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他（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我似乎打了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不得了，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

……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摘编自鲁迅《故乡》）

材料二：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试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地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路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三：

中国古代的礼治文化非常注重人的自省和道德自觉。礼的这种特性，与其渊源有关，“礼”最初是指用于祭祀的器物，后来扩展至供神人享用的醴酒，最终泛指侍奉神人的行为，所谓“礼肇于俗，而生于祭”即指此意。从起源看，礼就存在于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中，一代一代沿袭成俗，人们按照礼的要求行动，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并不会感到受到限制或束缚。乡村生活中，人们遵照礼的要求行事，已经内化于心，它有时基本不是依靠外在惩罚的威慑，甚至也不需要依赖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主要源自人们内心的自觉，如果失礼，心里会觉得不安、惶恐。故礼在乡村的维系，依靠的是习以为常的文化习俗，即便在没有人监督的地方仍会如此。

今天的乡村发展和繁荣，需要安宁有序的乡村社会环境，更需要村民道德素养，乃至乡风文明的整体提升。传统的乡规民约曾经产生过积极作用，但它毕竟立基于传统的礼治文化和农耕社会的家族结构，其中有积极的因素，也有落后于现代文明的成分。我们探索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一方面需要很好地挖掘传统乡规民约的有益因素，使其实现合理的现代性转化；另一方面更要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文化融入其中，以其先进性和合理性有效引导和影响村民，重塑乡风，更好地发挥乡村治理中的进步文化力量。

（摘编自韩伟《中国乡村治理中的礼治文化》）

材料一：

中国书法的基本法则是“立象以尽意”。尽的是什么“意”呢？是“圣人之意”，是天人合一的“天地宇宙之心”，是书法最高层次的“道”。“中庸”思想是“圣人之意”的重要内容，自然也是指导书法的重要理论原则。中庸哲学重视阴阳对立、变化和统一，贵和尚中，相济相成，和而不同。这种思想在书法理论里体现为形与神、力与韵、正与奇、藏与露、巧与拙等辩证关系。这些关系得到协调、统一才能达到一种理想的“中和”境界。

“中和”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书体标准和书体关系。《书谱》云：“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每一种书体都确立了一种自洽得宜的根本规范和评判基准，而各种书体又组合成了一个互补互彰、浑然天成的圆融系统。因此，独立性与互济性是理解每种字体以及各种字体之间关系的必选维度。

“中和”思想还可以让我们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继承与创新。“中”是对立因素或者对立面之间的正确点、最佳点。“中”因时而变，要“时中”，就是在发展变化着的时代、环境和各种关系中去研究并把握住彼时彼地的“中”，必须懂得“通权达变”。我们之所以会迷恋书法，是因为感受到了它的“中和”之美；但是面对多变的具体作品容易茫然无措、不得要领，这是因为不懂得“时中”之意。

“中和”思想，能够让我们大家创作的书法作品更加丰富而和谐，使我们书法的理论与创作相互促进，更加和谐。书法家要有“道”的自我期许，要积极地读书阅世，这样就有可能达到艺术的“中和”境界。

（摘编自何学森《中国书法的“中和”之道》）

材料二：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美育历史，有着非常丰厚的美育传统，“中和”之美则是中国古代美育历史之统领性概念，渗进于五千年的美育传统之中。“中和”之美客观上包含着阴阳相生的观念，一阴一阳，交互作用，相依相合，生成生命，同时也生成美之力量。清代笪重光在《画筌》中说：“山之厚处即深处，水之静时即动时。林间阴影，无处营心。空本唯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指出了绘画艺术的动与静、空与实，真与神的阴阳对应关系，水之静时即动时，在静水之中描绘出暗波汹涌；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通过“实景”暗喻了无画处的妙境。这种虚实、动静、有无相生的审美观念在中国艺术的各个层面都有展现，如川剧《秋江》以老艄公的一支桨的挥动象征性地展示出渡船在波涛中的迭荡起伏，真正做到了“真境逼而神境生”。王国维有言：“‘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人间词话》）。这一“闹”字，于无声处写出有声，在视觉处写出听觉，是一种“通感”，“神境”即由此而生。这里的动与静、空与实、真与神的关系，就是一种阴阳相生的关系，是生命力与神韵美的呈现。

中国古代艺术讲求韵律结构的抑扬顿挫和情感表现，使艺术品整体涌动着一呼一吸的生命节奏，也是阴阳相生之艺术的体现。例如，杜甫的《春望》，诗中有感情的起伏节奏，以国破城陷，草木凄凄，烽火连天，家人遥隔的背景，和面对感时的花与恨别的鸟之情景，衬托了诗人情感的起伏节奏。在语言上，则以“国破”与“城春”、“感时”与“恨别”、“烽火”与“家书”等的工稳对仗，和“深”、“心”、“金”与“簪”等的韵律安排，洋溢着一呼一吸的生命力，这节奏，其实也是一阴一阳之道的生命律动。阴阳相生，成为中国古典艺术之境界与神韵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其神妙之所在。

审美与艺术的统一，是中国特有文化传统。中国美学与美育有着特殊的发展历史，西方的美学与美育基本上以理论形态出现，但中国的美学与美育却基本融解于艺术发展与艺术理论之中，是一种审美与艺术统一的道路。宗白华曾指出，“在西方，美学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在中国，美学思想却更是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艺术的发展。”历史证明，中国有着举世公认的优秀传统艺术，特别是中国的传统书法艺术更是绝无仅有。中国书法以其特有的龙飞凤舞、强劲有力的艺术风貌，深蕴着特殊的感人艺术魅力，为世人所惊叹，以至近来不断有外国艺术家从王羲之和米芾等大书法家的书法中获得艺术震撼与启发，中国传统艺术均有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和”之美的特色与韵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艺术的重视还表现在，强调传统文人的培养必须通过艺术的途径。在中国，“诗书琴画”是传统文人必备的基本素养，这是中国古代的美育，是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的重要途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批判地继承这笔宝贵的遗产，是我们的历史重任。对于中国古代迥异于西方的“中和”之美、审美与艺术统一的基本特征等，我们需要有很好的研究总结与继承发扬，以便在继承与重铸中华美学与美育精神上做出新的探索和努力。

（摘编自曾繁仁《礼乐教化与“中和”之美——中华美学精神的继承与发扬》