袅袅，挥之不去，他们不得不追求新变。所以，在以唐诗为参照的基础上，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宋诗得以形成自己风格的表现。

其一，就技巧而言，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宋诗诸人的风格，并不尽相同，但有一共同倾向，即要从唐诗较浓丽膏腴的风格中摆脱出来，所以从最为明显也最为方便的形式下手，要在用意、用字上有别于唐诗惯用的格套，以开辟出新的境界。他们作诗讲究锤炼语言，强调无一字无来处，从运思造境到雕字琢句和韵调音节，都是费尽周折。律诗至唐朝已臻化境，但宋诗于此更为精细，极尽对偶的工切、匀称、自然和意远之能事。但是，这种情形也存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弊病。不过，作为风格的这种平淡之中要藏有山高水深，需要有意境之高深配之以精约的语句，才可以达到。正如梅尧臣所言：“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所以，朴素淡雅，平易清新就成为宋诗的一大特征。

其二，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唐诗重情，往往抓住人生中的瞬间，投入浓烈的感情，凝缩而简洁，但其视界的广度也因此受限。宋代理学兴盛，理性的思辨使得宋人能够冷静客观地对待一切事物和现象，表现出看问题的广阔视野。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这样就使得宋诗较少唐诗那种浑雅醇厚的韵致，而多睿智哲思，长于在写景抒怀中寄寓自己对人生、社会、历史、政治等问题的思考，以理取胜。这样，表现视野的广阔，理趣的渗入使得宋诗体现出一种渊雅不俗的沉潜风格特征，凡唐人浅言少言泛言者，宋诗深言多言切言之，深造有得。

其三，从情感表现来看，宋诗在情感的呈现上趋于理性化。诗的创作必须由感落到思，没有无感的诗，也没有不思的诗，在这点上，唐诗、宋诗乃至一切诗都是相通的。只是宋诗中的感情被理性化了，宋人冷却了由热情而来的冲动，滤去不相干的成分，析出其所感的本质，将其表现在诗里。由此宋诗表现出叙述性和思辨性的风格，看问题时也显示出一种达观的态度，显得冷静而从容，不出理性的逻辑范围。然而天真的感情自身即是艺术性的，成熟的感情便含有反艺术的因素在里面，那么我们可以说，宋诗由议论而来的理性特色，张扬了一种迥异于唐诗之感性的理性风格，他们追求一种自然之理和人生哲理的融汇于一的理趣，一种似癨而实腴，外枯而中膏的成熟之美。

（摘编自李素军《略论宋诗美学风格特征》）

材料二：

首先，唐人的感情是自然生发的，真纯如赤子，是浪漫的激情；宋人的感情则受过人文精神的陶钧，冷静而深邃，充溢着智慧。宋代社会流行理学，主张压抑人的欲望，弘扬理性精神，这种环境不利于外向性情感的生成。强烈的感情都要经过思想的提炼与沉淀，成为一种融合着理性的思绪。徐复观先生说：“（宋人）把感情加上了理性，甚至是把感情加以理性化。但这种理性化乃是对感情的冷却澄汰，冷却由感情而来的冲动，澄汰去实际上是不相干的成分，以透视出所感的内容乃至所感的本质，并将其表现出来。此即所谓宋诗主意。‘意’是经过理性的澄汰而成为更凝敛坚实的感情。”然而不管是自然纯粹的情，还是凝练坚实的意，直接表达都是有难度的，需要借助意象来彰显。唐人的感情浩浩荡荡，浑无涯际，充斥着生命力，这种感情是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故诗人习用自然意象来寄托此感情，其实是由于自然万物与充溢着生命力的情感相通。宋人的情感含蓄渊渟，整饬条畅，直抒而出则显枯涩板滞，故诗人常以人文意象、典故来深化情感，寄托人文情怀。

其次，唐代诗人多把自身作为情感的主体，喜怒歌哭，多是为己而发。宋朝诗人则在自我之外，重新发现了国家与民族的苦难，其胸怀更为广阔博大。唐诗抒发的情感主要是来自诗人对自身的关注。边塞从军之豪迈与哀怨，山水隐逸之适意与寂寥，随侍君王之自得与惶恐，诗酒联欢之忘忧与纵恣，羁旅远行之超脱和依恋，日徂月迈之绝望与无奈，这些都是唐人发之于心，系之于己而难以摆脱的情愫。只有杜甫这样才性健全的诗人对国家、对大众发生了人溺己溺的关切与同情，而有唐一代同调甚少，直至宋代才蔚为大观，这与宋朝人文教化之盛不无关系。正因为如此，宋人比唐人多一份担当，多一份社会责任感，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也更为真挚。在北宋的和平时代，这种情怀表现为“正直刚强的品节与宽裕从容的涵养”，在南宋外敌入侵的危急关头，这种情怀又表现为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唐宋诗转型的情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