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雯之死足以说明宝黛恋爱之必归失败，宝钗袭人之能把握住现实，宝玉之必出于逃亡，所以晴雯之死对于《红楼梦》全部故事之归宿，是表现决定关键的一件大事。

晴雯在全书中占的篇幅不及袭人或平儿的三分之一；但《红楼梦》作者对于宝钗探春平儿袭人凤姐是采取政治史的写法，而对于黛玉晴雯尤三姐芳官，却是几首极哀艳的诗篇。一个作者对自己所偏爱的人物，往往禁抑不住主观的情绪之汹涌，不期然而流入吟咏式的抒写。作者用李纨来说明封建环境中女性之以正统作风求得自己之完整，而以晴雯尤三姐芳官司棋说明具有反抗性的女子之战斗、失败与惨烈牺牲。因此作者写晴雯的笔端，是带着极强烈的抚爱、忿恨和痛惜之情的。

你可以认为这丫鬟太骄纵了，太不懂世故了；但你心里本来就厌恶着其余的人们之卑怯或狡诈，你可以惋惜这丫鬟太不知计较利害与成败了；然而仔细想来，像她这样一个女孩儿，你也并不以为她争得宝玉的侍妾地位为胜利。你一边读着她的传记，一边被她的艳丽、天真和热情所吸引，为她的豪放勇敢所震惊。你不见得就想和她恋爱；但你总愿意多看到她的容貌，多听见她的声音，藉此你也可以提高一些对于庸俗女性的欣赏心，冲破一些贾府雾围中的阴湿气。

黛玉之死是一步一步走向枯萎，晴雯之死是骤然遭遇到残暴的摧折。黛玉之死使人回肠九转，不尽的哀怜；而晴雯之死，却激起人中气如雷的忿怒，聪明的读者一看到王夫人对于晴雯之深恶痛绝，片刻不能停留地把她赶出去，就会叫一声“大事休矣”，岂有那样憎恨晴雯而能容纳黛玉之理？如果说黛玉是宝玉的第一个爱人的话，那么我把晴雯断作宝玉的第二个爱人，因为决定恋爱中心的条件是人生意态之能否一致，在《红楼梦》书中屡次表示出宝玉与宝钗的人生观之抵触，而宝黛之间却相互引为知己。袭人是宝玉身上的一重银红色的丝网；使宝玉在生活上感到细腻体贴，成为自己衣食起卧所不可少的依傍，但也因此就感到束缚而常想挣脱；在灵魂方面，他和她也永远是走着两条路的。因此宝玉尽可敬重宝钗之才，爱慕宝钗之貌，享受袭人的伏侍，怜恤袭人的尽心；可是他的心之深处，对宝钗是隔膜、疏远，对袭人更不免有些顾忌、憎厌与怀疑。晴雯是一个丫鬟，知识学问绝对说不上，可是她的反抗现状独往独来的精神实在和宝玉共鸣，她的美貌，她的聪明以及口齿尖利，性情偏狭，都与黛玉同类型；而她的热情、痛快和勇敢，倒又是黛玉之所无。晴雯之死，实在使得宝玉感到人生莫大的悲惨与失望，他写出“既怀幽沉以不尽，复罔含屈于无穷！高标见嫉，闺闱恨比长沙；贞烈遭危，巾帼渗于雁塞……”“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毁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恨犹未释！”如此痛愤的文句。试问“高标”和“贞烈”的美德，可是袭人所能用得的？“毁口”“剖心”这样的重话可是温和之宝玉平常所出口的？

置身于战场之中，游心于杀伐之外，倒不是耳目聪明不足以见闻到炮火的凶危，却由于个性所使。既不能舍己以从人，又不肯集中精力来从事于勾心斗角的战斗，这就是晴雯姑娘归于败亡的基本原因，也是一切浪漫主义者惨败的教训。但读者若不从政治的功利去看，对于一个优秀而受摧残的孤独者，必然是怀抱了无限的同情，因为在这里才有人性，有真实，有正义。

晴雯被丢弃出大观园了，宝玉在挨父亲痛打以后，又受到母亲更严重的惩处，并且由于眼看着晴雯之孤立无援，含冤就死，深深觉察到现实环境之阴险与残酷；他使自己的情感走向神话的环境里去，想像着另一种超然的世界，才是晴雯之类的灵秀女子之所居。于是等黛玉一死，他在这个人间已到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时候了。你们是善于控制现实的。好吧！这个家这个世界就都让给你们吧！他逃到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身边逍遥无累去了，王夫人和袭人之流，对于铲除一个“害人的妖精”晴雯，很有把握；然而却万万没有想到会换取到另一种更坚决冷酷的回答罢？

（节选自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晴雯之死》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表面看不证自明，深思则令人疑窦丛生。文学理论不就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吗？这个答案貌似顺理成章，实则掩盖了文学与理论的深层关系。因为在这个答案里，作为定义项的文学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不自明的文学概念同样需要得到论证。在“文学理论就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这个陈述中，理论与文学的紧张关系也没有得到揭示。

历史上，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从来不是自明的。按理说，文学理论发生的根据即在于对文学的解释，理论是对文学的守护。然而，考察文学与理论关系的历史不难发现，理论在发展中不仅与文学没有达成一致性的默契，反而不断挑起事端，制造了文学与理论关系的紧张。文学话语和理论话语似乎是相抵触的。文学话语既是概念的又是形象的，是逻辑的又是超逻辑的；文学的世界是形象的世界，又是意蕴的世界。而理论的话语则是概念的、逻辑的，理论的展开是理性的运思过程。这样一来，在充满意蕴内涵的文学世界与由概念、逻辑支撑的理论世界之间的确构成一种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常常被认为是文学指责理论的理由。但文学与理论的矛盾关系并非不兼容、非同一性的，而是可以通过特殊的智慧融通的。

文学以人为中心，她倾听人的吁求，关怀人的福祉，人的存在是文学无法绕开的本体论前提。同样，理论也是表达对人的存在之关怀的。不能离开对人的存在的关怀而谈文学的意义或理论的价值。可以说，文学与理论在精神深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文学的现代发展已经超出了单纯模仿论或表现论的解释范畴，文学挑战着人类的智力极限和理解能力，理解文学必得借助于一种理论。就这个意义讲，理论对于文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佛克马、易布思在其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里特别强调：“为了阐释文学作品和把文学当作人们一种特殊的传达模式来看待，我们必须掌握文学理论；不依赖于一种特定的文学理论，要使文学研究达到科学化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文学对理论的不满、抵制和怨恨不过是对蹩脚的理论的抵制。蹩脚的理论不属于文学，而只是文学的羁绊。好的理论一如好的文学，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嬉戏、相互辩难，共同实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守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与理论应该相互致敬，相互成全。文学，是理论言说的沃土和灵感之源；理论，是文学的守护者，以深刻的理性自觉通达文学的意义世界。

但是，当今文学批评被人们诟病最多。作为理论的应用，批评是一种旨在发现作品的美和缺点，阐释作品的意义的理性活动。批评连接着两头，一头连接文学，一头连接理论。而无论是从文学方面，还是从理论方面，批评远不尽如人意。人们指责非文学的批评太多了，贴近文本、深入细读的批评太少了，文学批评远没有达到与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而从理论的角度看，批评的浅薄暴露无遗。因为批评疏离了理论，导致批评与理论脱节。理论为批评提供尺度，批评是否深入、得体，不仅与批评家文本细读的专业能力有关，也与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理论有关。理论在为自身提供反思能力的同时，也为批评带来自审的力量。

（摘编自邢建昌《文学需要理论吗》）

材料二：

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之间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不能简单下结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建立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文学理论需要研究文学活动，在研究的过程中，会发掘和研究出文学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会慢慢渗透到文学理论之中，对后世文学作品产生积极影响。现当代文学是离不开文学理论的，例如五四运动之后，旧思潮散去，新思想引领潮流，现实主义文学兴起。一些文学家受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指引，创造出一系列受人喜爱影响深远的作品，如《铸剑》《子夜》等等。

文学理论为文学提供理论基础，反之文学的创新也会促使文学理论更新。中国缺乏系统的文学理论，古代的文论大多是分散不系统的，只有部分关于文论的书籍，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现当代文学在创作中摸索出一部分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理论。虽然现当代文学创作吸收借鉴了外国的文学理论，但这些现当代作家没有停下他们探索的脚步。“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成为现当代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为此有大量的作家进行探索与实践。例如左翼文学潮，一些作家如赵树理、丁玲、茅盾等，吸收提炼人民大众的语言，创作出一系列受大众欢迎的无产阶级作品，这些作品促使文学思潮的兴起，同样地更新了文学理论。鲁迅虽在初期写作时受到了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但他在写作过程中也在不断创新，杂文便是鲁迅的一大创新。鲁迅本人也曾讲过无论是国外的还是中国的文学概论都没有杂文这样的题材，但鲁迅却能灵活运用杂文来有力地批判现实中的丑恶现象。在此之前文学理论中没有杂文这种体裁，而鲁迅根据现实情况和自身的意志创造了这样的文本类型。尽管鲁迅的杂文备受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这种文学体裁丰富了文学理论。

（摘编自帅青《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